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不餓齋主
就像白晝看不見天上的星辰，當1947年發生的228事件已從記憶底層回到史冊，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開端──1949年的四六事件，卻在複雜的政治光譜中被掩蓋，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1949年3月20日，台大學生何景岳和台師大學生李元勳共乘腳踏車，遭警方拘押，兩校學生前往警局抗議；4月6日，警備總部針對兩校學生展開逮捕行動。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序幕就此拉開。（見「『四六』大事紀」）
針對四六事件，文字工作者藍博洲先後出版了「天未亮」、「麥浪歌詠隊」兩本書，以忠實紀錄事件真相的作法，讓台灣社會對四六事件的始末與重要性有重新認識的機會。
4月6日在巴黎公社所舉辦的「『麥浪歌詠隊』新書發表會」，也是基於相同的目的。出席者之一，四六事件當事人、麥浪歌詠隊隊長張以淮，對所有與會人員介紹了「麥浪歌詠隊」這個學生團體。
●麥浪的起源
談到四六事件，就不能不了解什麼是「麥浪歌詠隊」。
1948年，國民政府已無法掌握大陸局勢，大批學生由大陸流徒來台。為了讓他們能繼續學業，台灣各高等學府不得不為他們專門辦理轉學生入學考試，各校都招收了相當比例的大陸學生。據張以淮表示，當時台大的大陸學生約佔全部學生人數的1/3。
同年成立的麥浪歌詠隊，主要目的是呼應中國大陸各地風起雲湧的學潮。歌詠隊聚會演唱的歌曲，多為當時風行的愛國歌曲，希望藉由音樂及戲劇演出傳布和平愛國思想。它的成員以大陸來台學生為主。台籍學生也成立類似的文化團體，稱為「Glee Club」。
同時由於台大學生人數急速膨脹，學生們組成各種社團解決生活問題。有種菜自食的社團，也有自己種豆磨豆漿喝的社團。而麥浪歌詠隊全省巡迴演出所得，即用於救濟台大師生的福利基金，為不少同學解決了民生問題。
「麥浪是一個彗星一樣明亮而短暫的組織。」張以淮說。全盛時期的麥浪，具有全省性的知名度，據張以淮回憶：「麥浪到屏東的時候，搶購門票的人潮甚至把玻璃門都擠破了。」
四六事件發生時，麥浪剛結束全省巡迴演出活動，在「腳踏車雙載事件」的抗議學生隊伍前帶頭領唱「團結就是力量」等歌曲，樹大招風而成為整肅的首要目標。情治單位將麥浪來不及走避者一網打盡，以通匪、為匪宣傳等罪名羅織入獄，連名字中間都加個匪字。之後，大學校園內成為一片死寂，社團為救國團把持，校內公開演唱的歌曲還得送審。台灣的學生運動，就此斷了香火。
●不良老年問題
鑽研台灣史多年的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尹章義說：「我16歲那年，覺得世上的問題，都是不良老年造成的。沒有不良少年問題，只有不良老年問題。」
他進一步解釋，年輕時對各種社會問題的起因所作的思考，只得出一個結論：一些不良老年為私慾謀利把國家搞得一塌糊塗，年輕學子站出來要求改革，反而被塑造成製造社會動亂不安的罪首，真正該負責的不良老年卻隱在幕後。藍博洲的書，這好可以讓他反省，步入老年的自己是否也開始腐敗、對現實妥協，成為當年自己唾棄的不良老年。
他表示，四六事件如果是歷史長河裏的一朵浪花，希望藍博洲的付出能將這朵浪花的身影留下，讓那些求仁得仁的學生們不會被世人永遠遺忘。
「最近有種趨勢，好像有人要努力證明台灣與中國從來沒有半點關係。」接著發言的陳映真說。基於事實不容扭曲的立場，他對1945至1949年的兩岸社會思潮作了詳盡的介紹。
●四六的遠因
他認為，自1945年國共「雙十協定」確立和平建國、避免內戰、政治民主化及軍隊國家化、承認所有民主黨派合法地位、依國父思想實施地方自治、釋放政治犯等共識後，接下來一系列事件與相應的學運訴求，都不脫這個範圍。
陳映真表示，由於國民黨一直不肯遵守協定，軍事動作不斷，全國各地以學生為首進行了許多反戰和平活動，包括45年11月重慶反內戰群眾大會、11月25日昆明西南聯大6千人和平活動（於12月1日遭鎮壓，4人死亡）；46年底北大女學生沈崇遭美軍強暴，更為全國各地學運火上加油，次年（1947）1月9日，台北有萬名學生齊聚中山堂，高喊：「美國兵滾出中國去！」旋即228事件發生，處理委員會所提訴求包括民主改革、台灣高度自治（按雙十協定）、反對內戰、和平運動等，與全中國各地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各項運動訴求相同。
47年5月，南京、上海、蘇州等地學生遊行遭軍警鎮壓；6月，軍警包圍武漢大學逮捕學生，手法與四六事件中包圍台師院宿舍（今台北市金華國中）如出一轍；8月，9名公費至大陸求學的台灣學生回台，全省巡迴講述全國各地「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的學生運動，為台灣學生運動點起火苗。48年，麥浪就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下，由以大陸來台學生組成的黃河合唱團擴大成3、40人的社團。
49年2月中共進京，台灣作家楊逵則發表主要訴求為反台獨、反託管、民主改革、民主政黨地位平等合法化的和平宣言。接著就是陳誠、彭孟緝為因應國民黨軍事失利、即將遷台，當起思想清道夫，於該年4月6日提出學生名單要求台大拘訊，同時以1百輛軍車與5千人部隊包圍台師院宿舍進行大逮捕。
他的結論是，台灣與大陸的學運，在愛國主義、民主主義與民族問題的訴求上，顯然可視為同一系列的運動，而國民黨採取的鎮壓手段也完全相同；228事件不是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衝突，而是格局更大的民主運動，與全中國的群眾相呼應。四六事件的遠因，就為民眾上承全中國和平重建、民主自治的政治氣氛，加上國民黨為遷台預作準備、加強鎮壓清道，兩者衝突所致。
●第三條路
藍博洲則呼應陳映真的看法。他更指出，「台灣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時，有一股中國化的潮流。良性的部份，也就是與中國群眾交流得到的民主和平思想，在白色恐怖下斷絕；惡性的部份，來自政府上層的腐敗作為，則落地生根，造成的結果就是今日的『去中國化』。」他說。
他認為，台灣的歷史絕不像國民黨版那麼一廂情願，卻更不是如今這個甘為美國當馬前卒、一切與中國劃清界線以維護國家利益（同時等於美國利益）而造成「去中國化」的主流史觀。應該要有第三條路，屬於事實的路。如今台灣社會視所有研究台灣史者為台獨派，主張中國與台灣確有關係者則為統派，他覺得不平。「不能說我研究台灣史就一定是台獨派。就算是，也不是現在這種與帝國主義關係曖眛的台獨派。」他說。
在大中國／大台灣這兩道高峭岸壁間，四六事件的真相與應有的歷史地位永遠見不到陽光。因此，他表明自己為四六事件所寫的兩本書，並不是個人創作，而是保存史實、以待後人。對於現在矯枉過正的台灣史研究主流，他無話可說。
當記者結束訪問，在離去前禮貌性地向藍博洲預祝新書大賣時，他的回答是：「大賣？『天未亮』到現在連一刷都沒賣完呢！」
而張以淮的身影，此時正消失在捷運站入口的人群中。
附錄：「四六」大事紀
1949
3/20
21:15，台大法學院1年級學生何景岳和師範學院博物系學生李元勳，共乘一輛腳踏車，經過大安橋附近時，被員警以違反交通規則攔下，雙方發生衝突，兩名學生被揍了幾下，並押往台北市第4警察分局拘押，得到消息的師院學生立即趕赴警局交涉，由於沿途唱歌，經過新生南路台大男生宿舍時，聽到歌聲的學生也加入，共同到警局要求釋放兩名學生。
3/21
台大、師院學生數百人，因警員處理學生違警事件不當，遊行抗議警察暴行，列隊前往市警局請願。
3/29
台大、師院兩校學生自治會，在台大法學院操場舉行慶祝青年節的營火晚會，並宣布籌設全省性的學生聯合會。
4/5
師院校方突然接到上級通知，清明節放假一天（以往不放假）。警備總部電令台大、師院兩校，拘訊「不法」學生十餘人。
4/6
警備總司令部拘捕師院學生，約二百人被捕及自動隨車受捕，是為「四六事件」。省府電令師範學院即日停課，聽候整頓。
1950
5/10
前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以「涉嫌叛亂」之由，陸續逮捕台大及師院師生四十幾名，其餘學生聞訊紛紛展開逃亡生涯。
11/29
包括師院學生陳水木在內等十八名「人犯」被槍決，其餘被捕學生分別判處十五年以下不等刑期。
1995 6月
台大於八十三學年度下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成立「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
1996 3月
台師大校務會議決議成立「四六事件研究小組」。
1997 6月
台大、台師大分別完成總結報告，函送監察院調查。
1999 5/19
台師大舉行「四六事件紀念座談會」，邀請散居海內外受難者或家屬參加。
2000 12/16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完成三讀，將四六事件納入補償範圍。
2001 1/11
教育部長曾志朗代表政府向四六事件受難者暨家屬道歉。
（本文可能見於4/13台灣立報8、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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