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體制的大轉折
隋唐以來，封疆大吏在地方坐大的例子屢見不鮮。明清尤甚，許多大員往往把持一省或數省軍政，成為中央政府的心頭大患；民國時期尤為突出，軍閥們各鎮一方，實際上形成了與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割據狀態。
中共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先由零星的相互分散的根據地逐步發展而成為一統天下的局面，是“從分散走向集中統一”的典型，首次改變了歷史上各朝各代崛起的相同歷程，這已經是中國政治體制的一大進步。說明中共的崛起，不僅在於順承了千年國運的延續，更在於吸收了先進的國際進步因素。
但是在中共建國後，經過短暫地震盪（高、饒事件），這種良好的變革又一度回到了傳統。政治局委員們集中在北京，只是通過到各地調研來瞭解、掌握情況，把握全國的發展。政治體制的先進性失去了光輝，並在隨後發生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政治體制跌入後退的深淵。
改革開放後，政治體制有了巨大的轉變，其突出的特點是政治局委員坐鎮地方，並持續下來。但是，這種政治體制的局面只是政治局委員坐鎮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實際上是政治體制的一種過渡形態。
十六大後，政治局委員坐鎮地方的局面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俞振聲出鎮湖北，坐鎮華中；王樂泉出鎮新疆，坐鎮西北；其他的政治局委員坐鎮的地區雖未發生變化，但從總體上看，政治局委員坐鎮地方的政治體制已經十分明顯，已經在事實上形成了政治體制的大轉折。
這必須從中國經濟的發展來分析。目前，中國的經濟區域或者說經濟增長極已經顯露雛形。
長三角、珠三角已經毫無質疑，是公認的兩大經濟區域。另外則有環渤海經濟發展圈的提法，基本上切合實際；關於東北振興成為中國第四增長極的提法倒值得商榷。從日益成熟的東北亞自由貿易區來看，東北經濟必然要結合到或者融進環渤海經濟發展圈中；因為從遼寧沿海來看，完全可以成為廣大的東北地區的出海口，並且可以順勢走向日、韓等東北亞地區；所以說廣義的包括東北在內的環渤海經濟發展圈是中國第三大經濟區域應該正確。
再就是大西南、大西北，這兩大區域都有漫長的邊界線和充分的國際貿易潛力；中國已經與東盟簽署了CAFTA，日前又聞要籌畫中亞自由貿易區，可見這兩大區域的重要性。 最後則是以華中為中心的廣義上的縱深地區，這裏離中國的每一處邊界都很遠，是真正的大後方，但是地理位置十分關鍵：九省通衢。連接東南西北。
適應六大經濟區域的形成，也就完成了政治局委員坐鎮地方的政治體制的大轉折。這種大轉折的益處非常之多、非常之巨。
一、可以有效地遏制地方大員的貪污腐化，起到整肅吏治，選拔人才的作用。當前來看，地方大員抗衡中央、威脅中央統治的情況自然不會再有；但是地方大員的貪污腐化卻令中央頭疼。每年都有大批量的地方大員紛紛落馬，不能不讓中共十分難堪。改變這種局面的一個良好嘗試不外乎政治局委員坐鎮地方來震懾，並且坐鎮地方的政治局委員可以聯繫地方的中紀委委員，共同起到遏制地方大員貪污腐化的作用，並且可以就近選拔優秀人才和骨幹。
這從另一個角度折射出了中共核心內部對於省部級高級幹部失去了某種信任，只能通過最高決策層的組成人員對地方和大區域加以控制。我們回顧這幾年的反腐歷程不難發現：有政治局委員坐鎮的地方，反腐的大案、要案就少得多，甚至是沒有，像上海、天津，哪有高官落馬？但是政治局委員沒有坐鎮的地方就大不一樣：湖南、雲南、廣西、江西等等，落馬的全是高級幹部。所以說，貪污腐化與政治局委員的震懾作用是直接相關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還真的需要政治局委員坐鎮地方。
二、可以有效地承擔起指導、調整大區域經濟和地方經濟發展的重任。人民銀行已按大區進行了重新劃分，但是還不夠，顯然不能完全適應大區域經濟發展的形勢。通過政治局委員坐鎮地方，不僅有權力，而且有決策所需的人力資源和資訊資源，指導、調整、協調大區域經濟的發展就會切合實際。
從這個意義上講，西部大開發也有著為政治局委員坐鎮地方進行物質準備的含義。西部窮鄉僻壤、地近荒蕪、條件惡劣，自然達不到政治局委員坐鎮的物質和生活要求。而國家提倡開發大西北、開發大西南後，幾千億資金投進去，條件自然改善，相應的配套措施也會大有改觀。並且經濟總量發展了，規模上去了，也就當然值得政治局委員坐鎮於彼了。例如，新疆的大開發，雲南昆明因世博會的大投資等等，都含有此意。
現在來看，只有大西南還沒有政治局委員坐鎮，但是很快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會有政治局委員“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南望，懾天狼。”
三、可以更充分地保障中共中央首腦的安全。
我們知道，朝鮮半島局勢一觸即發，戰火一旦燃起，北京不免“城門失火，池水遭殃”之苦。另外，對於北方的俄羅斯，中國也沒有很好的防禦地形，只有一片平原，俄羅斯快速反應部隊在三天之內可以直達北京城下。所以，將北京設為首都，中共承擔著極大的安全風險。這都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了，很難立即解決，但是必然要通過逐步的運籌加以轉化。
最安全的自然是華中的廣大縱深腹地，目前有俞振聲在此坐鎮大力經營，局面自然大有改觀。或者以後遷都於湘、鄂，亦未可知。
政治局委員坐鎮地方，自然可以分散中央的風險。比起全在北京，一個核彈全完蛋自然要安全的多了。由此可以推知，坐鎮地方的政治局委員在政治局的分量，以及中共核心內部強烈的集體主義觀念。我們可以看出，中共對於國際形勢的認識是十分深刻的，也是籌謀周密的。
我們可以想像，北京對於俄羅斯是一望無垠的大平原，沒有什麼有利地形。但隨著前蘇聯的解體，中亞則相對安全得多了，在中亞的五國當中，誰有實力與中國抗衡？因此，王樂泉毫不猶豫地到了最前線，其實相對北京還要安全。
四、可以充分發揮大的經濟區域的能量，拓寬國際貿易空間，加強國際區域合作，謀求國際安全和平衡。六大經濟區域中，有五個區域有著漫長的邊界線和廣泛的國際貿易、國際區域貿易的巨大優勢，自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有政治局委員坐鎮經營，問題、資訊都會十分及時、全面、實際，解決起來就有利的多，發展起來也會快得多，更容易抓住機遇。
另外就是國際安全。像薩達姆，一旦垮台，鄰國都不敢去；設若中共遭遇不測，跑到哪里？鄰國能去麼？因此，經營地方成為在安全和發展因素下的必然選擇。而最高決策層直接經營地方，更是最有力、最容易有效果的。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共對於中國的認識，一個是在發展上有了更深刻、更清醒的認識；一個是在國際安全、地區安全、內部安全等安全方面的認識更加深刻、更加實際、更加有效。現在流行起來的“非傳統安全”的說法，其實不過是中共對於安全問題的認識和理論的“冰山一角”，我們可以想像中共的理論寶庫和智囊團的高深。
其實，歷史上的王朝，在決策層內部都有著與外界極大的隱秘，現在也不會例外。
五、可以更有效地分散中共政治系統內部的競爭性風險。政治局委員都集中在北京，不用他們爭權奪利、明爭暗鬥，他們的下屬們說不定早就起摩擦、競爭了。分散開來，倒是避免內部競爭風險的有效途徑，同時可以增加整個政治系統的穩定性。可以使最高決策層的資訊渠道更加暢通，更加全面、及時，最高決策層的政策傳遞更加有效、及時、準確。
一個方面，可以起到組織層次“扁平化”的效果，改變幾千年的“高金字塔”的政治組織層次結構；另一個方面，是使最高領導者的出現有了更多的從基層出現的機會，優化了政治體制。使得最高決策層更能夠代表、反映大區域的願望，彌補了民主政治制度不足而不能反映地方或區域的願望和意志的缺陷。從而最大可能地優化政治體制及結構，降低政治系統風險，穩定政權。同時，這也標誌著中央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力求集中精力、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決心和實際行動。
六、有利於形成良好的競爭機制。政治局委員們到了地方，為中下級官員“下鄉”開了先河，必然會鼓勵青壯派“下基層”、“到邊疆”，激起昂揚的進取精神，促進地方事務的處理、解決。
這裏，我們不能不談一談坐鎮地方的政治局委員們。他們的工作既有中央最高決策層的內容，又有地方或者大區域的內容，還有社會方方面面的內容。這對其能力和魄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對於其工作給予了極高的期望。俞振聲解決了報刊濫發行問題，張德江提出廣義的“珠三角”，都體現了這一點。
另外，對於坐鎮地方的政治局委員必然配備了陣容壯觀的智囊團，於是，既形成了最高決策層在全國的網路分佈，又形成了智囊團在全國的網路分佈，從國家的核心首先形成了在全國家的網路分佈，這在中國不能不說是政治體制的歷史性轉折和進步，在發達國家，也大致如此吧！
總之，雖然政治局委員坐鎮地方的總體格局沒有盡善盡美，還差著那麼一點點兒，但是從目前政治局委員坐鎮地方的格局來看，中共的政治體制已經完成了大轉折，具有鮮明的與時俱進的時代特色，有著極大的先進性、進步性，當然也具有極高的工作效率。改變了古往今來的政治體制，有著明顯的科學性、優越性，是對政治體制的一種突破和有益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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