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麼是民族主義呢?
按中國歷史上社會習慣諸情形講，我可以用簡單一句話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中國人最崇拜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個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因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中國人對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非常強大，往往因為保護宗族起見，寧肯犧牲身家性命。像廣東兩姓械鬥，兩族的人，無論犧牲多少生命財產，總是不肯罷休，這都是因為宗族觀念太深的緣故。因為這種主義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犧牲。至於說到對於國家，從沒有一次具極大精神去犧牲的。所以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於宗族而止，還沒有擴張到國族。
英文民主主義的democracy是由希臘文的demokratia而來，是由demos（人民）和kratia（權力）結合而成，所以民主主義是「人民的權力」的意思。是和權力屬於單獨的君主政治，權力屬於少數人的貴族政治區隔的概念。英國的政治家、 也是政治學者的James Bryce（1838-1922）在其著作“Modern Democracies”2 vols, 1921裡面說：「民主主義一詞，自Herodotos（公元前484年前後生，著有記述波斯戰爭的『歷史』，被譽為「歷史之父」）時代以來，就指支配國家的權力不屬於特定階級，而合法地給與社會構成員全體的政治型態」，即指全體人民的權力。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觀 王素莉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佔有重要地位，構成了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觀是建立在他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理論基礎之上的。毛澤東不是孤立地考察中國近代以來文化發生與發展的歷程，而是到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深層結構中去分析文化與政治、經濟的相互關係以及文化形態的變遷。毛澤東對中國近代以來出現的文化形態做出了這樣的區分：第一是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半統治中國的東西，與之相配合的有奴化思想；第二是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如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即屬此列；第三是新文化，它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為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毛澤東認為，上述三種不同文化形態之間存在的鬥爭是生死鬥爭，其目的乃是為維護和服務於各階級的政治與經濟的利益和要求。
毛澤東從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因上揭示了新文化的歷史地位和偉大意義，從而也就超出一般的“古今中西”之爭的樊籬。新文化的發生與發展實質上反映了中國近代以來社會變遷及發展的要求和階級鬥爭消長的實際狀況。因此，毛澤東指出：“中國自從發生了資本主義經濟以來，中國社會就逐漸改變了性質，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會了，變成了半封建社會，雖然封建經濟還是佔優勢。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對於封建經濟說來，它是新經濟。同這種資本主義新經濟同時發生著發展著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而在觀念上作為這種新的經濟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併為它們服務的東西，就是新文化。”通過考察中國近代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變革過程，毛澤東賦予新文化以偉大的歷史使命，也將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生命力和發展的必然性揭示出來。
毛澤東一方面肯定了資本主義在中國發生和發展的進步意義，同時在承認資本主義作為近代中國新的政治與經濟因素的基礎上，也把中國近代文化發展中的歷史性因素展示出來，即中國社會發展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必然促成中國文化由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向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過渡。在大的時代背景之下，毛澤東看到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延續性，同時也看到了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因而，也就把握住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發展的動力和它由“舊”到“新”的飛躍的必然性。
根據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狀況，在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基本內容。
毛澤東指出，新民主主義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強調中華民族在文化發展上的獨立性，這一點同樣是基於以對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主題的強調，也是對中國近代以來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鬥爭與文化鬥爭意義的充分肯定。同時，毛澤東認為，在世界革命的意義上來說，強調文化發展的民族特性並不是要建立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封閉的文化，相反，中華民族新文化的建設應該是開放的，並且與世界其他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相聯合，建立起相互吸收和相互發展的關係，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它是革命的民族文化。
毛澤東把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的發展聯繫在一起，這一思想高度使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有了強大的基礎和前途。毛澤東指出：“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毛澤東認為，不但是當前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古代文化，例如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把新民主主義文化看作是吸收中國乃至全人類精神財富的成果，毛澤東保持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辯證綜合的文化立場，真正在理論上廓清了從李大釗、陳獨秀等人開始的關於中國文化發展問題的探索，完成了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
毛澤東在這裡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原則：“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這一點既是對中國革命經驗的歷史總結，也是對“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發展方向的正確把握。毛澤東後來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對五四運動的形式主義進行了批判，他指出，五四運動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禮教，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地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後來這個運動的發展。”教條主義和“全盤西化”就是這種形式主義觀念的“左”右兩端。毛澤東特別提及了形式主義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及馬克思主義傳播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他指出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 “公式的馬克思主義”無疑是一種主觀、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其以“正統”、“本本”為出發點，以極“左”的面目出現，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損失。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要反對“公式的馬克思主義”，同樣，中國文化也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
其次，新民主主義文化是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繼承“五四”以來所高揚的崇尚科學理性的精神，毛澤東指出，在反帝反封建迷信的事業中，中國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能夠和中國還有進步性的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者及自然科學家們建立起統一戰線，去完成“五四”以來的啟蒙事業。在這裡毛澤東提出了對待歷史文化遺產的科學方法論原則。第一，毛澤東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性質做出了這樣的判斷：“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因此，在清理古代文化遺產時，要做到“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這是發展中華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的自信心的必要條件。第二，這種清理工作不能是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第三，不能割斷歷史，因為中國現時的新文化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要尊重自己的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任何封建的毒素。”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毛澤東已經超越了“五四”時代“古今中西”文化的論爭，解決了繼承文化傳統的方法論原則。無疑，這一原則既是李大釗等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所持的辯證綜合的文化立場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對中國文化歷史運動的規律性總結。
最後，“這種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必須考慮到中國廣大民眾的實際狀況和要求，併為他們服務，這是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又一生動體現，一方面文化建設要服務於革命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文化建設又為革命奠定了思想與文化基礎。在文化建設的方向上，把民主同文化建設聯繫在一起，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發展，扭轉文化運動的片面性，真正使之深入社會，深入工農，成為自下而上的社會文化革命。如果五四啟蒙運動是號角，那末在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中，這種號角已經化作民族民主革命的動力。
對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毛澤東強調了兩個方面：第一，“民眾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這一思想後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又做了進一步的發揮，成為文藝工作者至今仍須遵循的一個重要理論原則。第二，進一步強調了文字與語言改革的重要意義，這一思想使“五四”文學革命的積極意義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
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的確立，標誌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完成了一個重要的理論環節，它在近代以來中國文化革命的歷史線索中找到了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方向，既反對了民族虛無主義，也與狹隘的民族主義區別開來，反對了“左”右傾錯誤思潮，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杜威民主理論
杜威心目中有一個民主社會理想。這個理想是要打破國與國之間、地
域與地域之間、階級之間、種族之間、社群之間的畛域（界限或隔
閡）。我理解，這一理想是追求平等。這個平等是人格上、心理上、
文化上的平等，並不是財產平等。在這樣的平等條件下，多數與少
數、富翁與貧民、白人與華僑、中國大陸與台灣，統統平等相待。根
據這樣的民主理想，社會上不存在誰服從誰的問題。當然制裁還是少
不了的，不過不傾向訴諸暴力，而傾向依賴理智。
如此美好的社會，怎樣才能實現呢？杜威認為有兩大原則，或說途
徑，一是溝通，二是合作。
溝通，就是彼此交流、了解、討論和商量。溝通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
程。在這個過程中誰也不能凌駕於誰，否則無法溝通。在溝通過程
中，彼此在態度上是平等的、誠懇的；交流的內容是透明的，心態是
坦蕩的。這是一個相互發表（表達）、相互了解、互相協商的過程。
人們通過溝通分享了經驗，融合了文化。
溝通的消極的作用是避免或減少衝突。溝通的積極的作用是形成彼此
間的合作。
杜威一再呼籲，社會各種族、各階級、各社群之間的「通力合作」
（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英文版）。合作就是人們共同為生活的
進步去做些事，去解決各種問題，以求互利。合作與溝通一樣，需要
平等相處。合作的過程也和溝通的過程一樣，會促進平等。合作和溝
通不是分割的過程，是水乳交融在一起的。它們存在於解決問題的過
程中，貫徹始終。這個解決問題的過程，就是社會民主化的過程。這
個過程始終遵循的原則就是溝通和合作。
杜威界說的民主和民主理想，不是一個靜止的、固定不變的概念或目
的，而是一個動態的、不斷成長和發展的過程，是社會自我調節和進
步的過程。杜威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預定的和終極的社會理想。杜威的
理想沒有一幅憧憬未來社會的藍圖，有的是一個生生不息的解決問題
的社會改良過程。解決問題的過程又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論。因此，民
主主義的理想，既是民主的過程又是民主的目的；過程與目的是同一
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實驗科學的方法，民主與科學是統一的。解決
問題的溝通和合作的精神是文明的。於是，民主與價值觀的改造是協
調的。在杜威的理論中，民主、科學和倫理、道德是一體化了的，相
輔相成的。它們統一於什麼之上呢？統一於生活方式上，統一於經驗
上，也就是統一於人的心理品質和行為習慣上。杜威把民主的概念由
政治擴大到日常生活和個體經驗的範疇，是哲學上和民主理論上的一
大革命。本來倒長的民主之樹，被杜威順了過來。民主無處不在、無
時不有，並人人有份。杜威十分注重「分享」，以為民主的實質就是
大家「分享」經驗。這個「分享」是人們通過溝通和合作，通過一起
致力解決問題而獲得的。「分享」越多，人們的經驗就越廣泛、豐
富，社會就越平等，越進步。
人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及馬列主義的對立」
社會民主主義及社會民主黨，是馬克思主義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支。在馬克思、恩格斯影響下，以馬克思恩格斯為精神領袖的德國等國家的社會民主黨，是國際社會民主黨的最早組織，後來由恩格斯統一組織為共產國際中的第二國際。在某種意義上，與列寧主義相比，他們更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正宗。不過他們是馬克思主義派別中比較溫和、帶有傳統資本主義思想痕跡比較多的一翼。
在基本理論方面，他們比列寧主義更接近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更堅持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即經濟唯物主義。但馬克思、恩格斯不滿其中的溫和傾向和傳統資本主義思想痕跡，一再對德國等國社會民主黨的某些綱領和理論進行批判，如《哥達綱領批判》等。過去的列寧主義者，以及共產主義陣營瓦解後，又有少數社會民主黨人，分別以這種批判為依據，從左的和右的角度，分別否定社會民主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否定他們是馬克思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中的重要組成部份及重要一支，實際上，這並不成立。第二國際，是恩格斯組織的，恩格斯從來沒有退出這個國際。
列寧主義不是敗於超前，而是敗於開歷史倒車
第二國際後期，列寧主義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激進的、專制的一翼，並把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大大擴張和誇大，最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從第二國際中分裂出去。十月革命後，成立第三國際。與馬克思主義相比，列寧主義更強調人的作用，顯得更加積級。這種積級性，使其利用俄國形勢，成功地建立了專制的共產主義的俄國。而第二國際中拘泥於馬克思原教旨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則注重經濟，等待經濟的自然發展。這使他們與列寧主義相比，顯得相當消極。結果，在共產主義國家中，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佔了統治地位，有了國家強大支持，有了強大的擴張基地。而消極溫和的社會民主黨人，則仍然不過是西方眾多思想中的一支。
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列寧主義也就奪取了馬克思主義的正宗地位，第二國際趨於瓦解。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把經濟異化當作人類本質規律的所謂歷史唯物主義，以經濟為本，否定以人為本，主張經濟起決定作用，是完全經不起歷史考驗的。列寧主義僅僅強調人的作用，還沒有否定經濟唯物主義，就立刻戰勝了原教旨主義的經濟唯物主義。列寧主義的失敗，並不是失敗在強調人的作用這一點上，並不像一些接受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的人們，包括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者說的那樣，是失敗於超越歷史，超越資本主義，走得太快。恰恰相反，它的失敗，是由於作為人類歷史中的逆流，開歷史倒車開得太大了。
世界近代和現代史上，有雅各賓主義，馬克思主義，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三大反民主的逆流。而列寧主義，則進一步發展誇大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並變成一種系統的，在列寧主義中占核心地位的理論。又按這種理論，建立起蘇維埃專制制度及共產主義陣營，這種共產主義專制制度，造成了被其統治的廣大人民的不滿，最後失敗了、瓦解了，列寧主義也就隨之失敗了。因此，列寧主義不是被社會民主主義擊敗的，而是被它自己的實踐擊敗的，是開倒車開得太大失敗的。
上面說的以經濟為本，也就是以資為本，因此，馬克思主義激烈反對資本主義，從經濟唯物主義的語言角度，是一個自我矛盾。
蘇聯東歐的共產主義制度瓦解以後，其中的共產黨人，不可能一下子拋棄其根深蒂固的馬克思主義，於是自然而然，轉向與他們理論基礎相同的近鄰兄弟，各國共產黨紛紛改為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使社會民主主義的勢力一度得以擴大。但由於馬克思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的根本理論錯誤，注定其不可能有甚麼重大發展。因此，一部份社會民主主義者，將會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名義下，轉向別的甚麼主義，包括傳統資本主義思想系統中的一些主義。我想，這也就是我們在法拉盛召開的這個社會民主主義研討會的由來。
社會民主主義與列寧主義的區別及以經濟為中心的錯誤
社會民主主義當然與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有根本區別，社會民主主義贊成民主 ，而列寧主義則反對民主，主張專政。這使他們屬於專制和民主兩個不同陣營。如果研究一下馬克思主義，其實，它是處在社會民主主義和列寧主義兩者之間，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反對民主，相反，共產黨宣言中還把爭得民主當作實現共產主義的第一步。由於他們從民主主義者轉化而來，他們的民主傳統還相當強烈。
然而，馬克思又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但其專政，又是巴黎公社那樣的專政，不是共產黨的一黨專制。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如果馬克思，恩格斯在世，他們一定會比批評社會民主主義更強烈地批評列寧主義和蘇俄專政。此外，列寧主義，尤其是毛澤東思想，基本上是以階級鬥爭和政治為中心，而社會民主主義則以經濟為中心。以政治和階級鬥爭為中心的危害，已經是人人皆知的了。而以經濟為中心的危害，可以去看中國大陸。為了經濟，犧牲道德、教育、文化、人的生存環境。
因此，從列寧主義轉向社會民主主義，從共產黨變為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從主張專政、專制到贊成民主，並真正改變其專制主義，應該是很大的一種進步，值得歡迎。未來社會是民主社會，多元社會，而不是用共產主義統一中國或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那樣的思想專制社會。
社會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三民主義，都有其合法存在並爭取發展的權利。因為，我們主張人人平等，反對國家權力和法律規定任何公民，包括公民個人，公民的組織（政黨、團體等等），公民的意識（主義、宗教等等）的特權地位。因為規定任何公民個人特殊領導或核心地位，必然造成個人獨裁；規定任何組織的特權地位，必然是一黨專制；規定任何意識（主義、宗教等）的特殊地位，必然是思想專制。當然，任何思想都可以合法存在，也包括擁有對任何思想合法批判的權利。例如馬克思主義的合法存在，並不影響我們對它們的合法批判。只是，這種批判與國家無關，國家必須嚴格遵守政教分離，國家與意識形態分離的原則。
用人本主義觀察人類社會，觀察國家
用這種人本主義思想觀察人類社會，我們發現，不是生產力和經濟，而是人類自身的發展程度，決定人類社會。經濟異化，包括階級異化，僅僅是人類社會一定時期的非本質現象。人類有共同的東西，不僅有共同的生物學屬性，自然屬性，還有共同的社會屬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階級性，和反對抽像性為名，否定的人類共同的人性、人道、人類之愛，道德，知識，文明，進步、人權、自由，平等和民主等等。恰恰是人在歷史前進中取得的最寶貴的東西。而被毛澤東等稱為階級產物的戰爭等等。恰恰是人類原始野蠻的產物，在原始社會發生得最多，最頻繁。它將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而消亡。
用這種思想來觀察國家，國家就不是馬列主義者說的那樣，是階級組織。而恰恰相反，是全社會的、具有排它性的、唯一正式的代表，是全社會的正式組織。因此國家的法律，也不是”統治階級的意態”，而是代表全社會的國家的意志。只是國家和法往往由不同階級佔優勢罷了。越是民主的國家，越是代表全社會，越是專制的國家，越不代表全社會，越是偏向某些階級、集團、甚至個人。但無論多麼專制，也不可能完全排除被統治的階級和集團，以及它們的意志。
李大立：質疑吳稼祥的「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
在海外網站上同一天讀到兩篇同是論述「民主社會主義」，但是無論論點論據和寫作風格都截然不同的文章：方石先生「民主社會主義與真假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以及吳稼祥先生「兩種民主社會主義」。筆者個人認為：前者立論正確(觀點鮮明)，一針見血，讀之令人有正氣凜然之感；後者立論錯誤(觀點模糊)，牽強附會，讀之令人有為毛鄧江臉上貼金的嫌疑。
對於兩位作者，筆者均不認識，在此發表個人的看法，純屬就事論事，對事不對人，請教吳稼祥先生，也請廣大讀者評議，希望大家通過討論，能夠一起加深對「民主社會主義」以及「中國向何處去？」的認識，更希望中國人民早日找到一條最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
吳稼祥先生開宗明義地說：「本文的基本論點是：當今世界存在著兩種實踐中的民主社會主義：一種是西歐版民主社會主義，另一種是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他們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思想與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不同的是：西歐民主社會主義是結構上的民主，但還不是性質上的社會主義；中國是性質上的社會主義，但還在爭取結構上的民主。」
筆者不同意吳先生的「基本論點」：一，中國社會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甚麼「民主社會主義」，現今的中國社會實質不過是「專制社會主義」，因而不存在「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中國社會根本不是「性質上的社會主義」，不過是掛「社會主義」之名的封建官僚主義。二，同時也不存在「西歐版民主社會主義」，不知是否指北歐國家(瑞典、丹麥、挪威等)「社會民主主義」之誤？他們的社會制度，本質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之不過據學者研究，北歐國家曾經長期由社會民主黨執政，實行福利主義因而被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而已，其實，稱之為「福利資本主義」更恰當，和馬克思主義所指的以及中國現實的所謂「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不但不相同，甚至正相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核心內容是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一黨專制)，計劃經濟和公有制。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是議會政治，階級和諧，普選和三權分立(多黨制)，市場經濟和私有制。因此，根本就不應該相提並論，更遑論「他們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思想與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請允許筆者在下文反駁吳先生的觀點時，分散地逐漸地闡述自己的觀點。
吳文在其「一，民主與社會主義的聯姻」、「二，社會主義發展的兩條路經」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去論證「兩種版本」的「民主社會主義」「源頭都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締造的第二國際。」自從謝韜先生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在大陸「炎黃春秋」發表後，引起了中國大陸以及海外華人社會熱烈討論，是一件大好事，說明中華民族，特別是他的知識層已經有了共識：中國社會已經再一次面臨社會大變革的關鍵時刻，必須慎重地思考和選擇自己的道路。討論的重點，不應該是他們的高稅收高福利的經濟政策，因為他們是富裕社會，多數人養少數人行得通；中國是一個貧窮社會，靠少數人養多數人行不通。筆者個人認為，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雖然好，但並不適合現時的中國大陸，不一定是我們唯一的選項，不一定是救中國的唯一藥方。而且，過高的稅收和過多的福利，獎懶罰勤，就像毛澤東時代的「大鍋飯」一樣，勢必嚴重損害民眾的生產積極性，妨礙和窒息社會經濟的發展。因而，與此相比，筆者寧可選擇「自由資本主義」，讓我們中國也獲得一個從未有過的自由資本發展時期，讓億萬人民完全放開手腳，在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下各盡所能，各顯神通，以我們中華民族的聰明勇敢，勤勞刻苦，國家經濟和國民生活一定會突飛猛進，待中國進入富裕社會再實行「社會民主主義」不遲。
現在我們討論的重點，應該是他們的政治制度，他們的「社會民主主義」和當前中國知識界呼籲實行的「民主社會主義」有甚麼區別？「民主社會主義」有甚麼具體內容？他是否適合於今天的中國？他的發展前景如何？中國還有沒有其他發展的方向？……而絕對不是花時間和精力去討論「民主社會主義」是「原教旨馬克思主義」還是「修正主義」？他是否產生於「第二國際」？……方石先生說得好：「時代不同了，我們不能讓『馬家祠堂』替代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繼續充當二十一世紀的『真理裁判廳』。我們完全不必萬事都找馬克思去開『真理證明書』。」我們未來的生活藍圖和馬克思主義有何相干？我們討論一種主義和他產生於第幾國際有何相干？為甚麼一定要請示幾具一百多年前的殭屍？正如謝韜先生所說的，馬克思的後代德國人和列寧的後代俄國人都已經揚棄了他們的老祖宗，可是今天我們中國人卻還把他們奉作神明，爭先恐後去他門留下來的片言只語裏尋求「理論根據」。難道中華民族就沒有一點民族自尊？現在已經到了不少有識之士提出「驅除馬列，恢復中華」，徹底批判驅除外來的「馬列主義」，恢復傳統中華文化的時候了，吳先生等體制內人士還在那裏喋喋不休地爭論誰是正統？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簡直就是不知「今夕是何年？」！
吳文在其「三，中國版的民主社會主義」中開首就說：「儘管社會主義的兩大流域在要不要革命和要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上存在深刻分歧，但在要不要民主的問題上，卻很少爭論。西歐民主社會主義只要國家政權的單一民主機能，不爭取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機能；俄國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黨人則既要無產階級專政，也要『真正民主制度』。」俄國和中國共產黨人要臭名昭著的「無產階級專政」早已為世人所知，最近在美國華盛頓樹立的「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碑」就是為了紀念數億「無產階級專政」受難者而建立的；這段話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吳先生說俄國和中國共產黨人要「真正民主制度」，真是聞所未聞！查吳先生全篇大作，只有兩個地方提到所謂「真正民主制度」：一，「馬克思從巴黎公社取消常備軍、警察和官僚；實行普選；縮短任職期限以及可以撤職；選舉可撤換的法官等政治措施中看到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二，「無產階級專政與巴黎公社創製的『真正民主制度』是一個東西。」
那麼，讓我們看看歷史事實：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取消過常備軍(解放軍)嗎？取消過警察(公安)嗎？更不用說取消「打天下，坐天下，論功行賞，封官許爵」的各級官僚了，不但取消不了，迄今還在世襲傳承；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武力奪取政權五十多年了，實行過普選嗎？據說現在只在村一級試行，選出來的村民委員會還要在共產黨的支部領導之下，這算甚麼普選？政府官員是普選出來的嗎？毛澤東、周恩來等有過「任期」嗎？更別說可以「縮短」和由人民「撤職」了？中國大陸選舉過「可撤換法官」嗎？毛澤東時期長期「無法無天」，現在恢復法官了，上面還有一個共產黨的「政法委」，根本談不上「撤換法官」和司法獨立。……凡此種種，有哪一條符合吳稼祥先生引述的馬克思「法蘭西內戰」所闡述的「真正民主制度」了？既然一條都不符合，又憑甚麼說：中國共產黨人「也要『真正民主制度』」？
說到列寧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恐怕凡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俄國人和中國人都必然心有餘悸，還是讓筆者引用方石先生的話來回答吳稼祥先生吧：「十月革命以來，所有共產國家將近一個世紀的實踐，無例外地共同展示出：共產主義到哪裏，那裏就貧窮、落後、災難相繼、恐怖瀰漫、慘死無數。事實證明，共產黨是民眾大憂患、大劫難製造者。蘇聯東歐紅色帝國集團一夜之間轟然倒塌，這些走過不遠的歷史腳印還不足以說明『馬列主義』的性質和效果嗎？」在這樣的歷史事實面前，吳稼祥先生還斷言說「俄國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黨人則既要無產階級專政，也要『真正民主制度』」真是令人作嘔！
最令人不解的是吳稼祥先生對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等就其對民主的理解和態度所作的評價和論述。吳文說：「對這個道理，(吳文指：只有當民主在無產階級內部充分實現時，國家的專政才是實際上的無產階級專政，否則，名義上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實際上的國家專政，或者說是國家對無產階級的專政 ——筆者註。)我相信毛澤東先生有透徹理解，而且他也相當嚮往受到馬克思推崇的『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政治』。他還敏銳地覺察到他親手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已經蛻變成對人民的專政，他把那些專政者稱為『黨內走資派』，他要
在自己領導下發動第二次革命，徹底打碎變成單純專政機關的國家機器，……這就是他親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毛澤東先生在這樣做時，他沒有區分兩種不同的國家，一種是沒有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另一種是進行了這場革命的國家。對前一種國家，必要時可以打碎；對後一種國家，重要的是要發育它的民主機能。另一方面，他也沒有區分兩種不同的無產階級，一種是革命前的無產階級，另一種是革命後的無產階級。前者的主要使命是革命，剝奪剝奪者；後者主要使命則是生產，發展生產力……」。
吳稼祥先生這段話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說劉少奇鄧小平等「走資派」對人民實行了專政，毛澤東為了給人民民主，發動文化大革命把他們打倒；毛澤東這樣做的錯誤僅僅在於中國已經革命成功，不應再打碎共產黨的國家機器，中國無產階級已經勝利了，不應再搞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應該發展生產。
且不說這兩段話本身就自相矛盾，最大的謬誤在於，迄今揭露出來的歷史事實無不證明瞭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出自私心：自從他一意孤行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造成數千萬人餓死的慘劇之後，黨內外對他的神話產生了懷疑，劉少奇等推行較務實的路線，扭轉了形勢，黨內外威望上升，被毛認為威脅到他的地位，於是用群眾運動這種不正當和不正常的手段打倒他的政敵(請參見拙文「從『三垂崗』到『大風歌』」等)；就算他事後為自己尋找所有冠冕堂皇的藉口中，也從來沒有說為了給人民更多的民主而發動這一場文化大革命。恰恰相反，他無數次莊嚴地宣稱發動這場革命，是因為身旁隱藏著「中國赫魯曉夫」，他嫌劉鄧十七年來對人民的專政和壓制還不夠，執行了「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等所謂「資產階級路線」，他連黨內不同意見都不能容忍，更不用說人民的民主了。他要「以階級鬥爭為綱」、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要把所有的「階級敵人」往死裏整，甚至連中共掌權後十七年來唯一剩下的略略能夠體現社會公平的「高考」都取消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毛澤東時代人民沒有任何自由，因而也沒有任何民主。不錯，運動初期毛澤東曾經允許人民使用「大字報」這種特殊的「武器」去攻擊他的政敵，但絕不允許任何動搖他權力寶座的言論出現，任何對他以及江青的不敬都是死罪。後來鄧小平復出後，乾脆就把大字報取締了，這是真正的民主嗎？運動初期毛澤東曾經號召群眾起來打倒各級黨委，但也祇不過是讓各級官僚「觸動一下靈魂」，後來幾乎全部官復原職，官僚體制原封不動。其實，毛澤東會不會給人民民主，只要看一下他對民主和自由的認識就可略知一二，毛澤東甘冒天下之大不諱說：「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正是這樣！」(「論人民民主專政」)、「我們不是官僚主義，我們是專制主義。」、「民主就是為民作主，我們就是愚民政策。」(蘇共二十大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講話)、「一千一百萬幹部組成一個統治集團，統治六億人民，幹部就是官，官者，管也，我就是紅色皇帝。」、「領導就是干預，要對一切進行干預。」(南寧會議講話)……。能指望這樣認識民主自由的現代秦始皇給人民民主嗎？毛澤東已經蓋棺定論，歷史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吳稼祥先生卻硬說毛澤東為了給人民民主，不惜發動文化大革命，可否請吳稼祥先生用事實說服我們？
舉世公認，民主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缺一不可，沒有民主就沒有真正的自由，沒有自由也沒有真正的民主。所謂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有權選擇和罷免政府各級官員；(不需要像吳先生說的那樣複雜：「如果把『民主』理解為一種國家形態，一套政治設施，或者一種政治權力的分享模式…….；如果把『民主』理解為人的完全『解放』和徹底『自治』……」——筆者註)所謂自由，就是在法律容許的範圍內人民有權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毛澤東時代直至今天，共產黨曾經給過人民任何在其憲法裏莊嚴承諾過的自由，比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罷工自由和遷徙自由等等嗎？人民連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沒有，談何民主？因此我覺得吳先生上述的論點大謬不然。
吳稼祥先生說：「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先生，深刻地洞悉了上述兩種國家之間的區別，以及無產階級兩種使命之間的區別，把對國家的革命變成了改革，把無產階級的使命從革命轉變為生產。他這樣做，具有高度理論自覺性。……他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兩個偉大論斷，構成了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命題。」、「可以這樣說，在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基本完成以後，鄧小平主持了民主與社會主義的中國婚禮，創造了中國版的民主社會主義……。」
讓我們再看看鄧小平復出後是如何「創造了中國版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吧：他一上台，就宣佈取消「四大自由」(大字報、大辯論……有限的所謂自由)、封殺北京西單民主牆，逮捕和重判魏京生等民主鬥士、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把自己一手提拔的左右手胡耀邦、趙紫陽趕下台，…….直至六四出動坦克血腥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這就是吳先生所說的「鄧小平主持了民主與社會主義的中國婚禮」？！「創造了中國版的民主社會主義」？！
尚不止此，吳稼祥先生還說：「民主與社會主義的聯姻，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一份珍貴遺產，鄧小平之後的兩代領導人都予以繼承。」然後引用了江澤民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所說「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引用胡錦濤在法國國民議會演講所說：「我們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制度，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權利。」、甚至還引用溫家寶接受法國「費加羅報」記者採訪時說的「請你們記住兩點：第一，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第二，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吳先生給我們描繪了一幅五十多年來從未見過的民主光輝圖畫，可是，人們看到的正相反，全世界都看到了江澤民血腥鎮壓法輪功，看到胡溫鎮壓民眾維權運動，禁書封報，封鎖網絡，連天安門母親悼念死難親屬的活動都不容許……，我們看不到中共政府實行民主的任何行動，看不到中國的民主有任何進展，若有，可否請吳先生給我們講解一下？
在這裏請允許我再次引用方石先生的話回答吳先生：「胡錦濤、溫家寶在不同場合，特別是國際論壇以及外國記者雲集的地方，一再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承認民主是公認的普世價值。他們的話帶給我們許多驚喜，可是實際作為方面，始終未見動靜。中共一貫言行不一，不講信用，大家早已習以為常，並不奇怪。」
吳稼祥先生說：「不要以為鄧小平以後的領導人祇是簡單地繼承了他的遺產。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決定、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做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決定，所有這些，都大大豐富了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的內容，從而有可能讓我們給他下一個定義：中國版的民主社會主義，就是生產資料佔有社會化，經濟市場化，國民富足，政治民主，社會和諧的社會主義。」
吳先生理想中的「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與謝韜先生所說的「民主社會主義」大不相同。謝先生說「構成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是民主憲政、混合私有制、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制度。核心是民主，沒有民主的保障，其他三項都會異化和變質。」方石先生說：「民主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基礎是民主，有了民主，人民才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去塑造生活。中國的全部災難皆來自沒有約束、不受監督、可以為所欲為的一黨專政。」而在吳先生的定義裏，首要的不是民主憲政，卻是「生產資料佔有社會化」！請注意：謝韜先生說的是生產資料「混合私有制」，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公有制或者「生產資料佔有社會化」。所謂「生產資料佔有社會化」，不過是權力階層侵吞國家財產的遮羞布而已，在這塊遮羞布背後，隱藏著無數的化公為私和巧取豪奪，隱藏著無數的錢權交易和貪污腐敗，歷史事實證明，任何帶「公有」和「社會化」色彩的所有制都無法遏止人性中最醜陋的一面——貪慾，唯有私有制可以因勢利導，將人性中的這種貪慾引導到各盡其能創造社會財富的正確方向，把它轉化成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這就是吳稼祥先生的「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和謝韜先生倡議的「民主社會主義」本質不同之處。
對吳稼祥先生的讚歌，胡溫並不領情，中共官方「人民日報」重申：我們堅持「科學社會主義」而不是「民主社會主義」、議會政治，三權分立不適合中國……。正如謝韜先生說的：「如果只改革經濟，政治改革不跟上去，說重點的話，我們很可能重蹈蔣介石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在大陸走向滅亡的覆轍。」也正如茉莉小姐所說的：「如果以為在仍然保留一黨專制的體制下，通過社會財產的再分配，達到社會和諧，祇是一種夢想。沒有民主政治的制約，就不可能實現民主社會主義。」迄今為止中共政府堅持一黨專政，根本就不打算實行「政治民主」，抽掉這個最核心的內容，根本就不可能實現甚麼「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單純的「經濟改革」已經走到盡頭，各種固有的社會弊病已經暴露無遺，無法遏止。現時中國大陸的維權運動風起雲湧，社會矛盾一觸即發，官僚資本主義和專制社會主義崩潰在即，就連統治者都已經感覺到晚清年代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了。慈禧太后尚且知道不變革就要滅亡，派大臣出國考察，取消科舉制度，開辦新學，宣佈君主立憲時間表和路線圖；胡溫政治嗅覺還比不上慈禧太后，連被毛澤東打斷了脊樑骨的知識份子階層都敢於為民立言，提出中國向何處去？討論「民主社會主義」了，他們還無動於衷，「春江水暖鴨不知」。筆者衷心地希望胡溫能夠體察民意，順應形勢，開展當年檢驗真理標準那樣的大討論，讓全體中國人民決定我們祖國的未來去向，早日走上國富民強人民幸福的康莊大道。
文章定位：
人氣(86) | 回應(1)| 推薦 (
0)| 收藏 (
0)|
轉寄
全站分類:
不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