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不說書，要說的是歷史〕
提到Michael Ondaatje，"The English Patient"則是下一步必然浮現於腦海中的畫面。在翻拍影像成功掠獲大多數人目光之際，也有不少人注意到原著小說參雜著多重歷史因素的朦朧美感，撒哈拉沙漠裡的先民壁畫，二十世紀的二次大戰，不同國族群體在莫名理由下群聚於地中海兩岸，譜繪出一段因戰爭而恨，也因戰爭而愛的故事。
"菩薩凝視的島嶼"（Anil's Ghost）則是Michael Ondaatje描述母國斯里蘭卡的作品。大量的古老王朝記事，以及主要人物瑟拉斯，一位考古學者，更為串接故事進展的首要環節。
某個雨夜，瑟拉斯與返國進行人權調查的法醫安霓尤有場談話，瑟拉斯回答女法醫咄咄逼人的質疑，並提及為何會走入歷史／考古這一行：
「我喜歡歷史，我只要一走入歷史現場便會覺得無比親切，就像踏進一場夢裡一樣。我也喜歡挖開一塊磚就能發現一段故事....」
之後瑟拉斯提及自己早年奉派至中國進行研究，在他眼裡中國不過是片大草原，某天農民剷平了個土丘，發現了"沒什麼"的特殊土層，等考古隊一來才揭開了秘密，當怪手揭開了土層下的墓葬──裡面共三大坑都是滿溢水體的"水墳"，出土有古代"帝王"的棺，以及二十口隨著樂器殉葬的"女樂師"，而這些骨骸都完好無缺。
此時女法醫插嘴問及這些骨骸是否遭到毒殺，在得知這座墓時代為紀元前五世紀後，便自言自語地肯定當時中國人應該懂得使毒...
不過，瑟拉斯意不在此，於是繼續敘述禮樂文化的內涵，墓葬發掘驚人，引來歷史學家，以及"儒學家"和"道學家"的注意。在墓葬出土的編鐘樂器整理完畢後，當地還用這些文物舉辦了一場音樂會。
瑟拉斯告誡安霓尤必須先瞭解那批樂伎從容就死的心態，因為斯里蘭卡恐怖份子殉身殺戮的方式，也是因為他們相信順服統治階層的理念而死便可獲得永生。
「那是另一個世界，自有其截然不同的價值體系」
這種說法當然讓自信成為"西方"一份子的安霓尤嗤之以鼻，並將此歸類為男性感情用事的沙文脾性，死人就是死人，落後就是落後，何須贅言？這種場景也許頗為諷刺，讓一名女性挾帶文化霸權的沙文眼光評判一名男性安身立命的第三世界。
不過，這裡要講的還是歷史。
瑟拉斯提及的大墓即為出土於現今中國湖北省隨縣的曾侯乙墓。
首先，在長江中游地帶怎麼只會看到"大草原"，這點就仍有千湖之省稱號的湖北而言，實在頗為奇特。而那"沒什麼"的土層，其實則是中國古代考古工作的重點，無論遺跡採取夯築或是堆築，挖掘者都必須仰賴土層觀察判斷遺跡是否存在，這與廣義西方地區的石砌遺址是有很大的差異存在。
接下來就是所謂的"水墳"，其實這是普遍存在於長江流域的現象，南方氣候濕潤，埋藏千年的地下墓葬進水並非異象，如此環境還有隔絕空氣，保存遺物的效用。
而春秋末或戰國初年的曾"侯"乙能不能稱為帝王？這應該無須多談。至於那二十位隨樂器殉葬的女樂師，實際上墓葬發現有二十一位年輕女性殉葬，目前考古學家僅能依據埋葬型式判斷她們可能的身分，距離墓主棺墎最近且葬具講究者為嬪妃，其次為侍妾，貼身侍女，而所謂的女樂師則是出土於西室的十三名女性骸骨，由於與擺放鐘鼓器物的地方相通，所以猜測其身分為歌舞樂伎。（註）
殉葬是頗引人注意的歷史現象，今天我們僅能根據科學判斷斷定曾侯乙墓殉人骨骸並無明顯刀斧傷痕，與毒殺現象，可能為受綾賜死的情形。至於殉人陪葬的意願，也許她們終歸沒有選擇的權力，但自我意志的趨向是如何則不得而知。
Michael Ondaatje於小說書末很紮實地列下參考書目與摘錄詞句出處，前述這一段瑟拉斯的生命經驗來源於"青銅時代的編鐘"這部紀錄片。雖然在Ondaatje筆下，瑟拉斯的感受可說碰觸到史學工作者共通的精神深層，但整篇文字在史家眼中則是完全的情溢乎辭，甚至緣情創詞。這也許就是文與史之間的差異，要說檢討歷史之存在性或者小說和歷史的可替換性，其實問題只不過在於歷史敘述如何能帶給人閱讀小說般的樂趣罷了。
（註）：曾侯乙墓相關資料可參見考古報告，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或譚維四，《曾侯乙墓》（北京：文物
出版社，2003）等相關資料。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