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民粹威權時期
嚴格說來，民粹威權政治始於一九九三年，這時李登輝已經完成了他對國民黨統治機器的收編整合，掌握黨政軍於一身，與反對黨相互奧援，成為台灣政治地景上的唯一政治強人。表面的民粹話語風格之外，這個強人和之前的靜穆威權強人的更重要差異，在於其政治操作的空間已經迥異於往昔：他可以直接訴諸「他的人民」。
這是由於十多年來，後美麗島的台灣社會已經逐步走向以省籍身份為軸線，透過選舉達成的民主化。這個充滿台灣特色的省籍路徑民主化，繞開了繁複的、可以作為公民的政治啟蒙過程的身份與利益鬥爭過程，所達到的快鍋民主有一個特色，就是它開放它自己給民粹煽動家。做為本省籍政治人物，在給定的權力邏輯下，李登輝積極地本土化國民黨機器，但和前期的「招安」不同，這次的本土化是全面與深入的，不只政權要本土化，文化更要本土化。在價值多元主義傳統早夭的台灣，這個本土化過程藉助於對「中國」的妒恨政治，企圖藉由簡單的、立即的對「中國」作為文化他異之否定，建立自身之主體性。這個妒恨文化機器的開動（例如，一九九三年的千島湖事件）快速壓縮了解嚴後兩岸關係中初萌的和平對話空間。表面觀之，這個從「中國」到「台灣」的國族認同政治的改變是巨大的，但究其內裡，這仍是先前古典威權時期的中國正朔觀的變造，儘管現在的計畫雖非「漢賊不兩立」，而是以「現代化」的台灣正朔對立「傳統的、封建的、土匪的」中國，但都企圖透過單一性的國族認同政治，由上而下對民眾進行教育與動員。不同的不是原則，而是不同的動員效力，以及對國家權力所產生的效果。在這個新階段，政治強人可以繞過體制，直接向人民發話，然後回過頭來挾持、擴充政權機器。「人民」誠然在口頭上被褒揚了，但效果卻是民氣被妒恨地動員、導引與控制，以達成去體制化的政治鬥爭。政治仍然不是公共性的，無從期待公民在公共領域進行慎思明辨之政策辯論。如果說，古典與改革威權時期的「政治」是國民黨的私天下，那麼這個新階段的政治仍然是私化的，但弔詭地以人民之名且以人民之意行之。幽靈般的人民的真實「代理」其實是資本（「民營化」！）、地方派系、與黑道。資本或其代理人進出國家機器形成政策，已是改革威權後期以來的不改趨勢，而沸沸揚揚的地方派系與黑道則是民粹政治下，直接向「人民」訴求的必然結果。在這個階段，人們可以聽到很多令人不安的準法西斯詞彙話語，例如生命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台灣優先，雖然其應用未必是自覺的法西斯。這是民粹威權體制的肇立。看到了這個趨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委會在一九九五年對這個眾人皆謂民主化的過程提出批判，發表了宣言式論文〈由新國家到新社會──兼論基進的台灣社會研究〉，指出這個過程的民粹威權現象。
在經濟發展的面向上，民粹威權時期的政權和前期的重要差異是它越來越無法帶領經濟發展，甚至無法像改革威權和民粹威權間的過渡期政權（八０年代末期到一九九三年為止）一般，對發展中的經濟與社會現實做出合理的反應，而出現了民粹政治目標和經濟目標發生明顯矛盾的現象。民粹強人因為要遂行他的政治意志，有利於資本家大打「大陸牌」之局面，從而迫使政權大幅提高對資本的補貼與傾斜。這帶來以下的後果：一、在以往的威權時期也有政策補貼，但都是追隨經濟邏輯，此時則否，完全依從政治鬥爭的潮汐而漂流；這造成了政權表面上喧囂但實質上對資本逐漸喪失相對自主，以至於唯有靠揮霍黨產維繫殘存自主性；二、政權的民粹意識型態掛帥一方面使它無法做出有利於整體經濟發展的決策（例如喧騰一時默然而亡的「南向」與「亞太營運中心」），但另一方面，意識型態與經濟邏輯的矛盾也並沒有使國家成功地保護作為勞動者的「人民」。一九九０年後，資本外流、關廠、與廉價勞動力的跨國引進，造成了台灣勞動情境的惡化，失業率從一九九六年開始顯著攀升，從前一年的1.79％跳升到2.60％，漲幅達四成五！儘管貧富不均的指數（如僅以當年所得分配比做保守估算，還不包括股票、房地產等大宗固定財富）也在此一時期年年攀高，政權並沒有調整它已經過份往資本傾斜的租稅結構，反而大力在租稅上對投資減免，在各種稅目上對富人寬減。財團資本家成為了民粹威權時期真正受益的「人民」，而真正的一般人民卻日益受到盤剝。
民粹威權時期的社會政策幾乎是這一時期的唯一正面成就，特別是就全民健保而言。雖然論者（包括本社在一九九五年的立場）以民粹政治的企圖作為動機解釋（誠然成立），或以西方福利國家的失敗經驗為鑑指出不可行（確實有所本），或者指出台灣國家機器的顢頇僵化只有創造出一個新爛攤子（今天似乎也有此跡象），但我們認為也不可不指出一個事實：全民健保是絕大多數民眾所期盼與支持的。國民應有健康人權。雖然全民健保在設計上打一開始就不是以健康作為基本人權的公醫制，但至少是個起步，我們應該支持這個起步並經營論述支持健康的社會化，對全民健保中健康商品化的趨勢進行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分析，特別是在二０００年之後，我們看到這個制度越來越往個人保險的方向退化，以及財團利益在其中的高度纏繞。
在越來越需要激進的、與現實產生關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時，這個時期（以迄於今）的知識與文化生產卻在大規模量產一種非歷史、非社會、非階級的民粹感受與「知識」。在以政治美學化為務的「本土化」與「社區總體營造」文化工業中，一個各方面都越來越不平等的現實社會反而都被無情遮蔽住。部分知識界「合時宜地」配合這個遮蔽，洋洋自得於一種「後一九六八政略」，在漲滿表演意味的語言遊戲以及哪兒也到不了的「敏感」中，實際上把問題意識完全移轉到了對「微小差異的自戀」。在台灣，主流的「後現代主義」其實是之前「現代主義」的單細胞繁衍──這可以透過歷史與社會分析確認。同樣也可以說，「後現代主義」、「文化本土派」、「現代主義」、與「反共文學」其實都是互不相認的近親──這是因為，縱然時代殊異，它們都不約而同地對現實社會矛盾與不義掉頭轉背。
二、後威權時期
1、與前期之斷裂
後威權時期最突出的特徵就是政治地景中不再有威權強人，是這個特徵，似乎也唯有這個特徵，能清楚地把二０００年三月「政黨輪替」後的政治地景和前期區別開來。但我們將要指出：在這個表面斷裂之下，仍然伏流著與過去的重大連續。因此，關於後威權，我們要特別記住的是：後威權不是反威權，也不是非威權，更不必然等同於民主。我們認為流行的將政黨輪替後以「阿扁」取代「李總統登輝先生」的後威權狀態等同於民主，是一個錯誤的等式。我們認為批判的論述應該首先定性這個時期的核心特徵，而這又必須是一歷史化的工作。下面，我們從幾個方面來分析現階段社會與政治發展的歷史資產與負債。首先我們要討論這個時期和前期的斷裂。
在古典威權與改革威權時期，政權的自主性甚高，這是雙面刃，一方面，國家機器揮灑幾乎無限制的暴力與意志，但另一方面，它也絕緣於社會優勢階級的穿透，這樣一個拒絕穿透的國家機器或強人意志在改革威權時期的前至中期都非常明顯。資本堂而皇之進入政權成為決策伙伴，發軔於改革威權晚期，於民粹威權時期形成常態，更在後威權時期達到高峰。與威權民粹時期一樣，此時期的民粹政治目標依然優先於經濟目標，繼續因「戒急用忍」而來的對資本的補貼與傾斜，但因為不比先一階段的政權還有黨產可以操作，所以對資本只有加倍籠絡，這不僅使得國家的社會政策與發展政策被資本裹脅，無法形成具有相對自主性的政策過程，更是盤剝了受薪大眾的基本利益。各種各項的對資本釋放利多、獎勵投資、優惠開發、賤售國有資產的政策源源不絕（例如「知識經濟發展方案」、 「八一００台灣啟動」、「挑戰2008國家發展計畫」、「擴大公共建設振興經濟條例」…）。同時，這兩個時期的政權又以各種名目轉嫁賦稅負擔到受薪階級，舉其犖犖者，一九九三年的促進產業條例、一九九八年廢除企業所有者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美其名曰兩稅合一）、一九九九年調降金融營業稅、二００一年的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的修政、二００二年減半徵收土地增值稅為期兩年圖利土地業主、二００三年立法院一讀通過調降遺產與贈與稅…。這樣的「後威權」其實是國家責任政治的無限退位，放由私人企業集團在無任何公共監督下，在幕後操縱獲利，卻不必負任何責任。我們不必退回強人政治，那不是可欲的也不是唯一的選項，我們應當向前要求政治的透明性與公共責任歸屬，並支持國家的社會性「左手」。
國家機器被資本裹脅已經產生出幾個顯著後果。首先、過去台灣在發展過程中一向自詡的相對平等主義的分配政治現已有瀕臨崩潰的危機。貧富差距的拉大雖已成為一般人的生活經驗，不需要統計數字的佐證，但我們還是不妨徵召一組數字來徵驗現實，一九九二年，台灣前百分之十的家戶所得分配比是後百分之十的19.41倍，今天則達61.33倍。另外，失業率持續走高，從二０００年之前不超過3％到二００二年的5.17％，成長了七成二，這些失業人口中的多數中壯年失業人口幾乎無法再就業。付不起健保的偏遠地區民眾（很多是我們政治上不吝施予口惠的原住民）和沒法繳交營養午餐的學童，已不再是偶而令人同情的個案，而是規模化的集體現象了。這還不談在WTO之下，進口農產品威脅之下，廣大的台灣農業與農民的未來問題。這些極重要的政治問題在目前的政商為奸的架構下，都被排在議程之外。伴隨日益分配不均而來的就是先前威權時期準俾斯麥式的公共投資的凋零，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古典威權與改革威權時期的三大成就：平等主義的國民教育、社區化的公共衛生、以及相對進步的勞動基準法。其中，勞基法與公共衛生在民粹威權時期就已經受到重大侵蝕；勞基法遭到退步修法，公共衛生被財團化與商品化的醫療體系所架空。在後威權時期，這個惡化趨勢繼續升高，並且還延伸到教育領域，企圖對教育去管制化並推動高學費政策，使作為公共投資的教育變成個人投資理財。為達成民粹選舉政治目的在一九九五年開辦的全民健保，是台灣在民粹威權時期的唯一一項重大社會政策（這似乎是民粹政治給台灣民眾唯一的禮物「或賄賂？」），現在也面臨巨大的赤字問題，而解決的方案則是朝向提高保費，赤字由國家（亦即一般納稅人）負擔，而獲利由巨型私人醫療財團瓜分。健保保費沒有採取更平等主義的累進制度，反而使底層民眾負擔更高的保費費率，以及以自負額增加來解決健保「虧損」，同時圖利國內醫療集團與跨國藥廠，似乎是後威權時期反分配政治的一貫特色。
因此，就政權相對於資本的自主性，以及政權在社會政策上維持其正當性這一面向而言，後威權時期承襲了民粹威權時期就已經堂而皇之的向資本的傾斜，甚至更嚴重；這在所謂的「教育改革」與「健保改革」上都看得很清楚。簡而言之，後威權時期在分配正義、以及照顧到基本需求的社會政策上，並沒有選擇性地承襲古典與改革威權體制下的正面成就，甚至連民粹威權時期僅有的醫療政策成就都要緊縮。相對於顯性的斷裂──政黨輪替與威權強人的謝幕，這是後威權時期和之前威權時期的隱性斷裂，但更值得我們注意它的社會意涵與可能後果。
顯性的斷裂往往具有意識型態遮蔽的效用，使論述誇大地集中在某一明顯但並不重要的改變上，從而虛假地肯定一個新時期的開始，並得以做出一種告別的姿態。這其中有兩種愚昧效用，其一是把前期歷史中的進步面向也一起掃入歷史灰燼中，其二是與前期歷史中的反動面向不著聲色地繼續沿襲。下面我們將要討論後威權時期和先前諸威權時期的連續性。(未完)
發言人：YiHo 2004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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