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改革威權時期
在蔣經國開始主政的一九七０年代初，台灣已成功地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一部份，以勞力密集為基礎、以私人資本為主體的出口導向經濟體已經形成；相較於前，公營事業佔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在一九七０年已降到低於三成，新誕生的中小企業主以及白領專業人士成為新興社會實力群體。同時期，廣大的農村人口也加速無產階級化、城鄉差距拉大、社會不平等開始有了新的面貌。文學上的鄉土文學運動即是在這個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脈絡下，人們開始反省到諸多新興問題時出現的。此時，私人企業集團雖然日漸壯大，但直到一九八０年代中，強人蔣經國老病之前，並不足以直接干預政權。因此，至少在改革威權體制的晚期之前，政權對資本部門都還佔有支配位置，在政府主導產業發展政策、國營企業擔負火車頭發展重任、政治目標與經濟目標相互配合，等各方面，都和前一時期有比較顯著的連續性。在此一時期，威權政體以其獨立的政治邏輯與正當性考量，甚至在一九八四年公布「施行」了具有相對進步性的勞動基準法；而之後的十多年中，它在資本壓力下屢遭退步性修法。台灣生態環境的急速惡化也始於這個時期，在發展主義掛帥下，整個一九七０年代的台灣社會幾乎沒有環境論述的聲音。
七０年代初，種種國際情勢的重大變化使國府統治的正當性日漸風雨飄搖，蔣經國為了鞏固政權，不得不對地方傳統勢力以及新興群體玩起蘿蔔與棒子的兩手策略，棒子當然是警總，蘿蔔則包括了日益開放的各類選舉市場、黨政要職、以及地方利益。對一般市民大眾，改革威權的正當性支柱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七０年代初喧騰一時的鎮壓性宣傳品〈小市民的心聲〉，即是一方面柔性地對一般民眾歌頌發展/穩定，旋而變臉警告社會運動、學生運動、甚至是行動的愛國主義等於「為匪張目」。
在政治壓迫實質未減的情境中，此時期有一個漸進但重要的改變：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質變。由殷海光與雷震所象徵的賡續五四傳統的啟蒙自由主義，慢慢地在七０年代中期轉變為一種知識/政治風格的鬆散集聚，一般稱之為「自由派學人」。古典威權時期的自由主義者是體制外的堅定反對者，但是這個風骨典型卻沒有在七０年代的歷史中擲下長長的身影。在改革威權時期，留美歸國的自由派學人雖然大致承襲了自由主義語粹與反威權姿態，但選擇站在體制內進行「革新保台」的事業。這群人在政治價值上以冷戰時期美國的現代化意識型態為依歸，美學品味上則以美式現代主義為圭臬。在古典威權時期，文學藝術上的現代主義者還曾經是當權的「反共文學」的委婉批判者，但現在則被權者成功收編，搖身而為文學藝術生產領域上的驕子，自衿形式至上、艱深無罪、晦澀有理。自由派既不再是既定國家體制的反對者，而是國家體制的修護者，那麼所掛念者唯如何替政權在新的國際與國內情勢中建立新的正當性，這在台灣的情境中，即是政權本土化，開放有限的權力給某些既存權力團體，包括地方派系與自由派學人。然而，這個「改革」或「開放」並不意味政治的公共化。留在黨內的「侍從」地方派系當然仍然是以「家奴」的身份進入到政治體制，這無關政治的公共化，但就算是初試啼聲的「黨外」也幾乎從一開始就注定走上了與政治公共化背離的路徑。
關鍵在於實際構成「黨外」的這些權力團體的社會性質。如果這些權力團體能上接殷、雷的啟蒙自由主義，形成以自由主義現代性為意識型態根底的反對黨，或能和同時期的那個受保釣運動啟發、富於社會主義理想、站在第三世界立場的作為文化運動的鄉土文學運動結合的話，那麼台灣社會以後的政治構成應該會有很大的不同。但殊為可惜的是，「黨外」權力團體的省籍身份和國民黨政權統治者的省籍身份的差異，在新興選舉政治的邏輯與機制下被催化，從而，理想上以公民為主體的自由主義政黨政治路線被判出局，取而代之的是非自由主義的、以省籍身份為主要動員槓桿的選舉政治。這樣的政治反對運動選擇了一條輕便的、訴諸身份認同、歷史記憶、與情感神經的路徑，有其特定成就，也必然有其特定代價。事後觀之，在七０年代中期，台灣社會的民主化運動踏上了一條以省籍身份（而非公民身份）為主體的「省籍路徑民主化」；這是台灣戰後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雖然台灣社會的省籍形構與省籍之間的緊張是歷史給定的（這包括台灣曾是日本的殖民地、美蘇在全球範圍的冷戰、國共鬥爭、以及二二八事變），而「本省人」群體在「外省人」國民黨政權的黨軍警情治的壓迫下，以及在國民黨的語言和文化政策的傲慢下，所產生的受害者意識也是極為真實的，需要被理解，也的確需要找到抒發路徑，但這些都並不必然會導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以省籍為軸線的選舉動員是歷史的唯一邏輯。韋伯所謂的理念作為歷史軌道的轉掣手的比喻，讓我們對於知識份子沒有能夠形成一個有深厚傳統的反對論述，卻將就社會現實，便宜轉換自由主義，仍然感到遺憾。當既存政權的威權秩序是以一種排他性的、單一性的國族身份為主要支點時，向其挑戰的新政治力量其實是因循這個舊邏輯前進，將自身建立在舊社會的集體意識/知識存貨的基礎上，並沒有顯著改變此一存貨的性質。權利論述因此存其形，失其神，被暗中轉化為單一承認政治，而後者並沒有按照自由主義現代性所賴以為前提的價值多元主義，亦即，允諾社會不同群體間平等的相互承認，反而是繼續追求以單一族群（國族）主體之名的國族政治計畫。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這一時期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是失職，如果不是共犯的話。
前面提到的鄉土文學運動可在此進一步申論它的進步意涵，或許能幫助說明為何我們的立場不是反對「本土」或「人民」或「自主」，而是反對它們被傳統化、自然化、與偏狹化。七０年代出現的鄉土文學運動，做為一種知識份子的反對運動，要求人們反省美式現代化理論與現代主義的形式主義空洞，以及偽普遍主義（即帝國主義）的壓迫內裡，指出被美式現代主義所支配的文化再現已經喪失了用生活中的語言去描述與反省真實社會問題的能力，並決心站在在地立場揭露與批判真實社會的不公與壓迫。這個文化運動要求平等的人間世，於其中，各種身份，儘管多卑微，都能被承認，各種壓迫，不管多精緻，都可被反抗。這些都可說是進步的、反抗壓迫的、爭取社會自主的動力，但被視為「工農兵文學」或「狼來了」，而遭到鎮壓。鄉土文學裡的「土地」、「人民」或「自主」和它們之後在黨外、民進黨、乃至於民粹威權時期的對等詞有巨大差異，前者並不預設「特殊身份」或「特殊文化」作為定義要件，後者則堅持其為必要乃至充分條件。這個作為「文化黨外」的鄉土文學運動和政治「黨外」從七０年代以來一直若即實離的關係，在八０年代中期正式決裂──「省籍路徑民主化」必須要找到它自己的文化再現。此後，台灣的主流文化生產走上了「鄉土之後的本土」。台灣社會為這個文化轉折所付出的歷史代價，恐怕必須要擺在一個更長遠的政治社會歷程，才能充分理解。
一九八七年七月，政治解嚴，兩岸也結束了四十年來因國共內戰而帶來的敵對封鎖狀態，一時之間，兩岸間將發展出一種和平的、對話的關係成為了可能。雖然這個往和平對話的趨勢，被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的天安門事件所阻斷，但這兩年間兩岸關係的和平演變的確是改革威權時期的歷史成就，突破了冷戰格局下的劃地為牢，有望開啟不只是台灣，甚至東亞的和平演進局面。
改革威權時期大約在一九八七年中的解嚴劃上了一個休止符，之後到一九九三年可說是從改革威權時期接榫到威權民粹時期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還可以分成前後兩個階段，前期是解嚴到一九八九年中期，蓬勃一時的社會運動黃金二年，後期則是一九八九年中後期開始直到一九九三年民粹強人正式開啟民粹威權機器前為止。
針對在戒嚴時期所承受的壓迫以及發展掛帥下所受到的剝奪，各種各類的社會運動與抗議行動在戒嚴法既廢、強人已死之下蜂起全島。其中，環保運動還一度迫使高污染的石化業資本決定外移。這是改革威權後期政權與經濟逐步自由化、資本逐步進入到政權決策核心的時期，社會力所進行的自衛性反撲。但就勞工運動而言，反而是社會力藉助並未落實的國家進步立法（即，勞基法），向資本提出訴求。這些矛盾性的力量叢結展現了一個事實：這兩年是台灣戰後僅有的一個階段，於其中，國家、資本、與社會三者形成了一種少有的對峙平衡。這意味社會部門相對於龐大的國家機器和資本力量，開始展現出些許自主性的規約力量，同時國家機器也比較可能接受社會的壓力與監督，不至於完全「自主」或完全向資本傾斜。簡言之，一個具有社會性質的國家機器初現歷史契機。但之後，由於社會運動被國族主義吸納、兩岸關係回冷、資本國際化等因素，使得國家在短暫的擺盪中，在重新團結起來的資本的威脅下（例如台塑在一九八九年宣布停止一切在台灣的投資），重新擺向資本的一邊，而且矯枉過正，開始了至今猶未停止的對資本的傾斜。一九九０年初新任行政院長郝柏村一上台就宣示「取締社運流氓」，更使社會運動雪上加霜。同年底，台塑宣布「根留台灣」；翌年，政院宣布台塑麥寮六輕計畫。
社會運動之所以快速沈潛，除了資本與國家關係的重組外，還有其他並不見得次要的原因。在八０年代末，除了少數運動（例如消費者運動）之外，絕大多數的重要社會運動部門（例如勞工、婦女、與環保）都在兩三年內，從普遍權利論述與多元承認政治的主調（雖未必有理論自覺）撤退，轉而以國族認同（統獨）的政治正確問題為首要關心。社會運動本來可以有機會開展出來的平等與價值多元社會的生機，被從古典威權以來不停改變外皮但恆存其骨的單一國族主義認同政治所截斷。多元的身份與利益政治所可能構成的公共領域對話空間於是讓道給被統獨所挾持的「人民」。民粹或國族認同有這麼巨大的召喚能量委實驚人，但也的確因此反照出，社會運動本身缺乏公共文化與批判論述的肌理根器，易藉勢而暴起，但也因為沒有歷史與文化厚積，也易因勢而暴落。黃金二年的社會運動為何沒能捍衛其社會性初衷，不是一個三言兩語可以交代的重大問題，但我們認為包括我們在內的批判知識份子沒有能夠形成一個原則性的論述支持灌溉這個新萌發的社會力量，也不得不是重要原因之一。彼時的流行批判話語（例如「民間社會」、「市民社會」、「東方專制主義」…）其實都富於民粹話語和意象，縱有心但無力於平等的、價值多元的社會觀的肇建。(未完)
發言人：YiHo 2004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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