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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話劇團再次舉辦「國際黑盒劇場節」，今年首個節目便請來2015年倫敦羅蘭士‧奧利花獎最佳導演得主，近年歐洲最為炙手可熱的鬼才導演伊沃‧凡‧賀夫(Ivo van Hove)，著實大有看頭。看過導演另一個演出《奧賽羅》及今次的《人聲》（La VoixHumaine ），便發現他很喜歡重構故有的劇本，利用簡約而極端地精緻的佈景去表演，即便演出只是一個純粹的自然主義故事，或者說演員從來只是做着扮演角色這一部分，在現代劇場常有的敘事及抽離也欠奉的情況下，演出內的象徵及至其中哲思，仍是如此具象而突出，當中包括讓「白」皮膚的演員演出因膚色問題而被仇視的奧賽羅，及在《人聲》中抽走對原劇本來說本來很重要的電話線，那個象徵人與人之間距離，及維持女者存在於該空間的生命線。以致我所關心的是演者出神演技與她對投入角色的精彩，及導演將二、三十年代的劇本投注現代性，以新的角度，來思考存在這個巨大又貼身的哲學問題。

 

大概於1930年由法國詩人兼導演肖恩‧谷克多(Jean Cocteau)編劇的《人聲》，談及的是在剛發明家庭電話的年代，一位女人在房間內與前男友通電話，連綿不斷的以各種方式，說笑、懇求、破駡等祈求男人回心轉意，以及維持這通斷斷續續的通話。以致觀眾看到的僅是女演員哈利娜‧萊恩(Halina Reijn)手拿一個舊式電話聽筒，一氣呵成的說出大量台詞。女演者自然，流暢，而且完美地表演了心急、恐懼，乃至絕望。演後談中哈利娜說，在那個幾乎有半個劇場之大的巨型玻璃之後的房間，她完全地看不到任何觀眾，她是真實地被拋擲到孤獨之地，去演繹這個被遺棄於絕望邊緣的女子。然而最有趣的是，我們沒辦法聽到所謂的男人的聲音，究竟哪些是男女在對話，甚至男人在什麼時候掛線，只餘女人在裝作對話，當然劇本有給予線索，但有極簡佈景但又異常緊繃的氣氛下，導演似乎想通過放大女子存在於空間，及至電話成為她生存的唯一希望的命題上，糢糊了對話與自白的界線。

 

一直以來劇本被搬演最多的版本，還是以1959年普朗克歌劇為主，這版本主要集中於女子的情感轉向，通過電話來展示孤獨的不同層次。伊沃今次的版本，則在表達情緒的層面上，再放大了女子之於空間、語言、關係上的存在意義。例如導演刻意抽走電話線，那條三十年代舊電話必然存在，而且真實地也極具象徵性的連結兩個不同空間的人的對話線，然而問題是女生手拿着還是舊式滾筒電話的聽筒！如此僅是一個很小卻至關重要的道具，已把女生拋擲到一個含糊的時空之中，一個必須超越去思考年代背景，直面指向女生與空間的純粹存在關係本身。至使角色能夠存在於這個與觀眾相隔大玻璃的黑盒空間，情節上當然是因為她要與男人通話，但反過來說，她也唯有通話，不停地說話，才得以證明自己還生存。如此，當女生（男生）掛掉電話那一刻，也是連繫生命的無型紅線也斷掉，台上的女人也必然地死亡。在歌劇，甚至後期多個劇場版本，最後女生也用電話線勒死自己，以完成了線給予人與人關係及生命連繫的象徵性。然而這次《人聲》電話線缺席了，導演讓女生改為去換過一襲紅衣連身裙，穿上高跟鞋，拉開那個巨大的玻璃窗，看了看外面，一躍而下，燈暗。演出在連續的流行勁歌之下完結。我們可以看到，去電話線令整個演出多了不同的解讀可能，包括女生是否一直只是自言自語等，也把存在的象徵物除去，那種用以指向哲性命題的佈局，也因著女生在死前走去換套美麗的服裝，而變成指向個人化的心境層次。如同演後談有觀眾問及為何女生在死前要換衣服，導演很簡單回答了「因為有些人就會這樣」。正因為演出表達了這種某些人（不限是女性）在死前會先去作最後的打扮這種不合邏輯的舉動，作品才得以脫離宏觀的存在主義框架之上，而鑽探向更為自我的更感性的人性思想上。如同沒有電話線的電話一樣，演出不單單擺脫了寫實主義，也包括過份強調象徵及意義（存在於舞台上之物必有其用處及指向）的表演體系，它成就了去象徵化的思維，令觀眾在不依邏輯的狀態下，更容易感受到人性的存在。

 

最終，導演這種去象徵物（也如同白人的奧塞羅例子）又反過把觀眾的一切焦點又回到人性的層面上，而與他作哈中僅呈現自然主義演繹的演者無縫即合，才使戲味濃厚又落俗套，這也可是「簡約」設計的一部分。

 

觀賞場次︰2016年4月16日 8:15pm，香港大會堂劇院

文章已刊於《Art Plus》 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