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傳統，是不是有個能夠保證讀書人、士人，他們的超越性可以實踐的社會機制?」。我想這篇文章就主要來回答這個問題。
很悲觀，主要倒也只是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很悲觀，覺得中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傳統，並不存在，或即使存在，也只有非常虛弱的社會體制，可以保障士人們的超越性可以實踐。不過，卻也樂觀的是，這個答案，就只是對於過去的中國。對於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中國，相較於過去，卻是多了點樂觀。
今天，我們可以在中時電子報上看到一位前解放軍醫生，蔣彥永，寫了信給中國人大，政協，要求平反六四學生運動。他說，學生運動是愛國的，而解放軍開槍是錯的……國家，並不同於政權，而對錯，也不是從政權穩定來解釋……
我們或可以先將蔣彥永放在一邊，再回到上篇文章裡一直提到的余英時。余英時對知識份子與中國士人的比較，說到他們都有種「內在超越」，而都不是只是「腦力勞動」的特質而已。於是，因為中國的傳統士大夫經常思及的「天下蒼生」與「道統」的問題，所以也有與西方知識份子近似的特質。我在前文已經將余英時對道統、內在超越等「唯心」論的特質，做了一些簡單的批評---重點也就是在於，這些文化取向的實質主義路徑的分析，實際上將會犯了因為抽象地挪用概念，忽略了社會脈絡，而使得概念在比較的同時，出現了「唯意志論」的任意性:也就是說，會因為意向上，先行地想要在中國社會裡，也找到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因素---知識份子---於是，就先找到了個「中介」的概念，即「內在超越性」，然後再指出「中國傳統士大夫」，也就是西方的知識份子。這種狀況，同樣地發生在余英時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課題上:採用了韋伯的【新教倫理】的概念，余英時指稱明清時代，中國也已經有了士魂商人的賈道……
這種研究方法，使得余英時在解釋中國的資本主義，或是中國的知識份子的作品上，都受到嚴格的批評:陳其南就指出，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制度基礎乃在於家族意理，而非曖昧的儒家倫理。而宋光宇也強調是「家族倫理」與「光宗耀祖」的成就動機帶動而非「儒家倫理」推進明清的經濟發展。實際上，即使不用陳宋二位的批評(當然，學術研究受到批評是常見的，雖有不贊同余英時觀點的，但也會有認同他的觀點的)，我們也可以問好幾個問題，來質疑余英時的研究:韋伯強調的新教倫理，指出了其「入世苦行」的非理性，但這些價值，在儒家倫理裡存在嗎?而又，如果儒家倫理真是有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力量，那麼，為什麼千百年來了的儒家，卻沒成就出個資本主義，反而還多有「重農抑商」的色彩(見【鹽鐵論】)?
同樣的批評，也可以應用對余英時於中國「知識份子」的研究上。也就是說，余英時用「儒家倫理」生硬地類比為「新教倫理」，而在這裡，也同樣地將「中國的傳統士大夫」，去脈絡地等同於「西方知識份子」。於是，就如果我們在他對新教倫理的研究上，從「入世苦行」的精神質疑起，同樣的，也可以質疑余英時將「內在超越性」之此概念的掌握，及這概念是不是可以應用在中國的傳統士大夫身上。西方知識份子所具有的「內在超越性」，在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身上，找得到嗎?而又，如果傳統士大夫真的早就具有西方知識份子的內在超越性了，那麼，為什麼千百年來的中國士大夫，沒有成就個現代的中國，反而，正如同余英時自已說的，中國的士大夫，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從原本國家的核心地位，而逐漸邊陲化---甚至，不只是逐漸的邊陲化，還在這邊陲化的過程中，經歷文革、流放，甚至是出逃國外……
從借了「新教倫理」，而提出「儒家倫理」，再到「內在超越性」，類比「傳統士人」與「知識份子」之間的關係，這一段我的重點是在方法論上的，倒不急於進到有關知識份子的討論。我想說的是，余英時的研究方法，也許自覺或不自覺的，因為太關心於中國的發展，想像中國是不是也有西方發展中的原素，於是，就從他的文化研究的路徑，以「入世苦行」或者是「內在超越性」等的概念，也來找中國的資本主義或是知識份子。這種方法，很容易就會有種去脈絡的「唯意志論」的意向性。那就好像是我們然後閉上了眼睛，然後心理一直想著什麼顏色，我們在張開眼後，會特別容易在空間裡，注意到這個顏色一樣。研究前的意向，不僅僅影響了問題意識的形成，同時也影響了對於資料的選擷，及對這些資料的詮釋。這種研究方法，就像是一個充滿著夢幻，心理一直想著青蛙與王子之間有什麼差別的小公主一樣，希望她的一個吻，就可以讓青蛙變成了王子---
青蛙與王子之間的差別，不只在於蛙腿的長度，或是眼睛的大小，那將是整體個體有機的差別，而且，甚至不只是這些細胞、組織、器官、系統的結構不同，青蛙之所以是青蛙，還是因為它所生長的是個水池，而王子之所以是王子，還不是一般人，也因為他成長的是在皇宮內院……是一個結構性的差別，造就了王子與青蛙的不同，我們不能想著一個吻，就將青蛙變成了王子(反之亦然)。中國與西方的差別，不只因為知識份子、不只是因為文化不同，急忙地想要找到個什麼答案，讓中國現代化，除非是幸運地遇到了個被巫婆上了咒的王子，否則不只是丟了金球，還會因為吻了青蛙，而滿嘴的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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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的研究有問題，不過我們又何曾看過多少篇人文社會學科的文獻，人家說是沒有問題的呢?但是，我也並不想這麼鄉愿地說，反正大家都有問題，所以余英時的研究還是有價值的。是的，當然有價值，重點不是有沒有價值，有沒有價值的問題，不是個客觀的問題，而是對於誰，在什麼時間點上，於什麼問題間，有了怎樣的價值---1992年，中國六四事件後好幾年了，政治社會比較穩定，而經濟也快速發展，在這個時候，也許，提到了知識份子的「內在超越性」，也就有比以前更大的價值，這不只是因為知識份子需要的土壤，已經逐漸成形了，而所謂的「內在超越性」，也從原本漂浮空氣中的「文化」，逐漸生根。
這裡說的土壤，指的是政經體制與社會文化機制---還是留到下篇再談好了。
註:Franz Brentano(1838-1917)，德國心理學家、哲學家，當代格氏塔心理學的奠基者。上文中提到的「意向性」，就是這位心理學家所提出來的，而當代的現象學，也深受這概念的影響。
其實，在新聞台上，已經談了好幾次意向性，也不斷地討論到關係主義。原本這篇文章如預期的，是要開始談「社會結構」的問題，不過，一方面寫著寫著，發現如果談社會結構，沒先將我所想說的「關係主義」與「意向性」談清楚，很容易這裡所說的「社會結構」，又會落入「實質主義」所界定的結構。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能將余英時的意向，談得更清楚一些，而可以從中國，再轉到對當代台灣的知識份子。我想談的是台灣，不過我也得說的，我並不想讓自已變成一個「唯意志論」的台獨份子，因為急著想像自已與中國人的不同，所以丟下所有與中國的關係---也許，得去接受，今天在討論台灣人，最大的限制，也就只是將台灣人對立於中國人而存在。這確是一個重點，但那不是全部。台灣，是世界的台灣，而不是中國的台灣。承認自已與中國之間的愛恨，理解它，再放下它，才能讓台灣變成世界的台灣，讓台灣就只是台灣。
將原植羅琳的照片換下來了，結果很奇怪，竟然羅琳一直在，好像真是巫女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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