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個月前，朋友們興沖沖地在捷運站聚集，佩戴著各種樣式的裝飾品、相機，準備為牽手的歷史時刻留下見證。廣場上，不論熟悉或陌生，人們互相寒喧，笑問對方從哪裡來。
兩個星期前，依舊是喧嘩的集會，但是浩浩蕩蕩的隊伍，舉著千篇一律的標語，龐大的陣仗呼嘯而過，宣洩著他們所想表達的情緒。而他們的表情，就像是呆板毫無變化的標語一般，只有憤怒和不滿。
天光未明，我循著既定的路線前往實習的療養院。二二八公園外面的道路封鎖，公車路線改道，每天我得更早起床。經過中正紀念堂站，依稀能聽見地面上的叫囂、汽笛喇叭。有幾個人在站裡飛步穿梭，交換眼神。彷彿電影《28天毀滅倒數》裡頭，人們以體液散播仇恨、暴力與死亡的場景。
彷彿身歷一場噩夢。春雨淅瀝，我輾轉未眠，想起四年前的中秋夜。那時我住在台中，公寓大樓緊鄰著改建的眷村。在聯歡晚會上，女立委戾聲呼喊著：「四年後，我們要報仇，打倒阿扁！你們說好不好！」昨夜在電視螢光幕上，又看到那位女立委爬上了宣傳車怒吼。同樣刻薄的語氣。
我不得不懷疑，這是個什麼樣的時代？感覺自己和熟悉的世界猛然離索。我以為社會還擁有那麼一點中道、自省、自清的力量，但如今它卻呈現著一副乖戾的風景。在漫天謠言的肅殺中，人們互不信任，沒有對錯。我想起了捷克小說家卡夫卡。
出版於1925年的另一部小說《審判》，卡夫卡描述了主角K在某年某日的某一天，突然被控訴有罪，他必須於每週日去接受審判。審判地點的破敗不堪、吵雜與人際的疏離，令他倍感狐疑。但最令他痛苦的，是他根本不知自己的罪為何。
周遭的人都知道他在接受審判，但是每當K問及到底自己何罪之有，所有的人，包括父親、同事、甚至與法官親信的人物，全都迂迴、隱諱、莫測高深地規避著。他疏離了周遭的人，最後終於莫名其妙地被刺死在外出的半路。劊子手說他「簡直像一條狗！」，成了他的罪名。
近日，被認為「疑雲重重」的槍擊案，定罪了一位「作票總統」。有人替元首著急，認為他太慢出來講話。並非他的拖延使得質疑更加可靠，而是如同小說所講的：「比起靜靜坐著，嫌疑人還是動起來的好。因為靜靜坐著的人，會再不知不覺間被放在秤上，和他的罪一起秤量。」
我們都活在卡夫卡所塑造的那個無望、沉淪的世界裡。多少，我們都有一些存在的焦慮和孤獨。我們無力去洞悉這個世界形成的構造，只能面臨終身無法平反的審判。在媒體宰制一切的亂象裡，我們喪盡人權，端讓「失落」、「冷漠」成了我們的共同性格。然而，這真的是我們的世界嗎？
若說卡夫卡是冷酷的，那麼同樣擅於描繪人的卑微處境，台灣的社會主義作家楊逵，便是熾熱的。在他自傳意味濃厚的小說《送報伕》裡，主角楊君在家變後，一個人到東京打天下，可惜所遇非人，受騙上當，身心俱疲。那也是個孤立無援的情境。從信件中，楊君得知母親過世的消息，在悲痛中，這位慈母的遺書卻仍然堅強地為主角打氣。這些轉機讓原本失意的主角有了前進的力量。楊逵藉此闡述階級萌生的不均、勞動者受資本家無情的剝削。
在《送報伕》的結尾，乘船返鄉的楊君「滿懷著確信，從巨船蓬萊丸底甲板上凝視著臺灣底春天，那兒表面上雖然美麗肥滿，但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到惡臭逼人的血膿底迸出。」縱然命運無常，我們依舊可以選擇希望。我想起意義治療先驅法蘭可經常掛在嘴邊的：「不要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而要問生命對我的要求是什麼」。縱使沉浸在無盡的痛苦中，我們是否還有機會尋獲那痛苦對我們而言的意義？
廣場上的喧嘩未歇，敗選的打擊如同一個集體的傷痛反應。從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憂鬱到接受現實，其實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我們的理性告訴我們，這樣的鼓譟終究會平淡下來。縱使我們的社會的確是幾近瘋狂的，我們是不是也能體會一位治療師在面對一個破碎家庭的時候，所必須把持的容忍？台灣就像是個組成多元的家庭，斯人是狂躁的，斯土是荒謬的。但我們必須學著從現階段互不信任的歧異中獲致意義，搭起橋樑。
「現在，是我們共同療傷的時刻。」晨會的時候，主任這樣感嘆。療養院窗外的五色鳥，仍然依著牠自己的頻律，咕嚕嚕地鳴叫。
─寫於台北象山山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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