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應該是司馬遷吧
一、前言
司馬遷是我國偉大的史學家，其名山之作史記更貴為群史之首，隨著時移世易，中國歷代通史、專史、斷代史汗牛充棟，所給予後人的居然只是人們永遠無法擷取歷史教訓嗎？歷史所呈現的難道只是一幕幕刻板的興衰更迭？懷慕此戒慎徬徨之疑竇，我們希望藉由歷史哲學的概念來研析史遷的治史思想，透過動機、目的、形式、材料四因作為切入點，經緯全文，闢除積慮。
二、歷史價值的出現與轉移
早在西周時，五經教戒大備前，詩書禮樂易皆掌於史官，而詩書禮樂易又是供給教養賢士大夫的材料，因此，史官是文化的操控人，對古代知識起宰制的關鍵作用，必要由文化水準較高的人才能勝任。當時所謂歷史哲學不過是身為史官所肩負的文化傳承之職責，隨著人文精神的煥發，詩書禮樂易皆發展為可供政治得失檢驗之資，史官精神的崇高從此奠定。春秋時，各國皆有史官傳史，史的編修就意味著國家的生命存在，史官的重要性已不言可喻。
直到周道衰廢，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史官被並列為文官，亦不能為禮樂衰敗負起責任，孔子審度知識下放，力圖復興周文，在此想法下，史官的地位與榮譽已經因為周道的衰廢而轉嫁到詩書禮樂易之上，是否擔任史官已不再是傳承文化的要件，故孔子為魯司寇而思作春秋，念王道，明是非，繼絕存亡，以文字形構理想的禮義之邦，喻啟發於一字褒貶，這種思想不單超越以往的人文精神，更為歷史哲學樹立新的里程碑。
三、《春秋》對司馬遷的影響
單從太史公自序來看，司馬遷在三十六歲時，因太史公不能從行漢家之封，發憤且卒，臨死前告知司馬遷必要克紹箕裘，復為太史，此外，援引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勉勵其子繼承孔子精神，論載漢朝盛世，這對司馬遷的影響甚為重大，不啻時遷俯首流涕曰弗敢闕，在與上大夫壺遂作解爭論時，還二度引春秋之旨作為論述基礎。
《春秋》對司馬遷影響之重大，直接反映在其著《史記》時材料選擇的標準及目的上。太史公生前遺命「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告知司馬遷要以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為記載重心，但何以為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司馬遷則求解於春秋，自言「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際，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春秋辨是非的特色，正是其長於治人的原因，故司馬遷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說明了春秋作為禮義之準繩，對人倫分際的規範與影響是絕對權威的。
司馬遷治史的目的，有絕大部分承襲了孔子作春秋所欲產生的影響。其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的理想，推三代之德，褒周室的做法，促使司馬遷意圖從過去的時間線上找尋可供歌誦的清夷治世，因此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這是司馬遷透視春秋終極價值，從經緯萬端的殊異當中釐清歷史常與變之規律的證據，也正是太史公言六家要旨所陳高義。
四、《史記》之發端
事實上，司馬遷對歷史哲學的認識並非止於字句的揣摩，若僅止於此，亦必定無法體現其史觀之高瞻遠囑，故詳究其發憤治史的原因，便更能看清司馬遷作史記所展現豐富的意義。
挾著司馬家族垂官太史的傳統，加之太史公臨終的托付，銜官太史而文采後世變成司馬遷父母雙亡後恪守孝道的特殊管道。太史公曰「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言之鑿鑿，是司馬遷三十八歲為太史令後，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立志寫史記之發端。
直至年四十七，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司馬遷才親身體會太史公當年抑鬱之情，深惟倜儻非常之人，皆意有所鬱結。司馬遷受腐刑後成為宦官，社會地位被貶到最低，人皆恥之，忖思太史公遺言，非但不能廷議盡忠，連銜官盡孝都辦不到，故曰「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報任少卿書〉，曾有數次尋死的意念，然死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又豈能戴著鄰里世人的恥笑離開人間。「為人臣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多了這層反省，不特使司馬遷更明白一字褒貶的內蘊，更建立司馬遷忍辱負重的歷史思想，以及用生命書寫史記，垂空文以自現的決心。因此，李陵之禍可謂史記催生過程的再發端。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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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22 11:05:42 補充
五、歷史意識與材料
司馬遷作史記時的取材，除上述受春秋判準的影響外，也隱含太史公與自身的意識在內。如太史公所言「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云云，於是有「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孫叔通定禮儀……」作為對象。
2007-07-22 11:06:07 補充
太史公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要旨」，司馬遷深得其客觀學養，亦於自序裏二度闡述，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且言「拾遺補蓺，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這裡的「異傳」，還包括別於司馬遷早年所學的伏生尚書，故司馬遷在治史的博觀與客觀訓練可謂青出於藍。
2007-07-22 11:06:15 補充
而司馬遷自身亦具備身為成功史家的條件。其一，司馬遷十歲誦古文尚書，二十即能起身訪視，探禹穴，闚九疑，行走禹舜故跡，對史料考證有絕對的幫助。其二，司馬遷於朝堂，念主上為李陵陷敗而慘愴怛悼，適蒙召問，直言李陵戰功，而事前毫無私交，但憑常日觀察，以為誠奮不顧身以報國家之人，乃被以為誣上〈報任少卿書〉，此種敏銳的觀察力，是整齊史事前因後果之憑藉，且能以往日所為斷今日所疑，正是歷史重其啟發性，而能垂青萬代之資。
2007-07-22 11:06:37 補充
六、《史記》的形式
史記與春秋在著述動機與目的上固然類似，然其最大差別就在形式。孔子春秋是編年體，雖欲褒貶正義，仍囿於字句之上，但史記採紀傳體裁，在目錄的制定與排列上就凸顯出非常大的自由空間。例如司馬遷觀察敏銳且力排眾議，把極權社會下最基層的地方勢力，用最細膩的筆法描繪出來，「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遊俠列傳第六十四」，大倡其義仁勇。漢室王朝有負於他，雖不便犯顏直書，卻可表彰項羽英名神武於一身，「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2007-07-22 11:06:45 補充
凡此，秉持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的精神，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八十列傳，褒貶尚存而天下盡收，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亦躍然紙上。
2007-07-22 11:07:07 補充
七、結論
西方近代哲學家黑格爾曾說：「歷史哲學就是把歷史置於思想觀察之下，並用存有及認識的終極基礎去理解歷史」，因此，反思歷史的性質、功用和意義就變成一位史家研究歷史的方向，也是史家之所以為史家的素養所在。司馬遷遙思孔子作春秋之大義，含英咀華其上，身陷囹圄而昇華融通其所學，以心死之境界點滴匯聚終極關懷的意象，終於能領略春秋之教，集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大成俯仰世物，而成名山之作。本文篇幅短促，只能呈現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裡所揭露歷史哲學之一端，故精簡言詞，惟務貫穿，望能為史學思路盡一分心力。
參考資料
參考網址
http://www.ylib.com/class/talkout/TalkShowHis.asp?object=Req&;no=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