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格專用相簿
一章、基督教信仰與經濟活動的關係
－架構各項議題
基督徒受命在處理生活中的各個方面都要回應上帝的呼召，彰顯在基督裡的榮美。顯然他們生活的很多方面都與市場交織在一起。結果，基督徒要以福音的精神去買賣、儲蓄和投資。他們必須這樣做，同時也意識到自己的有限性，相信上帝會祝福他們並使用他們的生命。儘管他們的最終動機與非基督徒可能不一樣
，但基督徒和任何人一樣必須涉及物質的、心理的和經濟的現實。在本書中我們自始至終考察經濟因素和道德價值，也涉足基督教傳統以外的研究。
經濟學家對人類活動的基本假設之一是：由於時間、資源和知識的稀缺性，我們的選擇很有限。基督徒瞭解這個現實。如同其他人一樣，他們不能同時處於兩處；他們知道事事都有代價，知道不工作並就不能供養自己和家庭；他們儲蓄並仔細考慮他們的預算（例如，在保持他們的價值的同時要考慮購買多少，買什麼）。不僅如此，基督徒得知「信心可以移動大山」，他們受教明白不可藐視地心引力或跳到房頂上試探上帝（想想耶穌在馬太福音4：5-7中所拒絕的試探）。同樣，他們如果不顧在物質和錢財資源上的實際限制，他們就會招致肉體和精神的痛苦。
痛苦地意識到基督徒作為人的有限性、認識到罪的無處不在，基督徒依然堅信對自己和世界有確據的盼望，是牢固地建立在耶穌基督的生、死和復活的根基上，他們盼望勝過所遇到的罪。終極的盼望可超越物質的缺稀，但他們的生活無法假裝活在世外，和非基督徒受到物質拘束的迥然不同。基督徒相信上帝的應許：在地上的祝福，神的國度裡完全的愛。我們已經擁有，並且還會豐豐富富地得到。
在這本書中，我們提出讓讀者瞭解他們每天透過很多選擇而經濟掌握知識，認定他們在工作上的決策、以及以榮耀神的價值觀進行購買和儲蓄。我們並不想精確地描繪每一個基督徒或基督徒群體應當如何處理所有的經濟事務，而是使用不同的文化傳統幫助他們看清基督教價值觀如何在經濟中發揮作用。
我們強調，反映基督教真理和價值觀的論點最適於並有助於解釋經濟活動。我們揭示基督徒如何在市場體系內能夠靠信仰相互影響，而不致陷入物質主義（請看第2章）。我們也承認正是市場的局限性為教會和其他組織在私人部門內組織起來的集體行動提供了空間。我們討論政府在各個層次的作用，構成了人類社會活動的另一個主要領域。我們說明政府行為方式，不是增強其他兩個領域的創造能量，就是削弱它們致力於解決社會大問題的能力。
公正和豐裕社會的支柱
傳統經濟學教科書用一種序列的方式來描述經濟體制，為說明種種政府的力量之於市場之各種不同程度的影響。於是，其極左端的描述，是中央經濟計畫與政府擁有所有財產權相結合——最好的例子就是前蘇聯、當今的古巴和北朝鮮。其極右端則是說明一個盡可能小的政府和市場自由地提供人們樂意購買的任何商品和服務（包括不道德的產品，像色情雜誌）。香港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同樣的極右端，人們希望政府避免試圖縮小貧富的收入差距，因為假設這種理論受到保護的基本社會價值是個人選擇的自由，而不是平等。
當今，各國國家都處在各種左與右組合的不同點上。於是，處於中間偏左點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其代表是瑞典和西歐的幾個國家），這些國家的經濟體制中市場在生產中起著關鍵性作用（也就是說，很少有國有企業）。但人們期待政府提供醫療和教育，並通過向高收入者徵稅，用於許多公共服務的方式來降低貧困程度。在中間偏右的是大大小小的國家，像美國和紐西蘭。紐西蘭一直維持非常小的政府作用。相比之下，美國政府的規模和活動要大而廣，處於紐西蘭的左邊。但是與大多數西歐國家相比，美國政府在經濟領域的作用比較受到限制——證據就是，大規模的私人醫療系統、較低的貧困計畫支出和失業補貼、以及以較低稅賦來鼓勵投資和企業家精神的落實。
在這本書中，我們討論符合基督教教訓和經濟法則，如增加效率之（地方和國家層級的）各級政府與市場的各種關係。我們強調，在這些關係中，不仰賴教會在促進立法和形成政策上扮演突出角色。相反的，我們描繪一個社會力量和社會影響的第三領域：私人機構、集體行動（如教會、學校和博物館），這些機構可以自由地資助、演講和施展他們在為社會謀福利上的價值。我們把社會描繪成一個三足鼎立的世界：它有三個支柱，其中每一個都必須足夠大而結實才能夠使人民和他們的社會興盛。這三個支柱就是：民主的政府、市場經濟、強大的宗教和文化機構。諾瓦克（Novak，1982年）很清楚地闡述了這個議題。
我們的目的是要說明建立在三大支柱基礎上的社會怎樣產生豐富多多年來采的方法來滿足社會、經濟和精神上的需要，即便這些需要是長期的。在小而貧窮的社會裡，家庭是提供教育和醫療以及主要的雇主。還有一些社會裡，宗教組織（像寺院或教會）則負起大部分教育的責任。在較富裕且多元的社會裡，大學前的教育主要發生在政府資助的學校裡，而精神需要由宗教組織提供。
要維持健康，社會必須高度關注三個部門的權利和責任——政府、市場和私人或自願的組織，以至一個部門不至於過度侵佔其他部門的範圍和職責。二十世紀下半葉，歐洲和美國的政府逐漸成長以滿足新的社會期待，如：為失業工人和退休人員提供需要。在後面的幾章裡我們將探討必須回應何種的經濟理論和基督教的教導，政府職責和預算擴大到何種程度會削弱市場，而私人組織可以發揮何種作用。
認識到政府在管制上的角色種種問題，激起了過去三十年工業國家多次的去干預化浪潮（在銀行業、運輸業等）。最近政府和私人組織之間擴大合作的許多努力（例如通過布希總統的信任和社區組織發起的合作）要認真地被檢視。這種使用納稅人的錢，資助的夥伴關係，是否能產生不違背基本的政教分離精神，不會導致令整全教會宣教使命產生妥協，而達到所期望的社會結果一事，非常值得討論。（見第11章）。
在現代社會裡，政府、私人組織和市場之間的平衡使得每個領域中的個人和集體參與者都能相對自由地施展他們獨特的才能、見地、資源和價值。例如，我們指出一個社會中政府設立最低的環境及健康標準，同時保留人們，包括個人、企業及志工團體能取得資源和比較自由選擇水、空氣和土地的相對優勢。（見第5章）。這樣的經濟自由，對於絕大多數人充分開發和利用自己的才能和其他資源來為個人、社會，乃至靈性美德都是絕對必要的。
但是，一個社會不是在政府行動（以某種特別的道德為原則的政府行動）與完全自由的個人行動之間作選擇，而不顧社會的利益和道德價值。即使有民主的政府、自由市場和強大的私人自願團體，任何社會的最終進程都依靠個人的責任在與他人共同承擔義務之中不斷地發揮作用、都以基本的價值觀為基礎。基督徒還要加上一條：任何社會的未來還需依靠有效的基督徒見證。單單具有強大靈性的見證和由此產生深刻的宗教歸正，就能為政府、市場和私人團體注入屬神的動力，在大願景的光照下，指引導他們的生活行為。
我們強調道德和文化機構的重要作用，原因之一是：當這樣的機構強大時（很大程度上是給予合法地位的結果），它們就能夠通過自願奉獻時間和金錢來大量的承擔各種工作。假如政府主要承擔的基本責任是提供教育、藝術、醫療、和幫助窮人等等，他們的控制會造成太少的創新和太多的統一規格的公共服務。教育中這種內在問題的一種反應，就是創造執照學校和支持學校證書。這兩種情況都反映出很多人渴望看到有各種模式、具有活力的競爭所帶來的教育創新，以使嚴重缺乏教育的地方（特別是窮困的城鎮地區，還有整個美國的公共教育系統）蓋起漂亮的校舍。
最後，在那些只用稅收來資助公共服務的國家很難實現他們的目標。在那些國家中，許多公民認為只要支付稅收就履行了對社會的主要責任，或者在爭取稅收公平和特別優先考慮的政府支出所從事的政治活動就責任已了。例如：與美國相比，法國對政府期待得更多，而對私人自願部門的期待就少得多。以就業來看，美國的私人自願部門是法國的幾乎兩倍（20世紀90年代美國佔人口的3.7%，而法國則是2%）（CIVICUS1997年，第49和150頁）。一個有趣的比較是法國與美國在支援第三世界國家上私人和政府部門的各自作用。2002年，美國公民對第三世界幫助上，私人捐贈平均每人五美分，三美分是通過政府的幫助。而法國公民私人捐贈則是平均每人一美分，政府的援助達到平均每人二十五美分（對外政治，2004年）。全球發展中心公佈一項發展加權奉獻指數（CDI)。除了援助，影響國際排名的因素包括貿易政策和投資。法國和美國在2004年在二十一個國家當中並列排第七位，而荷蘭和丹麥並列第一，澳大利亞、英國和加拿大都排在美國和法國前面（與美、法同在二十一個國家當中排在第七位的還有德國、挪威），而日本排在最後。
集中政府主導的社會目標，特別是由全國政府來承擔時，其破壞個人道德行為的副作用，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而且使得能夠用來滿足社會急需的技能和社區資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第四章提出對可以期待政府加強的公共福利的主導力量的細緻思考，並提出公共生活適當邊界的經濟學原理。
西方社會的歷史因政府、市場和私人或自願組織的相對力量和責任的不同而不同。法國和美國的比較提供了一個例子，但不能說明怎樣不同以及為什麼會發生。在19世紀初期，托克維勒（Alexis de Tocqueville）寫的《美國的民主》讚歎美國在每一個城鎮和鄉村組織起來，解決他們認定的地方問題，而不是認為政府應該首先有責任來解決。他認為這就是民主在美國起作用的原因。相較之下，在十九世紀末法律改變之前，法國政府禁止私人組織提供服務來應對社會的需要，唯有國家才能提供這樣的幫助。
很多人支持美國和其他國家限制政府權力的努力。他們傾向於市場和私人或自願組織，這些人認為政府逐漸接管了最好由其他兩個部門執行的多項職能。那些繼續支持大政府的人，希望政府提供的社會服務，包括教育、醫療保健和退休救濟金等方面發揮作用，他們認為政府是唯一能夠公平協調服務和分配的部門，因為市場（他們相信）會損害共同責任的基礎。
另一方面，一些宗教領袖堅持認為，政府已經介入社會缺口，因為道德價值觀（如個人和團體的責任、慈善和仁愛）都被物質主義和其他普世價值觀所侵蝕。他們常常認為防範社會疾病的第一道宗教防線是精神和道德的重建。只有這時，人民和社會才有力量通過愛的服務改變他們的社會環境。我們在這本書中討論所有這些可能性，從第二章開始，我們探討自由市場加劇的物質主義的看法。
除了尚未利用的資源可通過道德和文化機構用於社會，同樣這些機構在滿足地方和個人需要上比政府更強。很多草根組織具有臨近和經驗的優勢，他們理解獨特的地方條件並很聰明地利用地方網路（有時依靠公共基金的補貼）。由於同樣的原因，密爾（John Stuart Mill）（[1859年]1974年）有影響的文章「論自由」，以及最近世界各地的政府改革，強調盡可能允許州和地方許可權來設計和提供公共服務的好處。（見第8章關於第三世界政治和經濟改革的重要性。）
基督徒的原則和價值觀是繁榮和公正經濟的基礎
很難想像基督徒的原則或價值觀與經濟活動不相符。我們看看關於禱告重要性和怎樣才是最好的禱告講道。或者想想上帝邀請每一個人相信基督——相信基督是他們的救主、朋友和生命的主。如果這樣的習慣和約束完全是精神上的，那就與經濟毫無關係。但是，《聖經》和教會一貫地教導是，如果我們對上帝的愛和禱告不能使基督徒在「真實世界」的行為與沒有精神支持的人有所不同，那信仰就毫無意義。
雅各在他的書信中寫道：「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雅各書2：17）。而且，主禱文開宗明義的請求——「願你的國降臨」（馬太福音6：10），如果沒有「小基督們」（由此我們得到基督徒這個詞）與耶穌基督的通力合作是不能實現的。耶穌在地上的生活展示了怎樣才是完全的生命。同樣，請求「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馬太福音6：11）正確地理解了我們既需要人類的工作，也需要上帝在地上的祝福，大地以其全部的潛能帶給我們豐盛。這也是精神食糧的禱告，沒有精神食糧我們的工作不可能發揮對人民和社會的全部潛能（關於這一點，請看第9章，關於工作與天職）。
儘管某些聖經教學可能迴避直接經濟應用，與經濟最有聯繫的主題可集中概括為五個題目。我們提出這些題目，並沒有以聖經教材或神學作品的形式進行廣泛的辨明，儘管我們會提供豐富而深入閱讀的建議。以下出現的大部分原理在海伊（Donald Hay’s）的書「今日經濟學：基督徒的批判」（1991年）裡討論過。我們在他做選擇時做了一些修正，因為他的選擇反映了他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思考，而且這些思考表達得非常清晰和簡潔。經濟生活應當怎樣組織，基督徒的基本原則是通過回應上帝的創造，和上帝對每個人和社會的賜予所表現出來的。這就是喜樂和感恩、管家和工作、創造性和關心。
上帝提供了豐富而動態的創造，對此人類被要求擔負起管家的責任。管家廣義地講就是使用個人的才能（參見馬太福音25：14-30，才能的寓言）。管家的責任就是管理資源，為了主人（上帝）最大的利益，並對他人的服務，人人都要看管資源。
人類受造是為了享用萬物並對此表示感恩，就像詩篇裡很多美麗的描述那樣。我們為上帝的賜予而敬重祂，用心地避免浪費和偷盜資源（申命記20：19）。（在第5章中，我們集中研究環境問題，對浪費的界定予以關注，浪費與效率有關，也從非經濟學的觀點加以考慮。）
聖經對人類與萬物之間關係的解釋可在各處經文中找到。伊甸園描繪了受造物的豐富。上帝把植物和動物作為禮物賜給我們，人因此被賦予管家的責任（創世記1：28-31）。人人都應該不斷地感謝上帝在創造世界時賜給他們的禮物（詩篇95）。他們與需要的人分享大地的產物（他們的「收入」），按照舊約所說的十分之一。的確，十分之一的部分含義就是拿出食物和美酒歡慶上帝臨在耶路撒冷的帳篷；另一部分意思是要幫助寡婦、孤兒和訪客，剩下的則要用來供養祭司（申命記14：22-29）。
人類有工作的義務，而且社會必須提供很多工作機會，因為工作是發揮好管家職分的主要途徑。聖經談到工作的重要性，首推箴言的教導（箴言10：3-4），使徒保羅也主張基督徒要吃飯就必須工作的道理（帖撒羅尼加後書3：10）。但工作不僅僅是就業或職業，而是一個命令，人人都要使用並拓展上帝給予的才能，從而反映上帝的形象。（上帝在創造中「工作」）。經由工作，人們有機會滿足他們個人、家庭和社會的需要。通過工作，我們彼此在管家式的生產和資源使用中同心協力。的確，傳道書的作者（39：39，拉丁通俗版）說，我們的工作就是禱告。（第9章把工作的含義擴展為一種使命。）
無論個人或集體，社會必須供應窮人（還有病人、孤兒和其它嚴重貧困的人們）——那些不能工作照顧自己需要的人。舊約裡的十分之一是一種公共納稅，意思就是照顧他們中間的窮人——無論是猶太人或是外邦人。在舊約的律法裡，上帝的掛念很明白：要防止跨代的貧窮。律法規定土地要每五十年（禧年）重新分配，還給原來的家庭。而且農民要留下落在地裡的穀穗讓窮人自由拾取（記得路得記的故事嗎？）。律法的目的在於保護窮人免受收取高利的人（甚至在糧食的借貸上）的可恥剝削。另一些律法要求雇主每天晚上發工錢（利未記19：13），為的是讓窮人每天都能買到食物。
在新約裡，耶穌教導門徒，要看顧有需要的人就像看顧他們的主一樣（馬太福音25：31-46）。早期教會的領袖派遣執事並特別募集捐款提供給他們中的貧窮信徒，以及耶路撒冷教會的人。（使徒行傳6：1-4；哥林多前書16：1-4）。整本聖經，對窮人的關心是對上帝感恩的首要預表。上帝引領以色列人脫離奴隸狀態（申命記8：11-18），並賜下祂的兒子解救所有的人脫離罪的捆綁（加拉太書4：3-7）。
無論男女都是按照上帝的形像所造（創世記1：27）。形像有很多方面，包括創造新事物、發現新可能和開發新領域的能力、想像力和熱情。因為上帝在創造中不斷地提供和展現新的潛力，人類創造性的天賦是社會走向繁榮的本質，特別是在不斷變化之中所展現出來的天賦。在履行管家職責時，人類被要求開發資源和運用才能。想想聖經中所有被讚揚的牧者，還有那些鐵匠（見創世紀4：20-22）、織工（箴言31章中描述的有名的妻子、媽媽和商人）和創作音樂的人（回想一下掃羅和大衛王）。
建立在聖經原則下的市場經濟的社會基礎
前面描述基於聖經原則，任何社會必須滿足某些要求。在社會、政治和經濟事務中，社會必須保護個人和團體在大量可能的消費、生產和分配中自由地選擇。沒有自由，就沒有責任。不僅如此，沒有自由人類就沒有「按上帝形像」創造的地位。他們不能在家庭、工作環境和共同關係中充分地釋放他們部分潛藏（而且不斷變化）的強烈責任感。
建立在政治民主、自由市場和強有力的道德與社會機構上的社會，尊重人類行為的自由，並為人類在上帝的關懷下的興旺發展提供特別豐厚的環境。這些社會還內置某種社會價值觀，如禮貌和公平。在人類歷史上這些組織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的方式本身並不保證天國價值觀的提升。但是，這些方式合起來就使基督徒能夠在上帝的引導下經歷並分享他們的信仰和愛。社會領域平衡的三足鼎立（回顧第17頁的三柱模型）也保證非基督徒和別人一樣得到同樣的自由和尊嚴。
首先，我們來看政府。民主先驅們相信，聽取所有公民的聲音是政府能夠良好運作的關鍵。公民集體參與被看作智慧的源泉，而這種智慧不可能被任何自以為仁慈的執政官所複製。而且，為美國共和制度的奠基人們認識到提供競爭的必要（透過選舉，以憲政監察和平衡的形式），這樣任何對政府行為的建議都會受到不同標準的考驗和約束。他們這樣做是要摧毀精英們或低位優越的人可能的專制。
當然，如果我們指望每個公民總是有智慧、知識，也為他人考慮，那麼複雜的體制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基督徒意識到個人的使命和責任，加上對罪儆醒、明白人類的邪惡，同意各種形式的民主，即在一定約束下維持廣泛的自由。
相對自由的市場補足了基督徒對個人使命和管家身份的敬重，這也是事實嗎？我們相信是。競爭有助於政治民主，它在自由市場中甚至更普遍、更有成效。生產者相互競爭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工人相互競爭得到和保持自己的工作來達到滿足自己收入、機會、和完成使命的目的。金融機構相互競爭為儲蓄者提供各選擇的、代表各種安全和好的回報組合的金融工具。他們還相互競爭通過對個人和企業的貸款索費（仲介報酬和費用）來確定經過認真評估的借款人能力後將錢用於生產使用。最後，資源的所有者——土地、礦產、機器和專利的所有者相互競爭，或者盡可能得到出售資源好價格，或者從資源不斷開發的使用中賺取最大限度的收入。
在所有經濟本質當中，競爭可以保證個人和團體最有機會按照自己的價值進行選擇。但是沒有一個市場經濟在所有的交易中都神奇地保證擁有足夠的競爭和公平。因此，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藉著建立促進競爭和公平的基本權利和規則，可對經濟健康有所貢獻。於是，保護私人財產權和履行合同是政府的基本任務。立法、政策、法院和監獄都涉及限定和保護個人的權利和財產權。
政府在經濟中還有其他的作用，我們在未來的章節裡要解釋這些作用，並加以評價。例如，我們需要政府致力於保護環境，以及要求政府提供某種個人和團體都很難締造的公共服務。
顯然的，僅僅自由市場還不足以使人類走向繁榮。儘管市場提供越來越多的機會使人履行管家的使命，但市場不直接為服侍或支持心靈的廚師提供資金。不過自由市場和民主社會使得營利部門賺取的收入，成為牧師薪金，並資助宗教靈修和訓練營合法化。同時自由市場使得教會、博物館、樂團和學校能夠買到提供服務所需的材料。這些機構或者低價出售或者贈送他們的服務。
最後，強有力的道德機構，如教會和家庭，是健康社會發揮作用的基本主力。沒有強有力的道德信念，就算遵守法律的人在常常在不願意被抓住的時候欺詐（想想網路上的音樂「分享」）。他們在工作時間為自己營私；在出售二手汽車時隱瞞瑕疵；欺瞞家庭撫養下一代所需要的時間和照料；把大部份收入花在自己身上，卻以很少數的資金或生產資源留給未來；他們不提供時間和金錢幫助那些有缺失而沒有足夠資源的家庭，以鞏固社會。
基督徒看到上述情形，不免痛心疾首。他們虧欠了社會和他們的主。就自身而言，他們沒有勝過罪。除了人道，無論教育水準如何，文化、經濟或宗教地位如何——他們都受制於罪。作為生產者、政府官員和消費者，他們的動機、行為以及調整都敗壞了。懺悔、饒恕和恢復——經由基督提供給世人的教會，撫慰醫治了人類的心靈。
但是，向罪妥協（甚至原諒罪）可能在生命中留下永久的傷疤，知道罪惡潛能的人往往喜歡民主政府、市場經濟和強大宗教或文化機構三足鼎立的制度。這三個方面透過管轄的範圍發揮作用，目的在於按照法律為公民在選舉、買賣、維持家庭、參加禮拜和娛樂上提供平等的權利和義務。而且，在這三個範圍內部和之間的競爭對於任何一個人、自以為是的團體、政府領袖或企業都設置某種限制使他們不能濫用的權力。
缺乏強大道德和文化基礎的社會不得不把缺乏的資源用在每一個角落設置員警、每一道邊界設立軍隊。相較之下，生活在民主、市場和道德方面都強大的社會中，人們自由地把他們有限的資源用於更好的地方——如食物、藥品、娛樂、甚至教會服務上，而不是安置大量員警和軍隊。當任何社會的基督徒都活出他們共同的使命，即「作地上的鹽」時，他們就有助於維護社會，並不斷地通過上帝的恩典敞開自己來接受新生命。
深讀作品
Bandow, Doug and Schindler等著，《財富、貧困和人類的命運Wealth Proverty & Human Destiny》，2003年，Wilmington，Del. ISI Books。這是跨大學研究所和約翰·坦普爾頓基金會共同努力的結果，編輯這本書的目的在於探討（1）市場因素到底大部分是好的還是非常壞；（2）市場力量是否會造成一種個人主義行為的趨勢，即每個人都脫離與社會其他成員之間的關係。為了促使代表性的平衡，委員們邀請了兩個編輯，各代表一種觀點。
Britton Andrew and Sedgwick,Peter：《經濟理論與基督教信仰Economic Theory
& Christian Belief》 (2003年），Bern：Peter Lang。圍繞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討論，Britton and Sedgwick設計了一本書，這本書將幫助經濟學家更充分理解（就每一個專題）基督教應持守的信念；幫助神學家更清楚地理解經濟學家應有的立場。前十章中包括兩大部分：經濟理論和基督教信仰。接下來是一段簡要的引言，每一章中經濟學的部分，扼要地說明與該章專題相關的經濟學基本概念。基督教信仰部分則對專題上提出有關聖經的解釋。每一章針對前兩部分討論，做一總結。
海伊(Hay, Donald A)，和亞蘭(Kreider, Alan)主編：《基督教與經濟學文化Christianity & the Culture of Economics 》（2001年），Cardiff：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這本書研究市場到底是淨增量還是淨減量。一方面，市場有可能獎勵自私行為，並且時間長了會誘發自私行為。另一方面，市場可能僅僅是一種能夠為社會需要提供商品的中性的工具。在最後一章裡，海伊討論了基督徒經濟學家的作用。
諾瓦克(Novak, Michael)：《民主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Democratic Captalism》（1982年），New York：Simon & Schuster。這是一本經典著作，每一個要瞭解資本主義精神的人都應該讀的書。不僅提出市場力量問題，而且資本主義是一種具有巨大創造力的動態系統。比別的作家更勝一籌的是，諾瓦克解釋了為什麼在最適合市場的世界裡，基督徒明白上帝、人類和上帝的目的。他還說明政府、市場或道德機構（教會）試圖篡奪其他機構的權力是危險的，因為每一個機構都在社會中扮演著獨特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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