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趋于恶化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在发展中日关系中，邓小平当年曾这样论述：日本的右翼分子人数不多，能量不小。
当前中日关系趋于恶化，其根源其实还是在于日本右翼势力操纵了政坛，这些人人数不算很多，但能量已经可以与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日本军部匹敌。所以，右翼坐大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
日本民族是善于学习的民族，但缺少独立思考的精神。他们擅长于服从权威和上级，所以，在中日关系恶化的症结中，日本民族其实是被动的，是被少数右翼政客操纵的。毛泽东当年把日本民族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分开是非常正确的。本人新近在中国外交部直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日本人凭什么》一书中，就日本民族长于服从不善于独立思考这一特性做了专题考察，实际上也是对日本民族为何能长期忍耐军部以及右翼政客的倒行逆施的一种解读。欢迎有识之士跟踪研究。
最先把日本人称作机器民族的人是中国学者林语堂，林语堂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学家，尤其对国民性问题有精深的研究，他创作的《吾国吾民》（又翻译为《中国人》）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阐述中国人民族性最好的著作。
林语堂先生在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时，曾经认真地把中国人与日本人做了精细的对比，林语堂把中国人比做老油条，把日本人比做机器人，他说：“日本成为一个好战的法西斯国家，是最合适不过的事，因为日本人行动像机器。而中国不适合于成为同样的国家。因为中国人的个人思想太浓厚，要把深思熟虑的人组成一个法西斯国家，使他们严守纪律地行走鹅步，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林语堂先生不仅敏锐地观察到日本人行动像机器，还注意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与文化模式也与机器无异：日本把西洋文明整个吞咽下去，连同西方所有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以及维新主义。他把这些东西加盖在一个封建社会之上，没有时间去为自己盘算。由此，他的文明变成了机器化，缺少幽默，不近人情。这种机器化而缺少幽默的特征，可以由呆板庄重的日本海关职员和警察身上看得出来。这也可以由日本人桀骜的性格与军人的妄动之上看出来。
世界各国的文化学者对于日本人有多种比喻和假说，比如有“工蜂民族说”，指出日本民族像工蜂一样勤奋而有组织纪律性。又比如说，有“菊花与刀说”，指出日本人是柔美和暴力的结合体。还有“武士民族说”，指出日本人的本质就是武士道等等。但林语堂先生的机器民族说，是最贴切最让人折服的。
走进日本的街道上，很少有人不被日本社会的整齐有序所感染。街上一尘不染，人流整齐有序，公共汽车分秒不差。日本从不停电，也不停水，即使是遇到了地震和海啸，日本人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慌乱之态。每个日本人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忠实地履行着自己职责。整个日本社会也像一部机器，运转精准，几乎毫厘不差。
日本人本身像机器人，而日本人也以制造机器的能力闻名于世。自工业革命以来，制造机器的本领最高的当属德意志民族，但自从出了日本人，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就从欧洲转到了日本。日本造犹如一股飓风，横扫寰宇，不仅德法英这些老牌的工业强国被日本打得丢盔弃甲，就连世界科技的领军者美国人，也无法与大和民族在制造业上交手。
日本人与日本造一样，精准、刻板、一丝不苟，而且不知疲倦。
说日本人做事像机器人一样认真和刻板，可以说一点也不过分。日本餐馆洗盘子一定要洗七遍，一个中国留学生取巧只洗了三遍，结果这个留学生再也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离开日本。这还不算稀奇。日本宾馆领班培训中国员工做保洁示范时，她把抽水马桶洗干净后，还从中舀了一杯水自己喝掉，说：“就按这个标准清洗！”
外国人不管对日本人有怎样的偏见和讨厌，对日本人做事的认真和执著，是绝对说不出一个“不”字的。因为他们常常是因为认真和执著得过度而招人厌烦的。
整个日本社会就像一个整齐划一的机器兵团，行动一致，进退有序。
１９９０年广岛亚运会，约有１０万日本人参加了闭幕式，主场散场后，地上没有留下一个烟蒂，一片纸屑，一丝痰迹，人人动作规矩严整，在场的美联社记者发表评论说：像这样一个比机器还严谨的民族，真是太可怕了。
其实这不算什么。中国的一位政治学教授曾经在日本亲历了一次堵车事件，那种情景足以让全世界的人都感到震撼：从伊豆半岛到东京的公路上，几万辆车一辆挨一辆排了一百多公里。那个时段几乎所有的车都是回东京的，道路右侧堵成一条长龙，左侧则空出一条“无车道”，谁要是开到左侧，可以一溜烟直奔东京。可就是没有一辆车插到空荡荡的“无车道”超行，一百多公里的塞车路上，不见一名交通警察维持秩序。在近十个小时的时间里，车流一步一步地向前挪，一尺一尺地往前挪，静悄悄，听不到一声鸣笛。房宁教授不禁感叹：“他们自己竟把这绵延一百多公里的车龙化解了！如此坚忍、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
这个机器民族不仅严谨精准，服从秩序，还是一个运转高效、不知疲倦的种群。
日本战后几十年了，经济发展水平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跻身世界前茅。但即使在富得流油的今天，东京夜里11点时，大部分的办公楼仍然亮着灯，上班族还在无偿加班，这在日本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上个世纪７０年代，菲律宾人竟发现东南亚一带的深山老林里竟还藏着不肯投降的日本兵，此时二战已经结束30年了。
机器民族一旦被发动起来，就会产生让全世界震惊的力量，这种力量像洪水，又像台风，有时候会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
二战结束前，日本这个“机器民族”曾经被日本天皇和东条英机调教得走火入魔。整个战争期间，这架侵略机器可谓效率惊人，在１９４３年初，本土面积只有３７万平方公里的日本居然控制着亚洲和大洋洲７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这还不包括北至北冰洋、南至澳大利亚的大半个太平洋。整个日本采取全民参战、整体玉碎的举国战争体制，将整个民族的破坏力发挥到了极致。
在塞班岛战役中，得到强大海空军支持的约7万美军进攻孤军困守的4万多日军。日军打到只剩下几千人，而后这几千人却向美军发起了冲锋。他们跌跌撞撞，“有的撑着拐杖，有的吊着绷带，除了缺胳膊少腿，有的眼还被打瞎了。”他们脱掉钢盔，头上捆着白带，“端着机枪和战刀，有的仅仅拿着绑在竹竿上的刺刀，有的甚至赤手空拳，潮水似地涌向美军阵地”；那些没有力气冲锋的重伤员，则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弹。与日军冲锋的同时，塞班岛的日本百姓也开始了大规模地自杀，他们或从崖上跳下，或父母抱着孩子，一家一家走向海里……“整个海面漂满了日本人的尸体。”美军将坦克车改装成宣传车，到处呼叫：“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然而这些呼叫基本无效果。塞班岛之战，美军作战部队起初十分害怕，继而使他们迷惑不解，后来又使他们憎恶，最后却使许多美军士兵表露出真诚的怜悯。日本士兵在洞穴内遭受的惨不忍睹的痛苦以及他们凄然绝望地敢死进攻，使得美国兵要牢记“勿忘珍珠港”的格言越来越困难。一些士兵泣不成声：“日本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自杀？”
日本这架巨型机器在侵略战争中被击溃，但机器民族的格局并没有散架。日本战败后，不少有远见的观察家预计到了这个民族不甘失败的本性，可惜像麦克阿瑟这样傲慢自大的美国领导人忽视了这一点，
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后，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担任中国战区（国民党战区）日军的受降工作。作为一名参加过抗战，对日军血腥暴行仍记忆犹新的中国军人，李默庵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切齿痛恨，另一方面伴随着受降过程，李默庵渐渐增添了许多感慨：被俘日军回国途中始终以正规军人队列行走，毫无紊乱现象，也无事故发生。在缴械之时，日军将所有武器包括重机枪、车辆及自佩武器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并将其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被服、袋具、车辆等物资登记造册，数字清楚，让人感到与其说是缴械投降，还不如说是在办移交手续。
李默庵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对当时的这一切我至今印象深刻，并颇有感受。透过日军缴武器这个细节，可以看到日军平素的军队管理和训练是严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当时我就想，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整，行动如此一致，将来如果领导正确，必是一个可以发挥无限潜力的国家”。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人利用国际政治的有利时机，发挥自己机器民族的结构特长，尽情地发挥了自己民族的制造天赋，创造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
如今的日本人，人口只占世界的1/50，却占有世界财富的1/5。
日本人服从权威，便于指挥，运转协调，整齐划一，如果领导得当，便是得心应手的生产工具，是世界上罕见的优质劳动力集团。但如果领导方向出现偏离，这架机器就会成为人类社会的洪水猛兽。日本兵在先前侵略战争中的暴行已经让世人切齿痛恨，而日本国内存在的奥姆真理教的毒气屠杀行径也让世界人民大惊失色。
日本人长于生产而拙于思考，长于服从而短于思辨，尊重群体而忽视个人，强调共性而抹杀个性。他们是好的跟从者和执行者，却不是优秀的领导者与规划者。曾经在日本做了八年大使的新加坡学者李炯才这样描述日本人的长短：我发现日本人是行动多于思考，他们宁愿让其他人替他们思考。目前，似乎有日本个别议员在作这种思考。以“黑幕”为后盾的极右翼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在对政治思想家施加压力，他们想要日本恢复战前“成就”中的荣耀。
日本一直是一个有严格差别的等级社会，这种等级制度像一个金字塔，位于塔尖的是日本皇室和政治家，下面便是沉默的臣民。观察日本人的动向，首先就要观察位于金字塔尖的指挥者的动向。
迹象表明，日本的极右势力已经占据了金字塔的顶层，他们正在发动整个国家机器。阻止其发动机器是不可能的，但采取坚决的措施，遏制其“蠢动”的做法，则是必须的。
林语堂先生通过对日本这个机器民族的解读，曾经对日本人如何改善中日关系与遏制军国主义的冲动提出过中肯的意见：中日两国的接近，必须日本政府的内部发生变化，文治派领袖能约束军人，才可以想象到。这一点不成功，即使世界上最佳的战争机构也不能把日本从自然的动力和反动力中拯救出来。
如果不是由和平主义者控制日本的国家机器，那么日本走向右倾军国主义方向则几乎是注定的事情。让人沮丧的是，日本人正被少数狂人引向无法预知的深渊。
笔者观察日本人的动向已经有多年了，从１９８４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开始，人们就能嗅出日本机器兵团将要转向的信号，到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小泉首相连续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人们基本可以断定日本人整体转向的路径。
一场通向绝路的民族悲剧已经拉开了帷幕……
一个人的悲剧是由其性格决定的，一个民族的悲剧又何尝不是如此。日本人有超强的经济实力和科技能力，却并不表明其具备超强的领导世界的能力。日本人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享受到了绝大的好处，通过贸易和科技完全可以达到一流国家的目标，却非要发展军备、追求武功，以战争手段确立霸权，这又不能不说是这个民族难以摆脱的悲剧命运。而其悲剧命运的起因，又来源于机器民族的先天因素。
孙中山先生１９１８年曾经忠告过日本右翼势力：日本人既可以成为东方民族王道之干城，又可以成为西方民族霸道之鹰犬，何去何从，惟日本民族自决自省。
日本人特别日本右翼政客没有听从这位先哲的金玉良言，毅然决然选择走军国主义侵略的霸道路线，终于撞得头破血流。
如今，日本民族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命运抉择，是生存还是毁灭，惟日本人自己掂量。如果听任右翼势力霸占政坛，则日本民族由倾覆之忧。如果人民起而抗争，则右翼势力亦不可怕。国际社会也应当声援日本民间主张和平的左翼人士，而不能听任其孤军奋战，趋于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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