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滾樂中的性別與政治
一、前言
他坐在鋼琴椅上，前後搖擺著身體，始而緩慢，繼而隨著節奏加快。他的腳隨著拍子抖動，他的脖子一伸一縮，他的臉俯向琴鍵。他把頭髮向後攏去，原來梳得整齊服貼的頭髮現在已經散開，他開始流汗了。音樂接管了一切。貝斯手背部隆得高高的，全神投入，愈拉愈快，愈拉愈快。謝林開使始彈起了和絃，它們像雨點一樣紛紛從琴鍵灑出，灑向四面八方，讓人覺得，彈它們的人跟本管不住它們。它們像浪濤般，一波又一波排山倒海湧出。聽眾大喊：「繼續！繼續！」狄恩汗如雨下，汗水濕透他的領口。「就是這樣，就是這樣！他是上帝！謝林上帝！正點！正點！正點！」他喊道。謝林可以意識得到，他後面坐了個瘋子；雖然他目不能見，卻可以聽見狄恩的每一下喘息聲和喊叫聲。「就是這樣！」狄恩一直在念，「正點！」謝林笑了。當他從鋼琴椅上站起來的時候，全身大汗淋漓。這就是一九四九年時候的謝林、登峰造極時代的謝林，是未變得冷陌和被商業化污染以前的謝林。謝林退場後，狄恩指著那把空的鋼琴椅說：「上帝坐過的椅子。」鋼琴椅上面豎著一支小號，它的金光反射在牆壁的一幅油畫中（畫的是一片沙漠），形成一道詭異的光影。上帝走了，而這道沙漠中的光影，是上帝留下的寂靜。那是一個雨夜，我們經歷了一則雨夜的神話。狄恩兩眼睜大得像銅鈴，渾身的瘋勁兒無處發洩。我的體內也有一股躁動，那正是我正在抽的大麻煙作的怪（狄恩在紐約買的）。我有一種感覺，最後的時刻即將要臨到，屆時，一切都會真相大白，一切都會有所決定。
Jack Kerouac 1957〈旅途上〉(On the Road),梁永安譯
這個節錄自Kerouac自傳性質小說的段落，巨細彌遺的描寫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年輕人在爵士樂表演現場的聆聽經驗。一九五零年代的美國正值反共的麥卡錫主義高漲，政治上瀰漫對共產黨間諜的高度警戒，使得社會也被保守主義氛圍籠罩，一方面強調家庭作為社會基本的單位價值，一方面注重團體紀律，以有效的凝聚國民，鞏固國家的政經策略。當時美國的中學教育隨著經濟的提升而在白人族裔中下階層間普及化，學校遂成為打造社會典範的重要機制，從禮儀訓練到對服飾穿著的規定，學校成為一個井然有序、成員各司其職的小型社會。面對居於主流的保守主義對節制、勤奮與秩序等價值的肯定，部分的白人青少年卻轉而認同因處於邊緣地位而得以獨立發展的黑人音樂，為其不受拘束的演奏方式與開放互動式的表演所吸引，在這波風潮中出現了融合藍調與鄉村音樂的 Elvis Presley(貓王)。青少年們音樂偏好的改變，打破了原本唱片業的黑白分眾市場，於是新的類型名稱----以青少年為主要聽眾的「搖滾樂」----便隨之出現。
二、五零年代：讓我與妳Rock and Roll
搖滾(rock‘n’roll)一詞中蘊含了動態的身體的意象，「rock」在搖滾樂發源的黑人藍調語言中可以用來指跳舞或性行為，當白人歌手將藍調樂曲與鄉村樂結合時，刻意的修改了原本帶有強烈性暗示的歌詞，以迎合當時保守的社會風氣，但是這些在語言上避開禁忌的方式，並沒有改變搖滾樂極為感官的文化特質，青少年在社會、學校或家庭中受到的束縛在搖滾樂中適度的抒發，並且從搖滾樂中找尋他們在保守主義強調節制的價值觀中失去的認同感；再者，五零年代的美國工業生產已自動化，工人階級與其工作之間的情感連結鬆解，工作成為單純的賺錢工具，對從事勞動工作的人缺乏意義，工作中喪失的目標與人生方向感必須以其他方式來補償，使得中下階層的青年在休閒活動中賦予新興的搖滾樂極大的意義。
早期的搖滾樂手幾乎都是男性，他們搖擺扭動身體，擺出挑逗輕挑的表情來演唱，呈現出與五零年代男性電影明星馬龍˙白蘭度或詹姆士˙狄恩的銀幕角色相似的形象，他們個性桀驁不馴、騎著重型機車（搖滾樂手的宣傳照上也出現）、行為魯莽但又略帶憂鬱，他們作為反抗權威的象徵，大受青少年歡迎，T-Shirt、牛仔褲、機車、香菸等物品成為青少年文化的象徵符號，搖滾樂的搖擺與叫喊式唱腔則成為青少年的共同儀式，他們借由聆聽搖滾樂現場而踰越日常的規範，再從搖滾樂的集體經驗中創造屬於青年的新典範，搖滾樂開放互動的表演與以青少年生活為主的歌詞內容，使聽者能夠將歌曲整合到生活中，進而創造新價值。
在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刺激大量消費的社會背景下，搖滾樂文化對權威價值觀的反抗雖然讓家長們深感威脅，卻也因為它無意間開創的商品市場而在社會裡被默許了，然而，被允許對清教徒式保守主義挑釁的卻只有男性，能在商業市場上被廣為接受的女性搖滾樂手，在五零到六零年代之間一直沒有出現，當時「壞男孩」形象因商品化宣傳而被男性青少年爭相模仿，但女性卻時常是以被壞男孩征服的他者角色被呈現，其中不難看出當時社會面對搖滾樂文化中不同性別的角色定位，在象徵反叛顛覆的搖滾樂文化中，女性作為發聲者的空間仍然受到限制。一個搖滾樂男歌手（Chuck Berry）以他觀察到的社會現象譜出一曲，歌詞中描述一個喜愛搖滾樂的女孩，是如何以不正面反抗父母的方式取得了出門的許可，得以化妝、打扮、套上高跟鞋（在當時算是自主女人的象徵），到外頭享受一天的「自由」（也就是扮演一個女人），然後在翌日早晨又回到學校裡做一個甜美的十六歲女孩。
早期的搖滾樂文化，在反抗當時主流的保守主義價值觀的同時，男性的欲望與叛逆因為符合社會上對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而被短暫的接受，在當時成功的整合了青少年對抗權威的力量，達成創造新文化價值的目的，然而以性別的角度來說，搖滾樂並沒有跳脫出傳統的刻板角色定位。
三、六零年代：搖滾界性別的Ball and Chain
一九六零年代是個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時代，美國在歷經五零年代政府的保守主義與從中產階級觀點出發的意識型態後，在大學生中興起了新左派，他們主要是批判資本主義，反對美國傳統的社會制度諸如經濟帝國主義、物質崇拜、種族主義、軍事行動、保守的性觀念…等，然而當時以男學生為社會運動的主要領導者，女性在社會運動中時常被分配擔任打雜的工作，或者淪為男性性伴侶的角色，性別議題在當時的社運團體中非常不受重視，一些不滿的女大學生因而從新左派團體中出走，產生了新一波的婦女運動。
當時搖滾樂界發生最令後人津津樂道的盛事，便是以反越戰為主要訴求而舉辦的Woodstock演唱會，從美國各地前往演唱會場地的年輕人多達四十萬，在連續三天的演唱會中將嬉皮精神發揮到極致。嬉皮運動的奉行者以「花孩子」自稱，象徵大自然中協調的生命力與多樣性，他們崇尚和平、愛與自然，於是音樂便成為對政府表達不滿最平和的方式，此時，任何鬥爭好戰的心態都是被嬉皮青年貶低的，女性民謠搖滾樂手Joan Baez、Joni Mitchell以知性關懷的角度創作歌曲，在青年的反戰文化中佔了重要的地位，可以歸因於嬉皮文化打破了對爆發力與挑釁表演方式的迷信，雖然如此，在嬉皮運動之外，搖滾樂界的女性想登台表演仍然受到許多限制。
相貌平庸、身材矮小的藍調搖滾女歌手Janis Joplin，在一九六七年蒙特利搖滾音樂節中演唱藍調名曲，以她充滿爆發力的嘶啞唱腔成為唯一能在舞臺上受到和男樂手同等熱烈迴響的女性；當時的觀眾曾描述道：「她不僅是一位歌手，而是一種原始力量。 當她歌唱時，她憤怒地跺腳，不顧一切地甩她的黑髮，以致一縷縷頭發抽打在她臉上。有時，她渾身顫抖，使用她那粗糙的藍調聲音和在表現極度痛苦時迸發出來的激動的高聲呼喊和尖叫聲，而在她的呻吟和耳語中仍然有著更加強烈的感情表露。」
Janis Joplin不僅在表演的力道上與男性樂手互別苗頭，在私生活也和當時許多男性一樣充滿了酒精、毒品與性交，在她身上似乎找不到刻板的女性形象，對照當時初萌芽的基進女性主義主張，她們同樣是以中性（androgyny）的角色認同來取代男女兩極的刻板印象，企圖免除婦女因性別差異而可能受到的壓制，但是，Janis Joplin的酒癮與毒癮後來嚴重影響到她的表演，她在許多歌詞中也透露了自己對愛的渴求，顯然她豐富的性生活卻沒能滿足她空虛的心靈，一九七零年底她因為吸食過量的海洛因而死亡，享年二十七歲；當時同樣死於二十七歲的搖滾巨星還有好幾位，如死於一九六九年的the Rolling Stones樂團吉他手Brian Jones，死於一九七零年的吉他巨星Jimi Hendrix和the Doors樂團的主唱兼吉他手Jim Morrison，死因全部與藥物濫用有關，自此搖滾樂給人的印象便脫不了性與藥物，視搖滾樂手為偶像的廣大群眾，也流行起將生命急速燃燒發光，接著衝上天成為明星然後迅速殞落的搖滾神話。作為一個女性，究竟Janis是擺脫了女性刻板形象的「ball and chain」，得以將自己的夢想發揮到極限，還是使自己被另一個刻板像形象所困，這問題我們實在不得而知，但我們可以看見的是，當時的搖滾樂界在對戰爭、種族、階級等議題投注大量關懷的同時，對性別議題的關注卻如同社會上新左派學生團體一樣缺乏。
四、七零初期：性別概念的Transformation
在經歷六零年代搖滾樂與青年意識形態的緊密結合，部分搖滾樂手面對他們在商業上的成功與意識形態訴求的衝突下，開始反省自己對搖滾樂的定位，這段時間裡的許多樂手，為了將自己與純粹商品化的音樂作區隔，並強調自己在創作上的自主性，開始非常注重作品的原創性與誠摯表達，他們以創作藝術品的態度來對待搖滾樂。當時出現了許多的「概念專輯」(conceptual album)，所謂的概念專輯就是以一個概念或故事來製作整張專輯，使整張專輯成為一個完整的藝術表達，而不是許多各自獨立的單曲集合，六零年代末期，英國樂團the Beatles和Pink Floyd都推出了以概念主導的專輯，而美國樂壇在一連失去多個搖滾巨星後，則是以一派不重節奏的敘事型歌手，與愈趨商業化且譁眾取寵的重搖滾作區隔。
英美搖滾樂壇在概念先行的創作方式下，出現奉行實驗前衛精神的藝術化搖滾樂，許多樂手融合影像與燈光等多媒體來豐富自己的表演，因面對商品化世界產生抗拒而流行的波希米亞文化，也反映在搖滾樂手的意識形態中，藝術學院出身的英國搖滾男樂手David Bowie，可謂是這波搖滾風潮中最成功的一個，在一九七二年概念專輯中，他以華麗歌舞劇式的誇張裝扮，化身為一個來自外太空的雌雄同體外星搖滾巨星，橘紅色的頭髮、剃掉的眉毛、蒼白的皮膚與鮮紅的唇，再配上誇張的眼影與高跟鞋，他徹底顛覆了傳統的性別角色，面對媒體他大方的宣稱自己不只愛女人也愛男人，當時同樣走中性或前衛藝術風格的搖滾樂手還有很多，如由普普藝術家Andy Warhol所發掘的紐約樂團Velvet Underground中，鼓手是一為削短髮做中性打扮的女性（Maureen Tucker），而身為詩人的男主唱Lou Reed在與David Bowie相識後，讓Bowie為他製作了一張個人專輯，同樣是以濃妝打扮與挑逗的歌詞與表演將道德禁忌全搬上舞台。七零年代掀起的男性扮裝流行，在搖滾樂壇的影響一直延續到八零年代的重金屬搖滾，雖然重金屬比七零的華麗搖滾(Glamorous Rock)多了許多暴力與虐待的表演方式，但是男性樂手做妖艷裝扮、自顧自憐的形象、和挑逗尖細唱腔已經非常普遍。
(接下)
文章定位：
人氣(100) | 回應(0)| 推薦 (
0)| 收藏 (
0)|
轉寄
全站分類:
不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