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淳亮(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展望與探索，2009年9月，頁1-5。
為有犧牲多壯志
歷史總是在不同的時代、被不同的人所不斷書寫。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期被許多好萊塢電影塗上玫瑰色彩，但對中國人、印度人或者非洲人而言，可能有些不堪回首；這段時期英國彷彿站在文明的巔峰，但同時期的馬克思卻為英國在中國販售鴉片而感到痛惜，認為這是最文明的國家在做最野蠻的事。廿世紀五十、六十年代的西方世界，經濟高速增長，人民生活快速改善，之後被霍布斯邦形容為黃金年代；但當時的英國與法國不是正為了殖民帝國的解體、消逝而掙扎、扼腕？現實總是有多樣的評價可能。
進入廿一世紀，中國大陸對於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的評價開始逐步調整，不過回到六十多年前的國共內戰時期，當時的整個輿論氣氛對於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確實非常不利；所謂的「民主」、「進步」在當時都不是在國民政府的一邊，而是在共產主義的一邊。美國內部有著種族隔離，英國與法國都還有著廣大殖民地，只有蘇聯似乎實現了民族平等，並且似乎也能夠實現經濟的發展。而在國內，誰更能動員民眾為自身利益而戰鬥？誰更能有效地激發民眾的情感與認同？其結果即是國民政府敗退台灣。
中共建政，國內秩序迅速恢復，經濟高速發展，雖然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敵人」，在中共建政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過程中未經嚴格的司法程序即被「消滅」。中共政權並與美國在朝鮮半島進行了一場戰爭，美國在犧牲近四萬美軍後被迫妥協，中共雖然也犧牲慘重，但由此進一步激發了中國人的自信，然而這場戰爭也使美國與中共要到中共建政近三十年之後才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內外政治氛圍都使極左派勢力上揚，在中國內部，殘餘的「右派」知識份子與工商業主由此處於不利的政治氣氛下，為日後各種「擴大化」做出了鋪墊；在外部，不僅美中關係受到影響，不久還成為中共與蘇聯對立的一大根源；種種對立與中共內部的路線之爭互相激盪，於是在「大躍進」之後幾年，在同時與美蘇兩個超級強權為敵的情況下，中國大陸在1960年代中後期又進行「文化大革命」與「三線建設」，使中國大陸的政治與經濟發展橫生波折。
到了1970年代初，洶湧全世界的殖民地解放運動已經進入尾聲，蘇聯的經濟發展遇到瓶頸，就連西歐的福利社會也呈現各種弊端。美國的越南戰爭已使之筋疲力竭，布列頓森林體系也已告終了。在此之際，尼克森果斷的與中共恢復往來，不久雖放棄犧牲近六萬美軍的越南戰場，卻緩和了其地緣政治劣勢與國內政治緊張。毛澤東也開啟了中國與美國的接觸，並在毛後由鄧小平開始進行「改革開放」，於是不僅改善了地緣政治地位，並打開了與西方經濟連結的大門。蘇聯則在政治與經濟改革上都趨於無力，形成以布里茲涅夫為首的老人統治。此一差別，乃規定了其後三個大國的命運。
天翻地覆慨而慷
1978年底，鄧小平上台，中國開始韜光養晦。國際上與美國深化往來，在國內則展開各項改革。政治上先恢復老幹部的地位以建立有效的統治，再逐步推進年輕化，使新生的幹部被有序甄拔；由此既保有政治的穩定性，又使「幹部隊伍」保有積極性。經濟上先進行農業改革，再逐步推進城市經濟改革，以各種雙軌制作為過渡時期的方案，避免過於全面的、激進的改革方式，並創立各種經濟特區，擴大對外留學人數，並善用香港、台灣、新加坡等海外華人社會的經驗。
不過在改革的成效尚未完全顯露的1980零年代中後期，中國大陸的經濟轉型還未突破意識形態的侷限，價格雙軌制的負面作用頻仍，港台的富裕生活使大陸顯得極為貧困，知識界受到政策的忽略而躁動不安，而戈巴契夫領導下的蘇聯改革也使中共的步驟顯得尤為遲緩。1989年到1991年，中共鎮壓了民眾的示威，東歐共黨政權紛紛下台，蘇聯、南斯拉夫等國分裂，西方世界的輿論主流認為中共政權也瓦解在即。
由於蘇聯解體，西方陣營不再需要中國做為平衡蘇聯的砝碼，乃不斷向中共施加壓力，包括大規模出售先進武器給台灣、反對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銀河號事件，每年的最惠國待遇審查，以及之後的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襲事件等。這段時期，被當時中國大陸外交部長錢其琛形容為「黑雲壓城城欲摧」。然而在鄧小平的鼓吹下，1992年中國大陸的改革與開放已重新啟動，數年內短缺型經濟即告終了，經濟體質也大幅轉型；原本的城市計劃經濟已讓位於各項服務與貨物的貨幣化，「單位」的各種隱藏福利逐步消失，混亂的各種「所有制」最終讓位給既承認私有財產權、同時國有資產也相對得到清晰保護的新體制。多年佔據世界第一的生產性外資流入，既利用了中國大陸相對廉價的基礎設施與人力，也使中國經濟與世界接軌。民眾對於政治的不滿有所消退，於是1997年席捲東南亞與韓國的亞洲金融風暴，反而成為證明中共統治有效性的一次展示。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大陸的政經形勢更為穩定，並連續多年出現三成以上的出口成長率，終使中國大陸出口規模，到2009年可望超越德國而躍居世界第一。2009年同時標誌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經濟第二大國，以及超越美國成為汽車生產第一大國。多年的快速增長，使中國大陸人民對國家前景的自信心目前已居於世界最高的水準，「大國崛起」似乎唾手可得。2008年以華爾街為源頭的經濟危機波及全球，手握兩兆美元外匯的中共政權乃成為各國不得不禮讓三分的重要夥伴，與美國並駕齊驅的「G2」之說順勢而起。短期而言，中共統治似乎仍將穩定，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合作仍將作為外交界的重點話題；人們不僅可能不會看到中國大陸轉型為西方意涵的民主國家，反而會看到所謂「北京共識」被不斷添加意涵、並得到更多的重視。
過眼滔滔雲共霧
縱然是在十年前撰寫一篇對中共執政成效的回顧，人們都還可以直率底宣稱其死期將近；這種宣稱既有著對民主價值的執著，也有著現實的佐證。但近年由於中國大陸變化過於迅速，各界對中國看法已呈現極大不同；持民主必勝、反共必成觀點者仍大有人在，然而以「歷史終結論」聞名的法蘭西斯‧福山，在一場對談中宣稱中國將為民主的價值體系增添新的元素，似乎放棄了其對美式民主優越性的執著。福山之退此一步，彷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最有力標準；換言之，即很難有一決然不變的標準。
因此我們至少要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中共建政六十年。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右派的角度，主張中共政權的建立帶給中國人民莫大的悲劇，尤其是「前三十年」可說是完全的錯誤。廿餘年來中國逐步加入世界貿易體系，成為在全球化中獲益最大成員，這是相對正確的；中國經濟還必須進一步私有化、市場化；同時中國大陸的政治體系仍然落後，必須痛加改革，參考美國與英國的兩黨制，形成政黨競爭、政黨輪替的政治格局，才能實踐自由與民主。與西方輿論相呼應的中國大陸的「自由派」，在知識份子中有很大的影響力，但西方輿論對於中國大陸的攻擊激起中國民眾反感，往往使自由派受池魚之殃；而台灣的民主實踐，似乎也只成為中國民主化緩進論的柴火。此外，由於中國大陸似乎已經形成國家資本主義統治，一個強烈的質疑在於，倘若操作不當，自由派的訴求未必得到美英的民主政治，反而產生過去拉丁美洲、或者今日義大利的右派威權政黨長期主政的政治形態。
以歐洲與拉丁美洲的部份左派政黨與部分知識份子為主的世界左派輿論，則傾向於認為中共政權的建立，是中國中下層民眾反對地主、資產階級剝削的勝利，也是世界走上後殖民化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中共在前三十年的執政過程中發生了極左的重大錯誤，但仍取得了普及教育與醫療等成果，為之後的發展奠定基礎。改革開放之後的三十年新富快速出現，中共也有淪為新特權階級的危險，但同時中國也成為消減貧困最有成效的國家。此一角度對於共產主義革命抱有同情理解，也支持中共的改革開放，但對當前過於強調經濟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頗有譏評，並認為中共若能參考瑞典的政治經驗，轉型為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將是非常值得鼓勵的發展方向。
一黨獨大在許多自由派看來可能不夠民主，但許多北歐社會主義政黨在國內形成一黨獨大；一黨獨大若是經由競爭性民主背書，甚至更為穩定。然而當前的中共與擔負起眾多社會福利責任的民主社會主義似乎還相距頗遠，因此這種主張目前還只能作為一個典範來加以訴求。另一方面，自由派主張將國有企業進一步私有化，顯然這有助於削減黨官僚體系的力量，增加公民社會的空間；但國有企業與黨官僚體系卻未必是現代化進程中的阻力，反而經濟上若盲目的市場化與私有化，更可能導致全民的財產被經理人所侵吞，乃至形成蘇聯解體後的權錢統治。
無限風光在險峰
倘若在未來的三十年，中共政權雖然開展政治民主，但一黨獨大持續掌政；雖然人民享有廣泛自由，但國家資本佔有絕對優勢，且實施廣泛的社會福利；雖然經濟規模躍居世界第一，但仍號稱絕不稱霸，各國平等；屆時人們對於中國、對於中共，可能都將產生更多浪漫想像，以致於大躍進三千萬餓莩，或者文革千萬人挨批，都如同美國之行種族隔離、英國之行殖民主義，雖成為歷史的公案，但不能撼動掌權精英於分毫。
這似乎正是目前演進的方向。再加上中國已開始生產高速鐵路列車，並將在十年內開始生產大型客機；中國人上了太空，登月與火星探測也都在按部就班的實施之中；中國的技術儲備已超過韓國，持續掌握更多的關鍵技術乃勢所必然；中國文化開始向外擴張，孔子學院已破三百所。逐漸人們將同意他不是只有腐敗，人事任命不僅是裙帶關係，行政並非低效，且人民的支持度似乎還高於一般民主國家的政府。如果這些「成就」都將歸功於「黨」與「政府」的領導，這個黨國體制的生命力是不是還將更為旺盛？我們要如何去看待他的過去與現在？
這種現象，可以用葛蘭西的「霸權」，或文化領導權、話語權的概念來理解。中共在一九七零年代以後逐漸失去了領導權威，到九十年代前後的「大氣候與小氣候」中不得不以武力對付聚眾不散的平民。但在其建政六十年之際，中國經濟規模正持續擴大，快則七、八年，慢則廿、卅年，將超趕美國。由於硬實力的增長，其軟實力也正在重新、甚至快速的累積。當政權對人民的控制由暴力轉變為金錢與說服，始終保有批判性的知識份子，將顯得稀有而可貴。(本文小標題皆取自毛澤東詩詞，篇名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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