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為止，陳長文律師的大作是我所看到討論「律師性格與國家領導」的文章中，最言之有物的一篇；不過，還是有些論理上的盲點。
法庭存有「對抗系統」(adversary system)以達成全面正義，民主政治也有對抗系統，那就是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的政黨競爭！何必獨獨擔心律師成為國家領導人呢？任何人成了政客進入民主政治下的對抗系統，都會學到律師辯護的半面表現；只不過法庭上有法官或由法官指揮之下的陪審團，擔任強而有力的仲裁者，而民主政治下的仲裁者只能委諸人民自己！
律師如果在法庭上瞎掰、亂扯，會立刻被法官警告、制止；然而，民主政治之下呢？顯然沒有具有即時強制威力的法官吧？人民必須通通等到下次選舉才能以選票進行「包裹性的制裁」。我們大家都投過票，投票那天我們還記得過去這幾年所有發生過的荒謬事嗎？投下去的這一票要決定過去和未來的N件公共政策，如何精確地針對個別爭議予以制裁？盧梭(J. Rousseau)說得沒錯，「人民只有在投票那天才是主人，投完票之後就淪為奴隸」！
關於「律師性格與國家領導」的辯證，在我看來，都是「假議題」！套句阿扁評論呂秀蓮的話，「沒有性別問題，只有性格問題」，誠哉斯言，那麼也應該沒有所謂「律師性格」的問題，只有「總統人格」的問題吧！
圖片說明：阿扁最常掛在嘴邊的美國人權律師Clarence Darrow (1857-1938)，我彷彿看見他的無奈...
**************************************
2005.09.10 中國時報
律師性格與治國能力
陳長文（作者為律師）
近來，由於社會對當前律師出身的政治人物的治國成績頗感失望，而有許多律師性格不適於國家領導的批判。到底律師性格，適不適於治國呢？筆者想以律師的身分，作一些評論。
律師由於代表當事人利益，固然必須支持當事人的主張，但在支持的過程中，不但要了解當事人主張中立論堅強的部分，為了法律上防禦的目的，律師也要了解當事人立論、主張中不夠堅實的地方，不能昧於事實。
因此，在律師的養成過程中，「全觀」是一個重要能力，也就是律師必須洞悉是非、明曉損益，這樣的訓練對於治理國事，是有幫助的，因為擁有了「全觀」，才能做出精確、正確的判斷。
這樣的「全觀」由於二個因素，並不會在律師為當事人辯護的過程中「全部」表現出來，一則，基於律師倫理，律師會傾向不揭露對當事人不利的部分；二則，以訴訟為例，司法制度寓含了一種「平衡設計」，這平衡設計的大意是，當事人雙方皆有代其維護權益的律師，各別律師被賦予的資訊任務，就是維護己方當事人與指出對方當事人主張的弱處。當兩造律師都盡責地擔任這「各自片面」的資訊任務時，「平衡設計」所要達到的「充分揭露兩造一切的有利與不利」，以利法官或仲裁者裁判，這個資訊正義就於焉達成。
換言之，若律師在辯護表現上的片面色彩，其目的要創造的不是從單一方律師角度的半面正義，而是要透過兩造辯詰，也就是結合二個半面正義，以追求「全面的正義」。
當然，二個半面加起來等於全面，這個假設並非百分之百正確，律師也有能力良窳之分，這能力上的差別，就可能使其中一個半面侵蝕另一個半面，而使得全面正義的達成出現瑕疵，但這是所有「兩造辯護系統」都必有的先天瑕疵。也就是，制度性的瑕疵，不能否認其存在的可能。
然而，若以這種瑕疵的存在可能，遽以否定律師存在的價值，就失諸化約、過斷。這時，應該要問的是，「沒有律師」與「有律師」的制度，那一個的弊端更大？有律師時，平衡設計的目的有可能會有失誤不達的情形，但若沒有了律師、沒有了辯護程序，豈非意謂法官可以任意憑一己之認識，而為斷案？那樣，會比較「平衡」嗎？在那一種系統與制度體系下，正義比較可能伸張呢？
這時，我要再拉回到治國能力的題目上。
律師的「全觀」是一個「必備的程序」，但在代表當事人利益時，其並不一定會把這樣的「全觀」表現出來，也就是，他的表現會是片面的，這點，很難否認。
但是，若律師有機會成為國家領導人的話，他就是政務的決策者，這時的他，不再有另一個「律師」作對立面的資訊平衡者，他就必須忠實地把內心裡的「全觀」穩定地反映在政治決定、政策制定上。倘若，律師沒有讓自己轉換這樣的角色，仍舊把基於訴訟上防禦義務的半面揭露習慣，沿用在政事的判斷上，那就會是國家的一個災難。因為，並不存在另一個半面去平衡，領導人的半面就會是政治決定的全面。
換言之，律師的養成過程所培養的「全觀」，是有利於國家領導的，但後端的辯護角色所形成的半面表現，卻必須摒除。這是在我看來，律師性格與治國能力的關係。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