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向世界發出了明確的信號：加強中共的執政能力。通過會議，胡錦濤繼任中央軍委主席，再次實現了黨、政、軍的絕對統一，使得中共再次將黨政軍集中起來，走向決策統一。
但是，在高度集中統一的政治體制形勢下，核心決策層的多元化趨向卻進一步走向明朗。
十六屆四中全會前後，慶祝人大、政協成立55周年的活動先後舉行，中共再次強調了人大、政協的重要作用，預示著人大、政協在中國政治體制中的地位將迅速改變乃至於提升，發揮完全新的作用。
中共政治體制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徵兆，這種變化的徵兆可以概括為：多元化與集中。
多元化，是指對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等事務的管理多元化，在迫切的發展壓力和發展過程中，對諸多事務和區域發展的苦心培育、經營多元化，對政治體制下的官員、幹部隊伍的統帥領導多元化。
基本上仍然沿用、繼承延安時代的在中央的分權制，以及在區域發展戰爭的分權制。政治局委員分佈個大區域，政治局常委分管一個大領域，構成了這種分權制的基本框架。
不過，這與文革後的二十多年的倉促發展相比，是一種大的轉折，說明在新的發展過程中，中共意識到了控制關鍵區域、關鍵領導、關鍵方向、關鍵指標等關鍵控制點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直接導致了核心決策層直接進行關鍵控制點的控制，不再像是集體討論通過那樣失之於形勢。
六個政治局委員坐鎮地方，國防、軍事、公安、宣傳、組織人事、農業、經貿等領域各有政治局委員執掌；整個國家、黨的事務又分為國家黨的發展方向、立法、行政施政、參政議政、黨務、國直資本、紀檢、文宣、司法九個方面由政治局常委執掌，分權體制由粗而細，完全形成。既有日常管理的多元化，又有苦心經營的多元化，還有統帥領導的多元化，基本上承襲了延安時代謀求全國政權體制的模式。
胡錦濤上台伊始，極力推動延安精神，大力提倡兩個務必，復古之風一時紛紛揚揚；公開宣傳政治局集體學習，營造了團結一心、分權經營的良好氛圍；加之以人本觀念的提出，贏得民心，真正實現了延安時代分權管理、分散經營的團結一致的政治局面，勞苦功高。
但是，分散經營、分權管理之下，必須強調絕對的統一。
集中，是党的領導管理權力的絕對集中，對於領導管理國家的權力必須絕對絕對集中統一於黨；是黨的決策權力的絕對集中，對於國家事務的決策權力必須絕對集中於黨；在分權管理、分散經營、分別統帥謀求發展實現重要突破的前提之下，決策必須集中起來，政治局全體集中統一決策是一個層面，政治局常委全體集中統一決策是一個層面，中央委員會全體集中統一決策又是一個層面。
如果說，黨政軍集於一身是一個象徵，重大決策的集中則是實質。
近來，國務院常務會議的熱度很高，直接影響經濟走勢、股市，但是經濟領域的重大問題則必須由中央統一決策，“江蘇鐵本”事件後，多個常委、委員都赴江蘇考察，可見決策不光是國務院的事，當時，羅幹、李長春都曾經實地考察過江蘇。
中央軍委擴大、調整了，可以獨立承擔對外一戰的重任了，獨立性強了，總書記也擔任軍委主席，再次將決策權集中統一起來。
日常管理、經營分權制，重大決策集中統一制，動態的集中分權體制形成了。這種體制的形成，來源於延安時代的體制，結合了發展的要求，適應了變化的需要，是一種“戰時體制”，是一種“爭奪體制”，是一種“追求體制”，更是一種逐鹿世界舞台的體制。
在這種體制下，地方體制順序而成，自然可期，執政能力必然強化。全國上下一盤棋，從總體上把握形勢，從全局解決問題，中共的這些術語決不是套話，而是實實在在的內涵。
西方是三權分立，有些國家是集中體制，台灣是五權分立，都有缺陷。三權分立下，政、法、監三權內鬥不已；五權之下，類似於三權，且又有專制之嫌；集中體制易生專制，政權不穩定，變亂橫生；在歷史上都是起過巨大作用的，現在則弊病叢生。
中共的分權管理、集中決策，更具靈活性，更有生命力。畢竟，是集中了大陸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實務的精英們的科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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