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什麼是意識形態，以及意識形態經濟學
基礎和上層建築形成一個歷史性的集團（historical bloc）易言之，複雜的、矛盾的、不一致的上層建築的集合體，是社會生產關係總和的反映，由此人們可以得出結論說，只有意識型態的極權主義的體系，才合理的反映出基礎的矛盾 …
「意識形態」自它走出了啟蒙思想家所策立觀念科學 的大門後，便無辜地成了過街鼠，直到Wilhelm Reich對法西斯群眾心理的研究才一反庸俗馬克思主義論對“Ideology”的錯估—Gramsci雖洞察這種矛盾，但利用矛盾賦予知識份子擔任文化霸權的使徒才是目的 —Reich稱它為作為一種物質力量的意識形態 。
1932年德國大選，右派德國民族黨與納粹黨選舉總得票數2000萬張遠遠勝過左派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總得票數1300萬張，Reich根據區域主要人口從業比與收入(即階級性)、實際開票之區域分佈、與總人口的階級結構比而斷言：就現實政治而言，決定性的不是經濟分布，而是意識形態分布，並且下中階級的政治影響力比以前估計的更大。 （Ibid.p10）既然意識形態能對經濟基礎起反作用Reich便從當時德國一般民眾的家庭結構與人格結構進行研究，根據他的研究權威家庭結構與教育(特別是對性的壓抑措施)形塑出崇拜法西斯的人格 。
Wilhelm Reich對法西斯心理與意識形態的見解影響了Foucault、Deleuze、Guatari等人對國家、階級革命的產生基進（卻天真）的看法，這些看法借用Gayatri.Spivak的歸納：知識份子想與勞工鬥爭結盟的念頭，存在於想對一切形式的權勢加以破壞的慾望裡 。這句話放回anti-Œdipus的思想脈絡，可理解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裡，慾望既然已成了一部機器，則當然可以為了實現「慾望生產」(即解放)而修改這部機器，使之與資本主義機器相接合，準此，個體慾望便能再度與社會活動相一致，而逆轉當今所面臨的系統性的壓抑。
這部新奇的機器聽在印裔美籍作者Gayatri.Spivak耳裡，顯然成了一部冒著「慾望」與「主體」接錯頭的危險機器，因此在《從屬階級能發言嗎？》一文裡批評那些天真的毛派法國思想圈，Spivak寫道：(他們對勞工階級的召喚)顯示出責任的推諉…它無法處理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在中心，民族國家意識形態裡的勞工與失業者主體構成的問題；在邊陲，參與實現剩餘價值和消費主義中的「人文」訓練勞工階級遞減、大量前資本主義勞工與農業異質的結構地位……他們對「意識形態」（瞭解利益的必備理論）的漠視很驚人。
視線回到2008年臺灣。從屬階級不是不言，而是從屬階級並不知道自己正在說什麼，為誰的利益而說。從屬階級不是今天才有，意識形態也不是今天才誕生，然而人們是為什麼或如何能如此言聽計從跟著32吋螢幕裡的嘴臉產生共憤、全20的報紙、16開雜誌、教育系統像卡滿了四十餘年的油污菜碎…強大的意識形態是在哪些條件下再度被召喚出，而能輕易摧毀另一股初具雛形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四字在短短一兩年裡擠身為最新穎的萬用名詞，獲得廣大群眾的熱愛，簡單易記容易脫口，單四個字卻有包山包海般的學問，一旦脫口而出彷彿帶著王子復仇般的痛快，一種王子復仇的意識形態政治於是真正誕生了…
二.意識形態在別人家裡
用以證成主流群體的利益之一套觀念或信念。所有社會都運作著意識形態，不平等觀念被系統地灌輸在不同的群體間。作為概念的意識形態與權力近似，因意識形態，為不同群體所擁有不同的權力提供合法性而存在 。
意識型態就是權力嗎？或意識形態是權力的一種？Giddens再社會學基礎教科書裡特別條例定義Ideology之所以與權力近似，因為它為不同社群所擁有不同的權力提供合法性而存在。此處權稱為G條目裡的「意識形態」，在此它沒有價值上的好壞，反而被視為是結構性的存在。在Giddens其它著作 裡另寫道：
可以在公共領域可能獲致的信息的話語性質和範圍中，發現現代國家的意識形態…以不同群體話語方式形成表達利益或政策或方案的能力…雖然這個定理適用於所有社會一般階層，但它卻強烈偏向地位更高的治理階層…但重要的不僅是利益話語表述的程度和性質，至少有三方面會影響到象徵體系的意識型態差別…
此段落的意識形態有兩要點‧現代國家的意識形態與不同群體的話語(discourse)形成有關‧話語形式的構成雖也適用所有社會階層但主要偏向更高階層群體将象徵體系的意識形態也受群體利益話語的影響而有差別。最後一點，利益話語在三方面影響象徵體系的意識形態差別是指‧國家該干預到哪個範圍或程度‧普遍利益或普遍利益的政策到底普遍到哪些階級将對歷史進行控制性的反思以造就改變歷史的手段。
顯然的，G在兩處所論的意識形態意義上相補充，有時候意識形態也是部機器，端賴「誰」以及「有少能力」啟動它；但做為社會之結構性的存在這點是隱微的，似乎G傾向於保留「權力」與「意識形態」互為體用的看法。但無法刪除它在所有社會都運作著，這個結構性的事實，這意味著什麼？
一種可能，如Foucault對權力的片言之斷：「權力不是一個制度，也不是一個結構，它也不是我們所擁有的某種勢力；它是人們賦予特定社會的複雜的策略關係的名稱。」 既然是策略性的實踐因此就可以不去談論甚至刪除另一種歷史主義的傾向—沒有hierarchy就沒有結構，沒有社會 。Braudel通過物質生活的頓滯性尋覓出「資本主義」柱著「傳統遺產」的柺杖離家而壯大，這個基體就是hierarchy，它作為一種結構性的存在如同一條關於人的古老命題：人是政治的動物 （自然把人造就為政治的動物）。
Foucault的權力必定是一種如何行使以及行使的形式，因此權力只是依附於主體的問題，嚴格說是「主體化」過程，怎樣的主體化過程就是權力所行使之最細緻而隱微的形式，當然，這也就意味著：主體化過程缺席即權力無法穿透處。以不同的關注議題，Giddens探討“公民權”與“意識形態”時注意到類似的現象：傳統國家中大量的人並不知道自己是國家的公民 （Ibid.p254），
Giddens使用反思性監管（reflexively monitored）這個字眼表述國家主權效力範圍與其國民意識之間的關係。不同術語表述的正是「意識形態」作為國家與公民的中介。
Foucault對主體的凝視、Giddens的反思性，意識形態住在別人家首先是在主體的注視(自我對自我的馴化)過程中而與權力相互滲透（國家的、權力機構的、或單純就是由象徵利益形成的champ puissance），順服於(subject to)權力首先必通過一套順服儀式才能為某人(對父親的恐懼)、學生(考試)、國民(所有的教育過程)；然而這些住在歐美的意識形態或主體無法答覆前述G.Spivak的發難：從屬階級能發言嗎？一位成長在印度與貧奴為鄰的女人G.Spivak知道，當一位沒有土地的印度農民的腦袋接上跨國企業身體時，他們什麼也不能說。
台灣的國家意識型態又與怎樣的主體接合呢？台灣是一個國家嗎？台灣的國家意識形態長什麼樣子？台灣人能不能能稱為台灣國民？如果不能那麼這個意識形態如何找到它的身體？這個多重斷裂主體七拼八湊接合出來的新國家概念，像極了Slavoj Zizek所描繪東歐新成立的國家的特徵是一個抽象公民概念基礎上的傳統民族國家正衰落 的國家，由於這一切對台灣而言都不是肯定的（也就沒有否定的問題），階級意識的發展或階級利益的認同非常混淆難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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