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巴金百年回眸》
錢亦蕉
《新民週刊》 2004年11月25日
巴金，不管他曾經是否振聾發聵地呼喊過，不管他現在是否已不能清晰明了地思考和表達，不管外界推崇景仰還是質疑詆毀，有一個事實不容忽視：他畢竟已經在這塵世走過了一個世紀。且把學者們的評說當作他生命的注腳。
真與假
【“講真話”是巴金晚年一直堅持的主張，如果說《隨想錄》記錄了巴金在 “文革”後的思想脈絡，那麼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要說真話”。】
徐開壘：
《隨想錄》中提到“講真話”的篇章非常多，到最後階段，他寫了《最後的話》，發表後又寫了《講真話》，他認為即使到了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按當時實際社會情況看，“文革”還是有可能隨時發生，我們的民族並沒有走出這個陰影。透過許多具體事件，巴金堅定了對“講真話”的執著，對真與假的認識，基本上他晚年沒有停止過這方面的思考。可以說巴金堅持“講真話”一直到他1999年因病無法再開口說話、表達思想。
余秋雨：
“講真話”是世紀性的珍貴留言，不僅樸素，而且在文化道義上切中中華民族的世紀弊病。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缺少實證意識的國度裏，是否講真話成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我也是在自己年齡慢慢大了以後，經歷過太多的假話，才明白這句話的極端重要性。魯迅先生說中國的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瞞”和“騙”的文化，周圍的看客願意欣賞這樣的假文化。有了我自己的感受，我才真正理解巴老反復講“說真話”的意義。在中國，“文革”後，我們平反了幾十萬件冤假錯案。也就是說，在這個國度，曾經輕而易舉地製造了幾十萬件危及生命的虛假，而且很多人都相信了這些虛假，這就是民族的文化集體心理。我們往往只講對錯，而不講真假；真實性的判斷很薄弱，道義性的判斷很強大。這使我們看到了我們民族文化上的劣根性，包括現在“盜版”，假藥、假奶粉、假新聞，“假”的東西太多，如果虛假還在繼續，民族尊嚴就不能維護。巴老這麼早就用“講真話”三個字來呼籲，是有預見的，簡單但刻骨銘心。
徐開壘：
巴金“文革”後提“講真話”也是有一個逐步的過程的，是不斷反思、不斷認識、不斷發展的過程，越來越看得透徹、想得透徹。即使在“文革”中，他自己的認識也是有一個思想過程的，這在他的《隨想錄》中都有記錄。在1989年，他與我的對話中，巴老也承認了這樣的思想變化發展過程：“對過去的認識，現在有了新的發展。”我覺得巴老的可貴之處正在於他的思想一直在發展，沒有停滯不前。一個人的思想只有根據實際情況不斷發展前進，這個人才是真正“活著”。
【然而，在說“假”的環境裏面，“說真話”又是那麼困難。包括巴金自己，在解放初和“文革”後的一段時間裏，要身體力行地做到，要堅持，也不容易。】
徐開壘：
從他自己的實際行動來看，他也當然希望能“講真話”，說到做到。“文革”後，即使要揭露到某些現象和人，他也堅持“講真話”，但是在有一些特殊的場合，可能做不到暢所欲言。我不認為他在那些場合被迫說了違心的話，可能就是不說了，以沉默來代替“假話”，或者說到一定分寸 —— 根據當時實際情況能說多少說多少，說的基本上還是反映他自己真實想法的。如果推到五六十年代，當時的客觀環境對他有影響，可能也跟著說了一些“流行話語”，所以他自己說，“我的作品一半是廢品”。但是到晚年他都堅持“講真話”，這是一個勝利，他的存在就是一種勝利。
余秋雨：
巴老不僅反復提“講真話”，而且親身實踐，他說即使以後我不能寫文章來說“講真話”了，我也要以我的生命方式來體現它。曾經有一些理論家批判巴老的“講真話”，說“真話不等於真理”，號召大家要講真理。這個話很容易迷惑人，其實真話的對立面是虛假，並不是真理。很多所謂“真理”都攀著假話的翅膀在到處飛翔。可見，要真正做到“講真話”，是非常不容易。
徐開壘：
巴金一直在提要“說真話”，也說明一個人要堅持“說真話”是有困難的，這個困難可能是一種權勢，客觀環境的限制。即使在“文革”後，也不是每個人能做到“說真話”，某些人，是投機心理；也有些人，本來就是極左的，對“文革”本身就有感情的。其實至今極左思想沒有完全消失，所以巴老也說到，這個基礎不是沒有，土壤還在，“文革”還是有可能重新回來，“文革”的罪惡還會重現。
榮與辱
【建國前，巴金是年輕人推崇的自由作家。後來，他是新政府團結的進步作家，擔任了一些職位，但隨著一次次運動，也受到了不少困擾，步履維艱。到了“文革”，他陷入了最大的黑暗。】
徐開壘：
極左思想實際上在建國前就已經有了，巴金那時候已受了不少批評。
建國後的歷次運動，受委曲的是像巴金這樣一批正直的當時看來是中間立場的作家。“文革”時發展到極點，他們被打倒，其實基礎在這以前就有了，他們雖然是被爭取的進步作家，但日子一直比較難過。解放初，這批作家被賦予了以前從沒有過的榮譽和使命，作家獲得了一定政治地位，他們真心歌頌黨歌頌祖國。然而，從事各種政治工作之後，一些作家的創作或許反而受到影響。
余秋雨：
1962年5月9日，巴金在上海市文代會上的講話《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可以說是當時在文化意義上最勇敢的抗爭。發言指出了當時文藝界有少數人用“框框”和“棍子”限制了作家的正常創作，這當然觸犯了如張春橋、姚文元之流的當權派，切中左傾文化要害。這樣的發言需要很崇高的勇氣，特別是身處文化界這個環境之中還能發出這樣振聾發聵的抗爭，超越了很多同代作家的思想水準。幾天后美聯社對這個講話進行了報道，這就給他帶來了災難，幾年後在“文革”中，張春橋就點名巴金：“不槍斃他就是落實政策了！”
【“文革”期間，受辱不可倖免，他總是默默承受，內心備受煎熬。晚年，他得到了巨大的榮譽，但仍保持著清醒。】
徐開壘：
到了“文革”，翻天覆地，巴金遭遇了家破人亡的慘痛。他的性格還是比較軟弱，表面上可能沒有大的流血衝突，但內心的痛苦並不亞於別人。
余秋雨：
他一生都有一種貫穿始終的憂鬱，一種孤獨感。他的反抗不激烈，不是極端主義的，有人道主義作為底線，這就使他受到“革命”者和“溫和”派兩方面的不理解，因此，很長時間裏，他的精神都是孤獨的。我與巴金的女兒李小林是同學，所以了解了一些巴老“文革”期間的點點滴滴。面對災難，他一直默默承受著苦難。直到失去妻子，無法承受，他把自己一個人關在屋子裏，背誦詩句，是但丁的《神曲》。
徐開壘：
巴金晚年得到的榮譽很多，但在海外也有一些人詆毀巴老。現在他已經完全不能表達思想了，所以榮譽與否對他也並不重要了。
余秋雨：
高貴的憂鬱他一直沒有失去過。晚年巴金得到很多稱讚、很高的榮譽之位，但他的精神本質還是孤獨憂鬱的，這是一個純粹文學家的精神素質。巴老不滿足於淺薄的歡天喜地。他的精神品格對今天的一些文化現實也有警醒的作用。對於早年的歡天喜地，巴金也寫了一些檢討性的文章，認為我們沒能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我甚至還可能不小心參與了傷害者的隊伍；有的歡快我寫了，但這些歡快可能是偽裝的。
生與死
【巴金近年一直在醫院中度過生命，特別是1999年以後，不能說話，靠藥物維持。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他仍舊活著……】
徐開壘：
巴金住院搶救已經好幾年了，很痛苦，當時巴老自己曾提出過不要再搶救了，但我們在思想感情上還是希望他能活下去。他的生命還在，醫生護士還在千方百計地努力，他的存在對大家是一種安慰。
余秋雨：
巴老活了整整一個世紀。活過百歲的作家在國內外幾乎是絕無僅有，一個世紀的變化在他一個生命體上獲得了完整的集合。他活著就是為了證明一個生命奇跡，他還活著就震撼人心。當然，巴老不僅僅因為他活得長才讓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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