總統府前五十萬民眾抗議，中正紀念堂學子絕食，八十歲老翁搖旗吶喊，「要真相、要真相」－－槍擊真相，選舉真相。
每個人都在問：真相在哪裡？
泛綠人士認為真相已白，泛藍卻指出疑點重重，台灣為「真相所撕裂」。
近年來，台灣爭端從族群、阿扁施政成績、兩岸關係，大多數人看到的「真相」不一樣，卻都認為自己看到了真相。
為什麼真相有那麼多面貌？你看到的是真相嗎？
文／楊艾俐 天下雜誌297 2004/4/15
「誰愛台灣」現在是最常聽到的爭論，聖經記載，兩個母親爭一個孩子，都說這是他的親生兒子，請所羅門王判決，所羅門王說，那就切開來，一人一半，其中一位婦女放棄了，所羅門王就把孩子判給這位婦女，因為真媽媽捨不得兒子因切開而死。
「真正愛台灣的，會讓台灣像那個小孩一樣要被撕開來嗎？」文化工作者謝材俊問道。
一群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絕食絕水已過一百七十小時，訴求公布槍擊案真相，十四年前的野百合運動再現。國親聯盟四○三聚會，多張盾牌，寫著大大的黑字，「要真相」，後面站著神情肅穆，鬥志高昂的民意代表和兩黨主席連戰、宋楚瑜。
一位在營建公司女主管，政治中立，先生是泛藍，自從三月二十日開票，國親聯盟敗選後，晚上回家，飯桌上氣壓低沉，太太拒談政治，吃完飯後，太太到廚房洗碗，先生就手拿遙控器，不斷轉著各新聞台，ＴＶＢＳ、年代、東森，一定要看完「文茜小妹大」才肯睡覺。
「轉來轉去，他就是要看真相，」這位都會上班族說，「為了真相，我們已沒有生活品質可言。」
晚上，在中正紀念堂一角，一位八十餘歲的老先生，從三月二十一日起，每天花三個鐘頭，做一百個手工饅頭，從三重坐公車提到總統府及中正紀念堂廣場，捐給靜坐人士吃。在人群中，他默默地坐著，到十一點半，搭最後一班公車回家，有天晚上，這位老先生坐錯車了，走了三個鐘頭才回到家。所有這些也就是為了追尋真相。
這次選舉讓許多選民感受到疑雲重重。開槍的位置、子彈方向、子彈為何落在總統夾克裡，為什麼送奇美醫院，而不送成大醫院？總統輕傷，能夠走動，為什麼到第二天早上才親自現身？民進黨在此期間，有沒有趁機得利？國安機制有必要啟動嗎？到底有多少軍警不能投票而影響選局？這些都引起泛藍支持者懷疑。
真相為什麼那麼難尋？總統府已經公布了陳水扁總統受槍傷的紀錄片，總統的傷痕，副總統呂秀蓮也發表文章，談槍擊經過。有人認為至少大家應該相信槍傷是實，但是仍然有人認為這是自殘，更多人懷疑槍擊案背後陰謀，民進黨順勢操作選舉的真相，地下電台散播「連宋和中共勾結，刺殺台灣人總統」的真相，又許多人認為這是偏見，沒有證據的指控。雙方各執一詞，真相撕裂。許多事都成了羅生門。
泛藍悲憤莫名，泛綠選民同樣有著委屈、憤怒。立法院民進黨團所設的鬱卒專線，十二線不斷響起，有的說要跟他們對幹，一位住在高雄的老婦人哭著，疼惜陳水扁已經把肚上傷痕露給全國觀眾看，民眾還是不肯相信，「祖母疼金孫，再不好，也是我的孫，你們不能欺負他，」立法委員沈富雄說。
「簡直是荒唐，縱使是第三世界國家，總統遭刺，也不會有那麼多民眾懷疑，台灣怎麼了？」一位剛從美國回來的中間人士，一下飛機就對著這樁排山倒海而來的「世紀大疑案」說。
真相應該只有一個，事實卻有很多個，或很多個不同解讀。每個人所選取的事實，再加上自己的意見（事實和意見又有不同）所拼湊出來的真相，形成南轅北轍先入為主的定見。有人認為只要重新驗票已經滿足，有人卻覺得真相永遠不可能水落石出，不管司法怎麼判，刑事怎麼鑑定。
藍綠壁壘分明，逼得每個人選邊站，幾乎每個人也都認為自己公正客觀。但是根據心理學家分析，每個人都帶有先入為主的成見，透過主觀意識看外界，「每個人都戴著一幅眼鏡看世界，」《與成功有約》作者史蒂芬．柯維說，「這鏡片往往左右著我們對外界的詮釋。」
而主觀意識不在心中，是在腦中。最近十餘年來，醫學界對腦的研究突飛猛進，打破很多往日視之為當然的研究。例如憂鬱症並非只是心理問題，有的人是因腦裡某些化學分泌物不足，因此可以藥物治療。
學習障礙，也因為腦中某些神經化學物質失調，而能夠加以補救。
愈拖延，偏見愈不易消失
國立中央大學認知心理學教授洪蘭說，人的腦中有很多神經迴路，用得多的迴路，就會愈來愈粗，傳輸得愈快。當腦中接收到某些資訊時，會自動篩選、判斷，與原有資訊互相加強，就會成為固定意見，也就是成為偏見。
要改變偏見很難。她舉例，如果搬新家，你常會不自覺回到舊家。實驗顯示，金絲雀學會一首歌後再學另一首歌，舊歌曲會一直來干擾，除非讓負責唱歌的舊神經核死亡，春天再重新長出新的神經核，才可能學會新歌。
因此，洪蘭認為，這次選舉疑點，必須馬上驗票，把槍擊事件調查清楚。拖延以後，縱使告訴選民事實真相，已沒有用，選民已經形成偏見。「這就是先入為主，第一印象很難改變，」她說。
另一項著名心理學測驗，更證明先入為主的威力。
這張圖片到底是什麼人？有人會把她看成一個妙齡女郎，有人會把她看成面帶憂戚的老婦人。史蒂芬柯維在就讀哈佛大學時，一位教授用班上同學做實驗。先分別發給兩批同學各兩疊卡片，一疊是圖二的妙齡女郎，一疊是圖三的憂戚老婦人，請他們只看十秒鐘，再請他們看圖一。結果先看圖二的同學都說，這是妙齡女郎。先看圖三的同學都說這是老婦人。其實根據不同的事先印象，說她是妙齡女郎也可，說她是老婦人也可。也有少數人能同時看到兩種圖相。
「不同人對同樣一件事會有不同看法，都能成立，這無關乎邏輯，而是心理因素使然，」柯維說，而且第一印象會主導你後來的認知，也就是先入為主。
這項試驗也證明，雖然別人結論不同，並不能代表他們錯誤，而是受不同心靈地圖的影響。
集體記憶須共感、共享
泛藍與泛綠支持者，不單是對槍擊案本身，也對這次選舉結果有不同看法。從解嚴以來，不同人對不同事件，對歷史、對族群，解釋意見也百花爭鳴。各種意見解釋，都與個人生命經驗、知識背景、家庭背景，甚至與未來個人生涯發展及利益關係有關。
重建互信的第一步，可能要先設法理解，與自己不同的看法。並不是不對，而且對方的看法在他自己腦海裡是合理的，或其來有自。
六十餘歲的台大教授葉啟政就舉例說，從祖父、父親到自己，歷經中國、日本、國民黨。半世紀多，因為統治者交替，而影響到認同哪個政權，甚至嚴重影響個人生涯發展。例如他的祖父十二歲，正準備考清朝的進士之時，台灣就已遭清廷割讓日本。當他父親留日歸來，本在新竹州政府工作，日本人又戰敗，只有結束「公職」生涯，一生都抑鬱不得志。
二次大戰初期，如他父親輩，辛苦受正式日本學校教育，台灣光復後，卻聽不懂普通國語，現實上成為不折不扣的文盲，而且對照國民黨早期在台灣的作為，實在很難認同國民黨政權，反而懷念起治安良好、紀律嚴謹的日本。
另一方面，葉啟政認為，本省人對外省榮民所遭受顛波流離，滿懷熱情地認同中華民國及青天白日國旗，也應該要理解。「他們是整體台灣人另一面的歷史遭遇，一樣不幸，甚至更加為甚，」他說，「也因此，迄今台灣人對過去既不具有共識的集體記憶，也缺乏共感的集體情操，對未來更沒有共享的集體期待。」
例如，在台灣的許多人對日本人的觀感也大為迴異。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國民，深受日本文化薰陶的李登輝，慣用日文思考，講日本話，最驕傲自己深諳日本劍道。但自大陸來台灣另一批新移民，經歷八年抗日戰爭，眼見日本殘虐的人士，至今對日本人深無好感，很難理解台灣老一代對殖民者的懷念。
而李登輝在各種場合攻擊國民黨「請不要讓本土化政權消失」等言論，更讓已在台灣生根半世紀，視台灣為第一故鄉的外省人恐慌。
一位住在北投區的教授，半夜聽到民進黨宣傳車呼嘯而過，廣播著「外省豬」滾回去。「五十幾年來，我第一次這麼膽戰心驚，」她說。
經驗與歷史主觀影響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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