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曾寫道：「這個世界是個好地方，值得為它去奮鬥。」後半句我同意。
火線追緝令這齣戲主要是在敘述約翰．杜（凱文史貝西飾）看見美國社會人性的醜陋，以天主教教義「七宗罪」為宗旨，進行一連串的殺人事件，並闡揚「只有這墮落的世界，才能說受害者是無辜。」
這部影片的劇情是以天主教中的「煉獄」發展出來的。所謂的「煉獄」就是指人死後，完全純潔的靈魂就可以上天堂，而生前若是罪大惡極，就必須進入地獄受永罰；小罪或罪不至惡極者，既不能上天堂也不能下地獄，必須進入煉獄裡受苦，等到洗滌完自己的罪孽之後，才能進入天堂。約翰．杜觀察社會上的「罪人」，以天主教的「七惡」審判，並期望他們進入煉獄接受懲罰。「路途漫漫而艱苦，一出地獄即見光明。」一開始約翰．杜就引用米爾頓的《失樂園》來闡述自己的信念。
本片提到現今社會充滿冷漠與危險；沙摩賽警官（摩根費里曼飾）說道：「一個男人去溜狗，遭到攻擊，被奪去手錶和金錢，他倒在地上，兇手持利器刺瞎他雙眼。我已無法了解現代人在想什麼。」；沙摩賽坐在計程車裡也看到有人受到攻擊倒在地上；這部影片劇情的鋪陳，讓觀眾很明顯感受到現今社會環境所充滿的危險。然而仔細聆聽片中的音效，時常可以聽到有「尖叫」的環境音穿插在內。至於現今社會的冷漠；「想要人聽你說話，拍拍肩膀是不夠的，必須讓他震撼一下，這樣人家才會聽你說話。」約翰．杜對著米爾斯警官（布萊德彼特飾）說。沙摩賽對米爾斯也說道：「在都市裡的人們都學會少管閒事，婦女自救守則第一條，若遇到危險喊救命是沒用的，必須喊救火才有人注意。」；而約翰．杜雙手與衣服沾滿鮮血走進警局自首，走到警局中央對警官大喊，才有人注意到他。以上敘述劇情的內容，都顯現出這部影片所觀察到的社會冷漠。
本片也探討了過去文化與現今文化的差異。媒體評論家尼爾波斯曼（Neil Postman）在《童年的消逝》一書指出，西元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初，由於印刷術的發達，產生了文藝復興，也誕生了一個「印刷文化」，當時的「成人」是指接受嚴格的識字教育之後的人（指除了識字以外，還學習修辭學、高深文法、古典語言學……等），十九世紀中，由於「影像革命」（相片、電視、電影、平面廣告）的出現，印刷文化所產生的識字教育逐漸消失。片中當沙摩賽與米爾斯在案情上遇到瓶頸時，沙摩賽選擇到圖書館看書了解更深入的天主教教義以便了解兇手心理，而米爾斯選擇絞盡腦汁反複觀察命案照片，從照片中尋找兇手遺留的線索。這樣的一段劇情，導演大衛芬奇運用交叉平行剪接，並結合李斯特的愛之夢小夜曲，然而在音樂慢慢淡出之後，配合米爾斯的台詞：「去他媽的但丁，舞文弄墨的同性戀狗屎。」似乎在諷刺著現代文化對過去文化的鄙視。而在現代人的眼裡，往往會灌入一個標籤「文采高雅的人都是娘娘腔、同性戀」。
約翰．杜在劇中曾寫道：「人是可笑的傀儡，在破舞台上起舞、跳舞、做愛、作樂，完全不關心世界，不了解自己毫無價值，人並非為此而生。」這句話用來解釋現今社會的冷漠或許會比較貼切，但是拿來與尼爾波斯曼的觀點作結合，或許會有不同的解釋出現；波斯曼在《童年的消逝》也指出，中古世紀的歐洲，由於日耳曼蠻族的入侵，羅馬文化受到摧毀，當時的歐洲沒有文化可言，因此成人並無羞恥心，所以時常在公眾場合從事性行為、暴力行為……等；再回到約翰．杜的觀點，可以發現到很貼切的在敘述現今的社會，我們到處可以看到車床族在搖晃，有人在電影院、公園也從事性行為，家暴問題處處可見，少年鬥毆已經不是家常便飯。或許現今的社會已經變成和中古世紀的歐洲無異，而這就是所謂的「現代主義」吧！
中古世紀，侵蝕歐洲文化的是日耳曼蠻族；現在，侵蝕社會道德觀念的是工業發達所造成的人與社會脫離、人的自我膨脹和人性的淪喪。在劇中約翰．杜、沙摩賽與米爾斯都具有不同的觀點；米爾斯並沒有所謂「生存信念」，他對生存的概念是走一步算一步，而從他對但丁的批評中，也看得到對傳統文化的不認同，自我意識高漲，行為打破常規，米爾斯代表「現代主義」。反之，約翰．杜運用七宗罪宣揚對現今的社會道德敗壞作噁，他的生存信念就是「闡揚天主教教義」；他的行為就是一種「反抗、抗拒」，失去理性但具有反省，對現代文明產生反抗，並企圖回歸到過去文藝復興時期充滿文化的世界，約翰．杜代表「後現代主義」（註１）。沙摩賽在片中提到「讓我離開這個鬼地方」、「我怎麼可以讓孩子出世在這個爛地方」，這都顯示出沙摩賽對現今社會道德的淪喪反感，但是他冷眼看待這個社會「反傳統」、「反文化」，看著現代人自我膨脹、標籤氾濫，並沒有反省的意識存在，他代表著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中庸」。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抗衡點在於現代價值觀與宗教信仰的差異，因此劇中米爾斯認為被約翰．杜殺害的都是受害者，而約翰．杜認為那些「受害者」，在道德上有問題，沒有宗教信仰，怎能算是受害者。沙摩賽扮演這兩人之間的夾層，他默認約翰．杜的作法，並探索約翰．杜所闡揚的理念，而他也同情米爾斯的想法，對現今人們的想法抱有同情。這部影片表面上以天主教教義的七宗罪做包裝，實際上探討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抗爭。
從1976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的「計程車司機（Taxi Driver）」刻劃的美國社會情形到1995的火線追緝令，很明顯的美國社會改變了很多，在計程車司機看到的美國社會因為色情與暴力的氾濫，社會邊緣人對生存信念的喪失，而火線追緝令表達社會普遍隱藏危機與冷漠。有人指出現今的台灣很像過去的美國（註2），因此也不難想像現今台灣的社會狀況；或許現在的台灣環境正如同計程車司機所刻劃得景象一樣，或許較嚴重跟火線追緝令一樣，但是總有一天「科倫拜校園事件」會在台灣新聞裡上演，我們是否應該祈禱有一個約翰．杜出現呢？但是只要冷漠存在，即使約翰．杜真的在台灣出現，是否有大眾會去注意，就不得而知了。
〔註１〕
葉仁昌教授（中興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在中華基督教協進會「與社會有約」第１９期提到：
所謂「後現代」的這個「後」，就具有叛逆、抗拒、顛覆的味道。其實「後現代」，可說是現代社會或工業社會發展到一個巔峰以後的一種逆轉。社會一旦發展到巔峰，人就會開始問：「這樣的社會好嗎？」在工業社會靠機器，但當機器佈滿人生的時候，人就開始會有點厭煩了，總覺得有點想要反抗，想把機器一腳踢開，回到田園、回到自然。
〔註２〕
李遠哲（中央研究院院長），在《新故鄉雜誌》提到：
台灣在戰後40年，由農業社會蛻變到工業社會的本身，整個社會架構發生的變化沒有處理的很好。……事實上並不是台灣才有這種特殊的問題。美國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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