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9那天學妹Wu問了一個問題，她基於在別人的課堂報告上，看見某人援引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中的觀點，攻擊某文本中再現的父權結構。
學妹Wu認為：既然已經是在父權結構中再製的文本，其中的父權話語其實已經昭然若揭，這樣的攻擊，或說這樣的研究策略，其還有多少的有效性？
我以為在目前的女性主義文學研究中，《性政治》已經是經典著作，但同時，它也屬於「古典」的了。我的意思是，經典留給我們的遺產，即使不是在某種影響的焦慮下被創造性的誤讀，也在具體實踐中，因為實際上的需要，修正了操作其理論話語的策略。
Militt最重大的貢獻，是建構了「父權」的概念體系，此一術語已經成為女性主義者或討論女性主義的人所使用的標準語彙。
父權制度誇大男女的生理差異，以確保男性擁有支配角色、女性擁有附屬角色。社會藉性別角色刻板化的過程，使婦女接受她們次等的地位。而父權制度的主要支柱，是Millett所言的「性政治」，這是一套藉個人男人支配各個女人之方式存在的人際權力制度。
Millett更進一步指出父權即使在女性享有公民權利之後，仍藉由學校、教堂、家庭等機構，迫使女性接受刻板的性別角色。使女性接受男性支配女性的意識型態—社會利用婦女畏於被視為不正常、不可取的心理，成功地使她們接受僵硬的性別角色，倘若女性不服從這套想法，摒棄其女性特質，不屈從於附屬性，男性便用強迫的方式迫使女性就範。
針對基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相較於Mary Daly,Militt屬於早期)，其他流派的女性主義對其批評（主要是社會女性主義與馬克思女性主義），認為在方法上決定論色彩太濃，在女性歷史的耕耘太少（也就無法說明婦女處境之因果關係與歷時性變化），而就後殖民立場出發的女性主義者，則批評基進女性主義者，不太注重種族與階級議題，而可能只是一些白種、較為特權的女性孤芳自賞的空間（這樣的批評在希拉蕊的初選上又再次成為議題：第一位黑人總統與第一位白人女性總統）。
更直搗核心的，是Joan Cocks的批評：它太自戀了。基進女性主將自己界定於男性文化的對立面，而使自己永遠陷入反叛之中，近乎天真地強調、重視「異己性（otherness）」的獨特珍奇與效力。這種反叛與分離，最後對男人與女人都沒有好處，因為若如基進女性主義者，將理性／感性的二元對立，置入男性理性、女性感性的框架中的話，等於是放棄了對抗父權制度的一項重要武器。
Jean Elshtain 認為基進女性主義者錯誤地主張女性與男性在「本質上」是兩種生物，而且男人是邪惡的，女人是無辜的。這樣的本體觀必然導致方法上無可救藥的目的論，這不僅在文本分析上是個僵局，在政治實踐上也是危險的。我私以為Elshtain看法很有見地，政治是一種權力與利益的分配，其「公平」與否，乃在於參與分配者的多數決（亦即在分配當下不在圈內者，無緣置喙），以及資本多寡（這裡的資本是布赫迪厄式的），漠視既有政治運作的規則，其結果就是被體制放逐，乃至於失去影響力。部分基進女性主義者，刻意將政治醜化、污名化的結果，犧牲的是政治實踐上的成果與其所帶來的影響力，這對於行動導向的女性主義流派來說，是非常嚴重的缺失，而所成就的，就是其過於自戀地在文本上建構女性空間之烏托邦（對於非受過大學教育之白人女性，此烏托邦的吸引力極低）。
進入政治權力運作的機制之內，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可以將已身之異質性，散佈至機制之內，注入可以在權力核心之中繁衍後代的異質DNA，持續產生影響力，然而吾人不得不注意的，若從傅科式的角度來看權力話語，被體制「馴化」似乎是難以避免的問題。就像是注入幹細胞要抗癌，結果幹細胞反過來幫癌細胞一把。
回到學妹Wu看別人報告時的當下。我想談談援引理論的問題。理論本身也是某種歷史脈絡下的產物，它是許多心靈面對當時歷史脈絡下的問題，試圖提出的回答或解決方案，理論無論偽裝地如何具有全面性和真理性，但身為其閱讀者，我們反而最需注重的是其針對性和有限性，以免陷入錯誤的歷史脈絡，卻「自以為義」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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