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採取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研究變異超常組詞當中的「比喻式」，包括「明喻式，A像B」、「暗喻式，A是B」、與「借喻式，B」，以逐字逐句閱讀詮釋，進行文本分析。
這六位作家分成兩組，分屬「現代文學派」世代與受「現代文學派」影響的後世代，四位男性，兩位女性。第一組是「現代文學派」世代，有變異性風格的王文興（1939-）與七等生（1939-），對照組女作家同是「現代文學派」的女作家陳若曦（1938-）；第二組是受「現代文學派」影響的作家，男作家是有變異性風格的舞鶴（1951-），以及不被列為變異性風格的宋澤萊（1952-），女作家則以李昂（1952-）作為對照。
綜合這六位作家的文本來看，除了舞鶴以外，共同使用的比喻式為「A像B」的明喻式，而舞鶴使用最多的是借喻，其標記為只有喻體的「B」
關鍵詞：變異、比喻式、明喻、暗喻、索緒爾
一、前言
瑞士語言學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在《普通語言學教程》談到：
語言符號連結的不是事物和名稱，而是概念和音響形象。後者不是物質的聲音，而是這聲音的心理印跡，我們的感覺給我們的聲音表象。‧‧‧語言符號是一種兩面的心理實體，用圖表示：「概念/音響形象」，這兩個要素是緊密相連而且彼此呼應。‧‧‧我們把概念和音響形象的結合叫做符號。‧‧‧我們建議保留用符號這個詞表示整體，用所指（意符）和能指（意指）分別代替概念和音響形象。
這一段引文說明了兩個原則。其一，意指（signified）和意符（signifier）的聯係是任意的，或者也可以說，我們所說的符號是指意指和意符箱連結所產生的整體，因此可以更簡單地說，語言符號是任意的。其二，意指的線條性特徵。意指屬聽覺性質，只在時間上開展，而且具有借助時間的特徵：（一）它體現一個長度（二）這長度只能在一個向度上測定，它是一條線。它與視覺的意指相反，視覺的意指可以在幾個向度上同時并發，聽覺的意指卻只有時間上的一條線，它的要素相繼出現，構成一個鏈條。我們只要用文字把它們表示出來，用書寫符號的空間線條代替時間上的前後相繼，這個特徵就出現了。
索緒爾將語言結構的內部關係分為組合關係（或譯為聯想關係）（associative relations）和聚合關係（或譯為句段關係）（sytagmatic relations），這是語言系統的兩大支柱。組合關係是指由心理聯想構成的集合，並不限於把呈現某種共同點的要素拉在一起，還包括在每個場合把要素聯繫在一起的種種關係的性質，有多少種關係，就有多少聯想系列。詞語和詞語之間的組合，要符合語法規則，也要受語義內容和邏輯範疇的制約，沒有確定的順序，也沒有一定的數目。
聚合關係是指話語中的各個詞，由於它們是連接在一起的，彼此結成了以語言的線條特性為基礎的關係，這些要素一個挨著一個排列在言語的鏈條上面，形成以長度為支柱的結合，由兩個或幾個連續單位組成，稱為聚合單位（或稱為句段）。一個要素在句段中只是由於它跟前一個或後一個，或前後兩個要素相對立才取得它的價值。聚合關係是在現場的（in praesentia），它以兩個或幾個在現實的系列中出現的要素為基礎，組合關係卻把不在現場的（in absentia）要素聯合成潛在的記憶系列。聚合關係的觀念不僅適用於詞，也適用於詞的組合，適用於各式各樣的複雜單位（復合詞、派生詞、句子成分、整個句子）等。
語言的聚合關係表明，某類詞語在組合上和表達上具有相同的功能，這種功能決定某類詞語在語言結構中應該具備如下特徵：（一）位置的穩定性。即這類詞語在語言的線性序列上應該處在相同的固定位置上，具有位置的對等性，如果不是這樣，就會發生「錯位」現象。（二）功能的特有性。即某類詞語在語法功能上具有區別於它類詞語的功能特徵，這種功能特徵決定了這類詞語的組合特點。
「變異」（variation）是社會語言學的一個術語。社會語言學研究語言與社會的共變，其中最主要的內容就是語言的變異問題。變異性語言的使用至少有三種功能：其一，在常用的詞匯中見出變化的用法，可以使語言顯得堂皇美麗。其二，經由特殊的變異，可以使每個修辭格自成一類，使講法更生動，更崇高。其三，變異性不一定就是不合語法或違背任何規則。它可以在語法允許的可能範圍內，比正常語言的使用更進一步。
超常組詞是指經由一定的組合方法，組成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詞語，這種詞語異乎尋常，是字典、辭典裡沒有的，也並非約定俗成的詞語，這是語言運用中的一種變異性。筆者曾發表過關於〈變異超常組詞–連動式〉 與
〈變異重疊–以舞鶴的小說語言為例〉 ，本論文繼續研究變異超常組詞當中的「比喻式」。
比喻式是根據「A與B」事物之間的相似點，用「B」事物來說明「A」事物的修辭格。「A」事物是被比物，稱為本體，「B」是比喻物，稱為喻體。本體、喻體、和本體與喻體之間的相似點「比喻詞」，是構成比喻的三個基本要素。比喻式分三種類型，其一為「明喻式」，本體和喻體都出現，標記寫法為「A像B」；其次為「暗喻式」，標記法為「A是B」，這個「B」有時不用比喻詞而採取意念性結構，使比喻關係不明顯；第三是「借喻式」，這時本體和比喻詞都不出現，只有喻體出現，標記為「B」。
俄國形構主義派有一套文學語言的理論：
形構主義者視文學作品為「種種設計」的任意聚合，這些「設計」包括聲音、意象、節奏、句法、拍子、韻腳、敘述手法等、涵蓋所有形構上的文學因素，造成「異化」（estranging）或「陌生化」（defamiliarizing）的效果。文學語言的特徵，和其他言說（discourse）形式的區別，在於它以各種方式將日常語言「變形」。在文學設計的壓力下，日常語言受到強化、濃縮、扭曲、縮短、延伸、顛倒，語言「變得奇異」；由於這種異化，日常世界也頓時顯得陌生。在例行的日常語言中，我們對真實的知覺和反應變得疲憊、遲鈍，或如形構主義者所言，變成「自動化」（automatized）。文學強迫我們對語言產生戲劇性的知覺，使習慣性的反應恢復生氣，也使客體變得更「明晰可解」 。
在台灣文學當中，具有這種語言上的「陌生化」或「異化」現象，前有七等生與王文興，在六O年代都被歸類為「現代文學派」作家。王文興《家變》因文字的異質化而引起注目，是「二十年來最令人驚心動魄的小說」 。依歐陽子的研究，王文興的文字句法有六大特徵，包括不尋常的結尾助詞與感嘆虛字、文言單字混入白話句子、慣用詞之倒置、訴諸聽覺之字、主詞、動詞、與其他詞類之重覆出現、重疊冗長的句子 ；張系國認為王文興真實地表現了其家鄉的福州話 ；近年來，黃錦樹認為，王文興使用的是「爛中文」 。
與王文興同樣都被劉紹銘教授認為是「離經叛道」的七等生，大量使用「異質素材」，「小兒麻痺的文體」 ，使他成為台灣六、七O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依廖淑芳的研究，七等生的文體特色包括反自然語言、反寫實傳統、長句、倒裝、省脫、模稜、奇異的情節、異質形式的嵌入等，其怪異文體具有解除閱讀的自動化效應、刷新印象、拗折節奏、表現心理直覺等文學功能，令人思考到真實與虛幻、文法與文學、傳統與新變、結構安排與真實捕捉等各方面的駁雜關係 。筆者認為，七等生作品有強烈的畫面效果，有可能是將小說畫面化，再以文字描寫出來。
在九O年代復出文壇的舞鶴，小說語言是其美學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有著與兩位現代文學派作家類似的「陌生化」風格，其離經叛道與背離傳統，有勝於兩位前輩作家，文學界看法不一，黃錦樹稱之為「搖頭丸」文體 ；李奭學認為《餘生》的文體是「腦性麻痺」 ；但是，筆者以其「實驗期」作品、第二本小說集《詩小說》 稱其語言為「詩小說」 。這是一種「帶有詩的質地與形式」的小說文體，文字密度大、負載編碼信息容量高，象徵意義廣，要求讀者解碼能力也相對提高。
本論文選取兩個世代（「現代文學派」世代與「現代文學派」後世代）六位作家解嚴前後的文本，進行語言學中的「比喻式」研究。這個計劃來自於三個問題意識。第一，這三位同被列為陌生化風格的男作家，兩位屬於「現代文學派」作家王文興與七等生，一位是受「現代文學派」影響的男作家舞鶴，如果以索緒爾語言學理論來研究，其細部差異為何。其次，在同屬於「現代文學派」作家當中，有陌生化風格男作家與無陌生化風格女作家，其語言策略的差異為何。第三個問題意識是，同受「現代文學派」影響的戰後世代，有陌生化風格與無陌生化風格的男女作家，其修辭策略的差異。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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