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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基督教信仰與經濟活動的關係
－架構各項議題
基督徒被命令在他們生活的各個方面的處理方式都要回應上帝的召喚和在基督裡的榮美。顯然他們生活的很多方面都與市場交織在一起。結果，基督徒要以福音的精神去買和賣、儲蓄和投資。他們必須這樣做，同時也意識到自己的有限性，相信上帝會祝福他們並使用他們的生命。儘管他們的最終動機與非基督徒可能不一樣，但基督徒和其他每個人一樣必須涉及同樣的物質的、心理的和經濟的現實。在這本書中我們自始至終考察經濟因素和道德價值，也涉足基督教傳統以外的研究。
經濟學家對於人類活動的基本假設之一就是：由於時間、資源和知識的稀缺性，我們的選擇是有限的。基督徒瞭解這個現實。如同其他人一樣，他們不能同時處於兩處；他們知道事事都有代價，知道不工作並就不能供養自己和家庭；他們儲蓄並仔細考慮他們的預算（例如，在保持他們的價值的同時要考慮購買多少，買什麼）。不僅如此，儘管基督徒得知“信心可以移動大山”，他們受教明白不可藐視地球引力或跳到房頂上試探上帝（想想耶穌拒絕那樣的試探[馬太福音4：5-7]）。同樣，他們如果不顧在物質和錢財資源上的實際限制，他們就會招致肉體和精神的危險。
痛苦地意識到基督徒作為人的有限性、認識到罪的無處不在，基督徒依然堅信對自己和世界的確據的盼望。牢固地建立在耶穌基督的生、死和復活的根基上，他們盼望勝過他們所遇到的罪。他們的盼望最終勝過物質的稀缺，但他們的生活並沒有在什麼地方有高於非基督徒在地上限定途徑的權利。他們相信上帝的應許：在地上的祝福，相信在神的國度裡上帝完全的愛。我們已經並且還會豐豐富富地得到。
在這本書中，我們提出讓讀者通過瞭解他們每天進行很多選擇的經濟掌握知識，並且認定他們在進行工作決策、以及購買和儲蓄的決策中所需要的榮耀神的精神價值觀。我們並不想要精確地描繪每一個基督徒或基督徒組織應當如何處理所有的經濟事務。我們利用不同的文化傳統幫助他們看清基督教價值觀如何在經濟中發揮作用。
我們強調，反映基督教真理和價值觀的論點最適於並有助於解釋經濟活動。我們揭示基督徒如何在市場體系內能夠靠信仰相互影響，而不致陷入物質主義（這個論點的解說請看第2章）。我們也承認正是市場的局限性為教會和其他組織在私人部門內組織起來的集體行動提供了空間。我們討論政府在各個層次的作用，這構成了人類社會活動的另一個主要領域。我們說明政府行為方式不是增強其他兩個領域的創造能量，就是削弱它們致力於解決大的社會問題的能力。
公正和豐裕社會的支柱
傳統經濟學教科書用一種閉聯系統來描述經濟，為要說明政府與市場有關的各種程度的權力。於是，其極左端是中央經濟計畫與政府擁有所有財產權相結合——最好的例子就是前蘇聯、當今的古巴和北朝鮮。其極右端則是盡可能小的政府和市場自由地提供人們樂意花錢購買的任何商品和服務（包括不道德的產品，像色情作品）。香港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同樣的極右端，人們希望政府避免試圖縮小貧富的收入差距，因為這種理論假設受到保護的基本社會價值是個人選擇的自由，而不是平等。
當今，各國國家都處在各種左與右組合的不同點上。於是，處於中間偏左點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其代表是瑞典和西歐的其他幾個國家），這些國家的經濟體制中市場在生產中起著關鍵性作用（也就是說，有很少的國有企業）。但人們期待他們的政府提供醫療和教育，並通過向高收入者徵稅用於許多公共服務的方式來降低貧困程度。在中間偏右的是大大小小的國家，像美國和新西蘭。新西蘭一直維持非常小的政府作用。相比之下，美國政府的規模和活動要大而廣，處於新西蘭的左邊。但是與大多數西歐國家相比，美國政府在經濟領域的作用比較受到限制——證據就是，大規模的私人醫療系統、較低的貧困計畫支出和失業補貼、以及為了鼓勵投資和企業家精神而設的較低的稅率。
在這本書中，我們討論符合基督教原則的（地方和國家級別的）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並重視諸如改善效率問題的經濟學見解。我們強調，在這些關係中，不需要教會在促進立法和形成政策上扮演突出角色。相反，我們描繪一個社會力量和社會影響的第三領域：私人機構、集體行動（如教會、學校和博物館），這些機構可以自由地資助、演講和施展他們在為社會謀福利上的價值。我們把社會描繪成一個三足鼎立的世界：它有三個支柱，其中每一個都必須足夠大而結實才能夠使人民和他們的社會興盛。這三個支柱就是：民主的政府、市場經濟、強大的宗教和文化機構。諾瓦克（Novak）（1982年）很好地闡述了這個論題。
我們的目的是要說明建立在三大支柱健康關係基礎上的社會怎樣產生豐富多彩的方法來滿足社會的、經濟的和精神的需要，即便這些需要是長期的。在小的貧窮社會裡，例如，家庭是提供教育和醫療以及主要“雇主”的主要來源。還有一些社會裡，宗教組織（像寺院或教會）提供大部分教育。在較富裕和多元的社會裡，大學前的教育主要發生在政府資助的學校裡，而精神需要由宗教組織提供。
要維持健康，社會必須高度關注三個部門的權利和責任——政府、市場和私人或自願的組織，以至不存在一個部門過度侵佔其他部門的範圍和職責。二十世紀下半葉，歐洲和美國，政府成長為滿足新的社會期待的部門，如為失業工人和退休人員提供需要。在後面的幾章裡我們考察什麼樣的經濟理論和基督教教訓必須回應，政府職責和政府預算的怎樣擴大會削弱市場和私人自願組織發揮作用的能力。
認識到政府干預作用上的問題，這促發了過去的三十年裡在工業國的去干預化浪潮（在銀行業、運輸業等）。最近在政府和私人自願組織之間擴大合作的努力（例如通過喬治·W·布希的信任和社區組織發起的合作）要認真地研究。仍然沒有答案的一個問題是，用徵稅的錢，在這樣一種夥伴關係下，能否在不違反教會與國家分立的基本原則下實現我們期待的社會結局，還是向宗教組織的全盤傳教妥協。（見第11章）。
在現代社會裡，政府、私人自願組織和市場之間的平衡使得每個領域中的個人和集體參與者都相對自由地施展他們獨特的才能、見地、資源和價值。例如，我們指出政府試圖儘量降低環境健康標準的社會的相對優勢，但是他們的做法是防止增加資源以及個人、企業和私人自願團體相對自由地選擇使用水、氣和土地（見第5章）。這樣的經濟自由，我們說，對於絕大多數人充分開發和利用自己的才能和其他資源來為個人、社會，乃至精神美德都是絕對必要的。
但是，一個社會的選擇不是在政府行動（以某種特別的道德為原則的政府行動）與完全自由的個人行動之間的選擇，而不顧社會的利益和道德價值。即使有民主的政府、自由市場和強大的私人自願團體，任何社會的最終進程都依靠個人的責任在與他人共同承擔義務之中不斷地發揮作用、都以基本的價值觀為基礎。基督徒還要加上一條：任何社會的未來還依靠有效的基督徒見證。具有精神力量的見證和由此產生的深刻的宗教轉化本身，就能為政府、市場、和私人自願團體注入力量，引導他們的活動為了地球上真正美好生活的偉大遠景而進行。
我們強調道德和文化機構的重要作用，原因之一就是：當這樣的機構強大時（很大程度上是給予合法地位的結果），它們就能夠通過自願奉獻時間和金錢來承擔大量的各種各樣的工作。而假如政府主要承擔的基本責任是提供教育、藝術、醫療、和幫助窮人所需等，他們的控制會造成太少的創新和太多的統一規格的公共服務。教育中這種內在問題的一種反應，就是創造執照學校和支持學校證書。這兩種情況都反映了很多人渴望看到有各種模式、具有活力的競爭所帶來的教育創新，以使得嚴重缺乏教育的地方（特別是窮困的城鎮地區，還有整個美國的公共教育系統）蓋起漂亮的校舍。
最後，在那些只用稅收收入來資助公共服務的國家很難實現他們的目標。那些國家的許多公民認為他們對社會的主要責任完全通過支付稅收履行了，或者在爭取稅收公平和特別優先考慮的政府支出而從事的政治活動中履行了。例如與美國相比，法國對政府期待得更多，而對私人自願部門的期待要少得多。以就業來看，美國的私人自願部門是法國的幾乎兩倍（在20世紀90年美國為占人口的3.7%，而法國則是2%）（CIVICUS1997年，第49和150頁）。一個有趣的比較是法國與美國在支援第三世界國家上私人和政府部門的各自作用。2002年，美國公民對第三世界幫助上，私人捐贈平均每人五美分，三美分是通過政府的幫助。而法國公民私人捐贈則是平均每人一美分，政府的援助達到平均每人二十五美分（對外政治，2004年）。全球發展中心公佈一項發展加權奉獻指數（CDI)。除了援助，影響國際排名的因素包括貿易政策和投資。法國和美國在2004年在二十一個國家當中並列排第七位，而荷蘭和丹麥並列第一，澳大利亞、英國和加拿大都排在美國和法國前面（與美、法同在二十一個國家當中排在第七位的還有德國、挪威），而日本排在最後。
政府主導的社會目標的集中，特別是由全國政府來承擔時，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破壞個人道德行為副作用，而且使得能夠用來滿足社會急需的技能和社區資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第四章提出對可以期待政府加強的公共福利的主導力量的細緻思考，並提出公共生活適當邊界的經濟學原理。
西方社會的歷史因政府、市場和私人或自願組織的相對力量和責任的不同而不同。法國和美國的比較提供了一個例子，但不能說明這些不同怎樣和為什麼會發生。在19世紀初期，亞曆克西斯·德·托克維勒（Alexis de Tocqueville）寫的《美國的民主》裡讚歎美國在每一個城鎮和鄉村組織起來解決他們認定的地方問題的方式，而不是認為政府應該首先有責任來解決。他認為這就是民主在美國起作用的原因。相比之下，在十九世紀末法律改變之前，法國政府實際上禁止私人組織提供服務來應對社會的需要。唯有國家才能提供這樣的幫助。
很多人支持美國和其他國家最近限制政府權力的努力。他們是傾向於市場和私人或自願組織的人，這些人認為政府逐漸接管了最好由其他兩個部門執行的許多職能。那些繼續支持大政府的人，希望政府在提供社會服務，包括教育、醫療保健和退休救濟金等方面發揮作用，他們認為政府是唯一能夠公平地協調服務和分配的部門，因為市場（他們相信）會損害共同責任的基礎。
另一方面，一些宗教領袖堅持認為，政府已經介入社會缺口，因為道德價值觀（如個人和團體的責任、慈善和仁愛）都被物質主義和其他普世價值觀所侵蝕。他們常常認為防範社會疾病的第一道宗教防線是精神和道德的重建。只有這時，人民和社會才有力量通過愛的服務改變他們的社會環境。我們在這本書中討論所有這些可能性，從第二章開始，我們探討自由市場加劇的物質主義的看法。
除了尚未利用的資源可通過道德和文化機構用於社會，同樣這些機構在滿足地方和個人需要上比政府更強。很多草根組織具有臨近和經驗的優勢，他們理解獨特的地方條件並很聰明地利用地方網路（有時依靠公共基金的補貼）。由於同樣的原因，約翰·斯圖亞特·穆勒（[1859年]1974年）有影響的文章“論自由”，以及最近世界各地的政府改革，強調盡可能多地允許州和地方許可權來設計和提供公共服務的好處。（見第8章關於第三世界政治和經濟改革的重要性。）
基督徒的原則和價值觀是繁榮和公正經濟的基礎
很難想像基督徒的原則或價值觀與經濟活動不相符。我們看看關於禱告重要性和怎樣才是最好的禱告的講道。或者想想上帝邀請每一個人自己對基督的相信——相信基督是他們的救主、朋友和主。如果這樣的習慣和約束完全是精神上的，那就與經濟毫無關係。但是，《聖經》和教會一貫地教導我們如果我們對上帝的愛和禱告不能使基督徒在“真實世界”的行為與沒有精神支持的人有所不同，那就是毫無意義的。
雅各在他的書信中寫道，“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雅各書2：17）。而且，主禱詞的首要請求——“求您的國降臨”（馬太福音6：10）如果沒有“小基督們”（由此我們得到基督徒這個詞）與耶穌基督的通力合作是不能實現的。耶穌在地上的生活展示了怎樣才是完全的生命。同樣，請求“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馬太福音6：11）正確地理解了我們既需要人類的工作也需要上帝在地上的祝福，大地以其全部的潛能帶給我們豐盛。這也是精神食糧的禱告，沒有精神食糧我們的工作不可能發揮對人民和社會的全部潛能（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可以看第9章，關於工作與天職）。
儘管某些聖經教學可能回避直接經濟應用，與經濟最有聯繫的主題可集中概括為五個題目。我們提出這些題目，並沒有以聖經教材或神學作品的形式進行廣泛的辨明，儘管我們會提供豐富的深入閱讀的建議。以下出現的大部分原理在多納德·海伊（Donald Hay’s）的書《今日經濟學：基督徒的批判》（1991年）裡討論過。我們在利用他的選擇時做了一些修正，因為他的選擇反映了他對這些事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思考，而且這些思考表達得非常清晰和簡潔。經濟生活應當怎樣組織，基督徒的基本原則是通過回應上帝創的造和上帝對每個個人和社會的賜予的某種態度和行動表現出來的。這就是喜樂和感恩、管家和工作、創造性和關心。
上帝提供了豐富而動態的創造，對此人類被要求擔負起管家的責任。管家廣義地講就是使用個人的才能（參見才能的寓言[馬太福音25：14-30]）。管家的責任就是管理資源，對資源每個人都要看管，為了主人（這裡指的是上帝）最大的利益，並對他人的服務。
人類被創造來享用造物並對此表示感恩，就像詩篇裡的很多美麗的描述那樣。我們為上帝賜予我們的禮物而敬重祂，我們用心地避免浪費和偷盜資源。（參見申命記20：19）（在第5章，我們集中研究環境問題，我們對浪費的界定予以一些關注，浪費與效率有關，也從非經濟學的目標的觀點考慮。）
《聖經》對人類與造物的適當關係的解釋可在各處經文中找到。伊甸園描繪了造物的豐富。上帝把植物和動物作為禮物賜給我們，人對此被賦予管家的責任（見創世紀1：28-31）。男人和女人應該不斷地感謝上帝在創造世界時賜給他們的禮物。（見詩篇95）。他們與需要的人分享大地的產物（他們的“收入”），按照舊約所說的十分之一。的確，十分之一的一部分的含義就是拿出食物和美酒歡慶上帝光顧耶路撒冷的帳篷；另一部分意思是要幫助寡婦、孤兒和客訪者，剩下的要用來供養祭司（見申命記14：22-29）。
人類有義務工作，而且他們的社會必須為他們提供很多機會這樣做，因為工作是發揮好管家作用的主要途徑。在《聖經》中工作的重要性通過推崇工作的格言顯明給我們（見箴言10：3-4），也通過使徒保羅堅持主張基督徒如果要吃飯就必須工作告訴我們（見貼薩羅尼加後書3：10）。但工作不僅僅是就業或職業。這是一個命令，男人和女人使用並擴展上帝給予他們的才能，從而反映上帝的形象。（上帝在創造中“工作”）。通過工作，人們有機會滿足他們個人和家庭的需要，也滿足社會的需要。通過工作，我們彼此在管家式的生產和使用資源當中同心協力。的確，傳道書的作者（39：39，拉丁通俗版）說，我們的工作是我們的禱告。（第9章把工作的含義擴展為一種使命。）
無論個人還是集體，社會必須供應窮人（還有病人、孤兒和其它嚴重貧困的人們）——那些不能通過工作照顧自己需要的人們。舊約裡的十分之一是一種公共納稅，意思就是照顧他們中間的窮人——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在舊約的律法裡，上帝的掛念很明：要防止跨代的貧窮。律法規定土地要每五十年重新分配給原來的家庭（the Jubilee）。而且，農民要留下落在地裡的谷穗讓窮人拾取。（還記得路得記的故事嗎）有些律法的目的在於保護窮人不受到那些榨取高利的人（甚至在糧食的借貸上）的可恥剝削。另一些律法要求雇主每天晚上付給工人工錢（見利未記19：13），為的是窮人每天都能買到食物。
在新約裡，耶穌教導他的門徒，要看顧需要的人就像看顧他們的主一樣（例如馬太福音25：31-46）。早期教會的領袖派遣執事並特別募集捐款提供給他們中的貧窮信徒，以及耶路撒冷教會的其他人。（見使徒行傳6：1-4；哥林多前書16：1-4）。貫穿整本《聖經》中，對窮人的關心是對上帝感恩的首要預表。上帝引領以色列人脫離奴隸狀態（申命記8：11-18），並賜下他的兒子解救所有的人脫離罪的捆綁（加拉太書4：3-7）。
男人和女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創世紀1：27）。這個形象有很多方面，包括創造新事物、發現新可能和開發新領域的能力、想像力和熱情。因為上帝在創造中不斷地提供和展現新的潛力，人類創造性的天賦是社會走向繁榮的本質，特別是在不斷變化之中所展現出來的天賦。在履行管家指責當中，人類被要求開發資源並運用他們的才能。想想聖經中所有被讚揚的牧者，還有那打鐵的人（見創世紀4：20-22）、織布的人（見箴言31章中描述的有名的妻子、媽媽和商人）和創作音樂的人（回想一下掃羅和大衛王）。
建立在聖經原則下的市場經濟的社會基礎
前面描述基於聖經原則，任何社會必須滿足某些的要求。在社會、政治和經濟事務中，社會必須保護個人和團體在大量可能的消費、生產和分配中自由地選擇。沒有自由，就沒有責任。不僅如此，沒有自由人類就不會得到作為“按上帝形象”創造的人的基本地位。他們不能在他們的家庭、工作環境和共同關係中充分地釋放他們部分潛藏（而且不斷變化）的強烈的責任感。
建立在政治民主、自由市場和強有力的道德與社會機構基礎上的社會尊重人類行為的自由，並為人類在上帝的關懷下的興旺發展提供特別豐厚的環境。這些社會還內置某種社會價值觀，如禮貌和公平。在人類歷史上這些組織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的方式本身並不保證天國的價值觀的提升。但是，這些方式合起來就使得基督徒能夠在上帝的引導下經歷並分享他們的信仰和愛。社會領域的這種平衡的三足鼎立（回顧第17頁上的三柱模型）也保證非基督徒和每個別人一樣得到同樣的自由和尊嚴。
首先，我們來看政府。民主政府的先驅們相信，聽取所有公民的聲音是良好運作的政府的關鍵。公民集體參與被看作智慧的源泉，而這種智慧是不可能被任何自以為仁慈的執政官所複製的。而且，美國國內共和制的奠基人們認識到提供競爭的必要（通過選舉和以憲政監查和平衡的形式），這樣任何對政府行為的建議都會受到不同標準的考驗和約束。他們這樣做是要摧毀精英們或低位優越的人可能的專制。
當然，如果我們指望每個公民總是完全有智慧、知識和為他人考慮，這樣複雜的體制就沒有必要了。基督徒意識到個人的使命和責任，再加上警醒罪和人類邪惡的可能，很同意各種形式的民主，即在一定約束下維持廣泛的自由。
相對自由的市場補足了基督徒對個人使命和管家身份的敬重，這也是事實嗎？我們相信是。競爭有助於政治民主，它在自由市場中甚至更普遍、更有成效。生產者相互競爭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工人相互競爭得到和保持自己的工作來達到滿足自己收入、機會、和完成使命的身分的目的。金融機構相互競爭為儲蓄者提供各選擇的、代表各種安全和好的回報組合的金融工具。他們還相互競爭通過對個人和企業的貸款索費（仲介報酬和費用）來確定經過認真評估的借款人能力後將錢用於生產使用。最後，資源的所有者——土地、礦產、機器和專利的所有者相互競爭，或者得到出售資源的盡可能好的價格，或者從資源不斷開發的使用中賺取最大限度的收入流。
在所有經濟本質當中，競爭保證個人和團體最有機會按照他們自己的價值進行選擇。但是沒有一個市場經濟在所有的交易中都神奇地保證足夠的競爭和公平。因此，政府很大程度上，通過建立促進競爭和公平的基本權利和規則可對經濟的健康做出貢獻。於是，保護私人財產權和履行合同是政府的基本任務。立法、政策、法院和監獄都涉及限定和保護個人自己的權利和他們的財產權。
政府在經濟中還有其他可能有用的作用，我們在未來的章節裡要解釋和評價這些作用。例如，我們考慮需要政府在保護環境上的作用，以及政府提供某種個人和團體可能很難自己創造的公共服務。
很清楚，僅僅自由市場還不足以使人類走向繁榮。儘管市場普遍提供越來越多的機會使人履行管家的使命，但市場不直接為服侍或支持心靈的廚師提供資金。不過自由市場和民主社會使得盈利部門賺取的收入為牧師支付薪金並資助宗教靈修和訓練營合法化。而且，自由市場使得教會、博物館、樂團和學校能夠買到提供服務所必需的材料。這些機構或者低價出售或者贈送他們的服務。
最後，強有力的道德機構，如教會和家庭，是健康社會發揮作用的最基本的機構。沒有強有力的道德信念，就算正常遵守法律的人在常常在不願意被抓住的時候欺詐（想想網際網路上的音樂“分享”）。他們在工作時間為個人幹活；他們在出售二手汽車時隱瞞瑕疵；他們欺瞞家庭撫養下一代所需要的時間和照料；把大多數收入花在自己身上，而很少數的資金或生產資源留給未來；他們不提供時間和金錢來支援和幫助那些家庭有缺失和沒有足夠資源的人，以鞏固社會。
基督徒們痛心地看到通過上述這些方式，他們虧缺了他們的社會和他們的主。就自身而言，他們沒能勝過罪。除了人道，無論受教育水準如何，文化、經濟或宗教地位如何——他們都受制於罪。作為生產者、政府官員和消費者，他們的動機、行為以及調整都敗壞了。懺悔、饒恕和恢復——通過教會基督提供給人們，構成了精神治療。
但是，向罪妥協（甚至原諒罪）可能在生命中留下永久的傷疤，知道罪惡潛能的人往往喜歡民主政府、市場經濟和強大宗教或文化機構三足鼎立的制度。這三個方面通過管轄的範圍發揮作用，目的在於按照法律為公民在選舉、買賣、維持家庭、參加禮拜和娛樂上提供平等的權利和義務。而且，在這三個範圍內部和之間的競爭對於任何一個人、自以為是的團體、政府領袖或企業都設置某種限制使他們不能濫用他們的權力。
缺乏強大道德和文化基礎的社會不得不把稀缺的資源用於在每一個角落設置員警、在每一道邊界設立軍隊。相比之下，生活在民主、市場和道德方面都強大的社會的人們自由地把他們有限的資源用於更好的地方而不是大量員警和軍隊——如食物、藥品、娛樂、甚至教會服務上。當任何社會的基督徒都活出他們共同的使命，即“作地上的鹽”時，他們就有助於維護社會，並不斷地通過上帝的恩典敞開自己來接受新生命。
深讀作品
班都、多戈和斯琴德勒、大衛·L等著，《財富、貧困和人類的命運》，2003年，惠明頓，德拉維州，ISI書屋。這是跨大學研究所和約翰·坦普爾頓基金會共同努力的結果，編輯這本書的目的在於探討（1）市場因素到底大部分是好的還是非常的壞；（2）市場力量是否會造成一種個人主義行為的趨勢，即每個人都脫離與社會其他成員之間的關係。為了促使代表性的平衡，委員們招募了兩個編輯，每一個代表一種觀點。
布裡頓、安德魯和賽德戈維奇、皮特：《經濟理論與基督教信仰》（2003年），伯恩：皮特·蘭格。圍繞經濟學課程的基本原理大綱組織討論，布裡頓和賽德戈維奇設計了一本書，這本書將幫助經濟學家更好地理解（就每一個專題）基督教該說的話；幫助神學家更好地理解經濟學家該說的話。前十章中每一章都包括兩個大部分：經濟理論和基督教信仰。接下來是一段簡要的引言，每一章中經濟學的部分，簡要地說明與那一章專題相關的經濟學基本概念。基督教信仰部分講述有關那個專題上，信徒的主要聖經理解。每一章包括一個小結合針對前兩部分的討論。
海伊，多納德A和克裡德，阿蘭主編：《基督教與經濟學文化》（2001年），卡迪夫：威爾士大學出版社。這本書研究市場到底是一個淨增量還是一個淨減量。一方面，市場有可能獎勵自私行為並且時間長了會誘發自私行為。另一方面，市場可能僅僅是一種能夠為社會需要提供商品的中性的工具。在最後一章裡，海伊討論了基督徒經濟學家的作用。
諾瓦克，麥克：《民主資本主義精神》（1982年），紐約：西蒙和施圖斯特。這是一本經典著作，每一個要瞭解資本主義精神的人都應該讀一讀這本書。不僅市場力量問題，而且資本主義是一種具有巨大創造力的動態系統。比別的作家更高一籌的是，諾瓦克解釋了為什麼在最適合市場的世界裡，基督徒明白上帝、人類和上帝的目的。他還說明政府、市場或道德機構（教會）試圖篡奪其他機構的權力是危險的，因為每一個機構都在社會中扮演著獨特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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