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媒體的惡質表現，近來成為舉國民眾觀注的焦點，改革媒體的聲浪逐漸高漲。對於媒體應如何改革（特別是電子媒體），目前我們聽到了兩種說法：其一是主張自由化；其二是公共化。
昨日（2001/12/23）聯合報在社論上力陳，只有透過自由競爭（即自由化）才能去除政治力干預媒體的問題，該社論並引述美國學者所做的調查，指全球的媒體多由私人持股或政府持有，而由政府控制主要媒體的國家，有新聞自由較少、公民權利較差等的問題。然而吊詭的是，該報在第3版刊出的獨家報導搭配雜誌販售璩美鳳性愛光碟後續發展，卻是因為媒體在自由競爭下，為了謀取最大利益所產生的惡果；而聯合報為了分一杯羹，也照樣跟進連續幾天大篇幅報導，這與獨家報導的蠻橫作為有何差別！而這種消費璩美鳳事件的剩餘價值的作法，對璩的公民權利又保障了什麼？據此，自由競爭是否能達到聯合報在社論中倡議之媒體須實踐社會責任，不無疑問。
聯合報大力主張自由化策略，其理由是台灣政權輪替後，政治力仍有控制媒體的嫌疑（如對台華視的人事任命），但更深層的因素恐怕是，自由化才能確保包括聯合報在內的主流媒體在言論市場上已建立的壟斷地位。熟悉台灣報刊發展史的人都知道，威權時代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在國民黨的刻意扶植保護下，逐步發展成報業集團，囊括所近七成的報業市場，嚴重壓迫其他報刊的生存。國民黨政府在解嚴之初針對媒體市場的發展，曾有「有限度開放」及「全部開放」的爭論，而後在兩大報的壓力下（當時兩報發行人王惕吾和余紀忠仍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國府採取了完全開放策略。完全開放無異更加助長了兩大報的勢力，即便在解嚴後幾年，台灣報業市場呈短暫百花齊放的景象，但沒多久，後起的媒體（如獲知識份子好評的首都早報）便逃不過倒閉的命運。
自由化的弊病更反映在媒體因為意識形態不同所產生的黨同伐異，以及為爭奪收視率動輒走偏鋒的運作邏輯上。就聯合報和中國時報來說，因為其與國民黨政府的「友好」關係，成為維護這個保守、打壓異己的政權的「幫兇」，向來為知識份子或輿論界批評；諷刺的是，解嚴至今，甚至台灣已經歷了政權輪替，聯合報和中國時報仍被冠上「統派媒體」的稱謂，難道不應自我反省？（事實上，其他因特定意識形態而被冠上「特殊」稱謂的媒體還包括：親李登輝的自由時報被稱作「李報」；台灣日報因親民進黨，而被稱作「本土媒體」
；民視被稱作「獨派媒體」，TVBS則被封為「統派媒體」）。在電子媒體上，為了爭奪收視率，無線和有線電視台在新聞和節目的處理上，不惜走偏鋒，以揭發公眾人物隱私為擅，這樣的媒體表現對台灣的公民權利和文化福祉又提供了什麼樣的保障？
如果說自由化有其策略上的盲點和不足，也許應該思考公共化可以提供什麼樣的補救。聯合報在社論中指出，「儘管有少數經營出色、表現獨立特色的公共營媒體例證，但這種例子不能概括地推論為普遍現象，恐怕也不適用於台灣這樣政治力滲透無所不在的社會。」這裡，該社論明顯的「看衰」台灣沒有發展公共媒體的可能性，且也沒有檢討究竟是誰造成了台灣社會的這種缺乏（聯合報、中國時報和其他媒體是共犯之一）？須知，台灣社會不能因為沒有這種可能性就完全不做，這樣無異是嚴重扼殺台灣社會的創造力。
媒體公共化早在1993年時就已被提出，只不過因為當時自由化聲浪高漲而未受太多注意。如今，台灣社會在飽受商業媒體多年的「意識形態荼毒」之後，正是思考媒體公共化這條路的最好時機。公共化雖然不是解決媒體所有問題的萬靈丹，但至少目前還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對台灣媒體而言，如果真要實踐社會責任，必須更加認真地看待媒體公共化這個議題；而對台灣民眾而言，公共化的好處至少是，可以看到更多就是論事、持平、公正的報導，而不是某些媒體一味的吹捧像馬英九之類的政治明星。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