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漢書》是偽史大本營的緣由
--------西漢沿秦制輕視史官造就有心人造偽史，班固又十足文抄
學術界講史學史，把先秦重視史官當成優良傳統。到了秦代及西漢，於是就模糊言之，好似秦代及西漢似乎此一重史傳統仍被發揚，其實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被號稱是中國首部史學理論專著的唐初劉知幾的《史通》，在其中的〈史官建置〉篇裡，就提到的那時候的史官建置時指出：
『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
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一無「以」字。著述為宗，而兼掌歷象、日月、陰陽、管窺天器，一作「度」。數。司馬遷既歿，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蓋效古者動則左史書之，當有「言則右史書之」六字，今缺。此其義也。』
劉知幾於秦代史官建置內，竟只言及太史令胡毋敬一人，而只言其寫了篇《博學章》，完全不及其任何史學著述。而到了西漢，只談司馬遷一人的史著《史記》，而對於其他西漢的『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而談續補《史記》的『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也不是史官，而是自已對史書有興趣，自已從事的。其實劉知幾完全不提，司馬遷及其父司馬談的所謂太史之職，完全沒有任何從事於著史的工作項目。其實，司馬遷在《史記》末的〈太史公自序〉裡就已指出，他及他父親的太史之職，是『太史公既掌天官』、『司馬氏世主天官』，其職主要為天文律曆術數，而且，就在《漢書‧百官公卿表》裡對於西漢的太史列為奉常下的屬官：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又均官、都水兩長丞，又諸廟寢園食官令長丞，有廱太宰、太祝令丞，五畤各一尉。』依如秦制是『掌宗廟禮儀』的助手。而太史又是專掌天文數術曆算，學者亦有明察此太史令實秦漢只掌天文之職，與修史無關，如李紀祥《史記五論》一書（2007，台北：文津）內即有申論清楚。三國時魏人如淳指出：『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古文經學的衛宏《漢儀注》內容多為化莽入漢，以西漢末王莽執政的莽制魚目混珠為漢舊儀。而受王莽劉歆感召的東漢古文經學儒者畢生以推行莽歆之學為職志，如杜林、衛宏、賈徽、賈逵、鄭興、鄭眾、馬融、鄭玄等等多奉偽書為真及發為騙人之論之輩，因為不騙則古文經學不立。有關內情，另有多篇文章解析之。反而，整個西漢，除了司馬遷個人寫了部私史《史記》，別無史事的記錄。而東漢衛宏的《漢儀注》所謂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比對劉知幾所說，『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又和衛宏欺世說法不同。更從《漢書》上，就可以查到，西漢根本缺史官，以致於前朝之事『久遠難分明』，後朝都無法查證。請看《漢書‧禮樂志》：
『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娀、姜原，镨、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大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
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嘱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大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鑑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眾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嘱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不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西漢成帝時，有個謁者常山王禹的弟子宋嘱，上書言河間獻王的雅樂河間樂時，朝廷的大夫博士平當附和著，說：『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鑑鎗，不曉其意，……河間區區，不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想要提倡所謂河間獻王的雅樂，即所謂的河間樂，而當時在朝廷的『公卿』，說此事『久遠難分明』。按，成帝一朝，河間樂的存在與否，依《漢書》所說，不就是『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所祖述。』武帝時把河間樂交給大樂官，後世又沒有廢掉，一問大樂官，就把官署的古文獻找一找，把樂工及八佾舞人叫來表演一番，自當明白，怎會在朝官員，包括所謂的大樂官，都一無所知，認為『久遠難分明』。朝廷裡都找不到任何所謂漢武帝時河間獻王獻的雅樂及其有關獻樂文獻記載，也無存在河間樂可資佐證，不就擺明，所謂河間獻王獻雅樂的欺人之說根本就是偽造的，而偽造之人就是王禹。而和王禹同當的朝廷內的大夫博士平當還欺騙地說河間獻王獻雅樂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那麼『大樂』（雅樂）立到哪裡去了？
而根據劉歆《七略》而抄成的《漢書‧藝文志》，劉歆再替王禹偽造一個傳譜也被班固此位文抄公抄了下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也就是，學術品性端劉歆不但將王禹『久遠難分明』的欺世之說當真，而且還替王禹造了一個師父『內史王定』來傳河間雅樂，而且再偽造一段河間獻王與毛生作《樂記》的偽史。
光看以上這段談河間獻王的雅樂偽史及與毛生作《樂記》的偽史，再衡之於武帝時的史事到成帝時，眾人皆『久遠難分明』無文獻可查，即知，西漢根本沒有史官的建置，於是一些小人，如王禹及劉歆等的古文經學的先驅，就可以信口雌黃及假造偽史。西漢沒有正式的史官記史事的編制。
按，依班固《漢書‧藝文志》依劉歆祖本《七略》，不論七略或編目皆有增加其自加的內容，此吾另有文考之了。而其中班固提到有《漢著記》百九十卷，又有《漢大年紀》五篇，恐非正式皇室之著，而為私記。到後漢始有官方之《東觀漢記》後，如《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平望侯劉毅於元初五年上書，以東漢事臆度西漢事，指『漢之舊典，世有注記』，亦未能證明果真如此，而後世又有虛妄偽作，如《隋書》所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按，若此為真作，則漢成帝時只要拿出漢武帝時此本皇室史官所記《禁中起居注》，即知是否河間獻王獻雅樂，怎會整個宮廷，找不出史官所記《禁中起居注》查證一下，而都認為河間獻王獻雅樂為『久遠難分明』呢？如此反而得證《隋書》所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實乃後人偽造。而偽造者，應係東漢到三國時代人，因為西晉葛洪《抱朴子‧論仙篇》已引用之了：『又按漢《禁中起居註》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云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屍，唯衣冠在焉』。
整個西漢都是歷史『久遠難分明』，幸好還有個司馬遷,以一已之力寫出了《史記》，讓其著作所述及的西漢前期還有信史可讀。到了東漢班固寫《漢書》，即便不是全然如西晉葛洪《西京雜記》所述是照抄劉歆的《漢書》，也是抄了西漢後來被偽造的偽史，包含劉歆所造的，如河間獻王及毛生作《樂記》、先秦魏文侯樂人竇公活了數百歲到漢文帝時獻《周禮.大司樂》章的樂書、及所謂魯共王壞孔子壁找到古文經書、明明漢承秦制，開國即有樂府之設，而假稱武帝立樂府采詩及周代采詩說等，及抄了王禹偽史的河間獻王獻雅樂，還有不知抄自何人的所謂無有的『唐山夫人』造安世樂等偽史。光是只引此數端，《漢書》偽史本相就畢現。後人只引《漢書》而捨《史記》談西漢學術者，正上了壞品性的古文經學的先驅王禹及劉歆等人的當，以致於著作充棟，都淪為如同偽說、偽史、偽學術著作了。（劉有恒，2017.9.23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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