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近代中西接觸與反應
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北京淪陷，全國大為震驚，朝野上下不得不承認西方武力之強不是我國傳統軍力所能抵禦。於是在同治、道光年間遂有以模仿西法為主的「自強運動」，其目的即是「船堅炮利」，並且認為這是西方人最值得效法之長處，這時候翻譯的西書也大多屬於兵工之學。這種情況，多少反映出當時人們認為諸國只有武器不如西方，其他一切仍比西方高明的觀念。不過在當時已有不少有識之士已經注意到軍備以外的事物，也論及西方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科學知識等，認為均有可取，值得效法學習，並且強調這些才是西方人強大的根源。這些革新份子有的居住於通商口岸，經常可以接觸到西洋人，因此見識較為廣泛，像梁廷枏、馮桂芬、鄭觀應；有些人到過歐西，目睹西方各種進步情況，深有感觸，如王韜、郭嵩燾、曾紀澤等。但是，他們的議論和呼籲在當時只能獲得一小部分人的響應；例如李鴻章接受馮桂芬立學譯書的主張，卻不採納他改革教育與政治制度等建議。至於像郭嵩燾強調不僅要學習西方人的船炮，還要學習其制度文物，這就遭到傳統士人的詆毀，說他有「有二心於中國」，以致「湖南人至恥與為伍」，可見當時保守勢力十分強固。
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明治維新後西化極為成功的日本，知識份子深受刺激，故變法圖存的議論風起雲湧，形成沛然莫之能禦的輿論與思想潮流，其中尤以學習西方的政法制度為主要內容。這時許多新式學校已經開設西學課程，翻譯西洋書籍大為流行；各地士紳紛紛創辦報紙，組織學會。於是，新思想、新觀念也就隨之傳到內陸城市，啟迪了各地人們對西學的瞭解與時局的感受，使人們認識到西方文化的優點與國家處境的艱難危機。思想激進的人士，更認為非採行西法、改革政制，不足以克服危機，開啟新局。這種主張也漸能得到人們的響應與支持。
清末在政治上的的變法運動成效不彰，但仿照西法從事各種改革卻一直進行，並未中止。在晚清的這一段飽受西方衝擊的時期裡，具有新觀念新思潮的人是提出許多應變圖強的看法及主張，可以視為知識份子面對巨大變局所做的回應。
一、西風東漸：在自閉與求新間徘徊的帝國
中國社會正在艱難地從傳統社會蛻變的過程中，突然遭到了外力強烈的衝擊。然而這股外力衝擊並非突如其來，在此前兩百年便有了徵兆只是時人沒有意識到而已。就如前面所提到的基督教傳教士的東來，表面上看來並不具有太大的挑戰性，對晚明乃至清初社會的衝擊也只是局部且暫時的。人們關心的只是內部的衝擊，並不如預知這批傳教士在中國命運的轉折中將發揮象徵性的作用。就如傳教士東來一般，西方人把商船和炮艦送到中國，歐洲過去落後於中國的自然科學知識，卻也因為工業革命的發生而逐漸的發展起來，中國與西方的接觸趨於頻繁，而雙方的優劣已經開始發生了逆轉。
但這並不等於說鴉片戰爭（1840）前的中國已經是一個「停滯的帝國」。大清帝國在經歷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聖世後，中國的版圖擴大了將近一倍，人口也多了三倍；跨區域的市場體系正在形成，城鄉經濟的迅速貨幣化並得到國家制度的認可；由於鄉紳、商人、農民、工匠、奴僕和賤民的身份在經過幾次內亂後其身份紛紛發生變化。社會的構成的到重新調整，以及發生在清朝由「經世之學」轉向「考據之學」思想文化領域的巨變。不過這些變動並不總是體現為正面的效果，同時也會使統治者感到社會變遷的威脅，因此他們總是把注意力集中於內部事務上，而對外部事務不甚了了。康熙皇帝對於西洋的科學和藝術十分欣賞，但並不去多想它被創造出來的思想、體制和技術背景；他和雍正接納傳教士主要是為了個人服務，卻不能容忍教士們排斥中國人祭祖，因而將他們全部驅除出境；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的的通商通使要求被乾隆皇帝拒絕，既不完全是馬戛爾尼行跪拜之禮，也不是真的那麼痛很商業，更不完全是所謂狂妄自大的心態，主要是害怕這些洋人的大規模進入，會導致內部社會的更加無序。
1840年鴉片戰爭，中英簽訂了《南京條約》，這個城下之盟中五口通商章程、協定關稅、割讓香港、治外法權、最惠國待遇等五項核心內容，基本上雨當黏馬戛爾尼使團提出的要求一致，雖然割讓香港和治外法權這些條款對統治者來說是過份且難以接受的，但這與昔日宋朝與遼、西夏、金國處理糾紛的方法雷同。如果僅從規模和割地賠款上說，這場衝突遠遠比不上歷史上與北方游牧民族的那些戰爭，而且這場衝突被「擺平」之後，清政府也還沒有立即學會新的處理國際事物的準則，因為內部動亂的接踵而起仍是它需要對付的心腹大患。
從國內危機來看，除了1850年之後發生的太平天國之亂外，還有捻亂、回變等民間叛亂事件。雖然有些說法認為太平天國是利用基督教為亂，不過其作法與白蓮教相同，並沒有真正搞懂和信仰基督教教義，許多宗教儀式大體不脫傳統巫術的老套，而「天朝田畝制度」無論是理論還是實施，都還停留在空想的階段，其意義還是停留在農民揭竿起義的傳統思想。太平天國後的捻亂、回變等大規模的民眾叛亂，都與地方災情與吏治腐敗有關。這些民眾反叛的發生雖然與西方入侵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它卻反映出清廷控制能力的空前減弱。
而就在清廷忙於應付太平天國及其他亂世之時，列強再度以一些藉口發動對清的戰爭，兩次的英法聯軍使得中國簽訂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使得中國開放了內地通商口岸（包括台灣）、租借、公使駐京等權利。這個被稱做「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事件，終於使中國更加瞭解了西方和世界，也使中國進入以條約為依歸的「條約體制」現在世界體系內。傳說中湘軍名將胡林翼在安慶圍剿太平軍時，曾見識到兩艘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頓時臉色大變，途中嘔血，幾乎墜馬。薛福成對此評論，這是胡林翼意識到洋人才是「膏肓之症」。曾國藩曾利用洋槍洋泡對付太平軍，自然知道它的厲害，「四更成寐，五更復醒。念夷人縱橫中原，無以禦之，為之憂悸。」
面對如此的困境，李鴻章更是以「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來形容。他還明確表示傳統的改革取向已經無法解決問題，「外患之來，變幻如此，而我猶欲以成法制之，譬如醫者療病，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成未見其效也」在這種危機意識的指導下，恭親王奕訢與李鴻章等人於1861年展開了「自強運動」。在中央，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處理外交事務，在體制上放棄天朝上國的地位，進入現在國際關係體系之中；在地方，終於開始將魏源「師夷長技」的思想落實於行動，自曾國藩建安慶軍械所後，上海有江南機械製造局，南京有金陵機器局，還有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等，由此開啟了洋務運動，出現了中國首批軍工、交通、電訊、紡織企業，以及新式學校、留學生、駐外使節和使用現代化裝備的軍隊，我們稱之為「自強運動」。
二、自強運動的反省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使得洋務運動提早退出歷史舞台。中國人深深的被震撼了，「為什麼人家比我強，而我們比人弱，為什麼被挫於一個小小的日本國呢？」（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P145，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版）同時，外國對中國的影響也大大增強。到這個時候，中國已徹底地被捲入了「現代世界體系」，不管不顧地走自己的路，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雖然說清廷於1860年實施自強願動，採行「富國強兵」的政策，然而它的成就，僅是表層上採用西方科技而且成效不彰。事實上甲午戰爭前20年的中國已經經歷了一連串令人痛心的事件——1874年牡丹社事件，中國政府竟無能防禦，簽訂了「中日北京專約」，喪失了琉球宗主權。1885年中法戰爭，清廷不僅喪失越南宗主權，自強運動時期的所建立的南洋艦隊，更因中法戰爭而宣告失敗。而1870年代，揚子江岸和一些沿海口岸以普遍出現商用輪船，從漢口到上海僅三天即可到達，從廣州到天津僅需八天。1872年，上海刊行中文報紙——《申報》，可運銷到其他省分，而在其他通商口岸也有類似的報紙創刊。甲午戰爭前十年，電報線已經擴延到內陸，諸如四川和雲南。
1880年代，至少有些中國人有著更多的機會去獲得西學。在痛恨西方入侵的同時，士大夫中有不少人往往在不自覺中開始受到新思潮的感染。年輕士子，乘輪船赴北京參加考試，並定造訪上海和香港，而為秩序井然的接到和新建築所吸引；留學海外者，歸國後大力宣揚西政和西法。另外也有越來越多的西方書籍被翻譯成中文，例如1881年到1885年由江南製造局出版傅蘭雅等人所譯的著作超過90本之多。教會出版品在此時也受到更多士大夫的注意，而刊行於1874年的《萬國公報》，對於西方科技知識的傳播，其貢獻更不亞於教義的傳播。
居住於廣州、上海、香港等通商口岸的知識份子，最早接受「變法」較寬廣的內容，不會令人感到訝異。鄭觀應（1842～1921）早年接受中國傳統教育，後來接觸英文，並於1860年代為上海英商太古輪船公司的總經理，北京清廷常找他辦理事務（買辦），並撰寫了很多有關於中國問題的文章，如《易言》、《盛世危言》等。王韜（1828～1897），秀才出身，為一位古典學養深厚的學者，1862年時在香港協助傳教士兼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翻譯西方書籍，1867年理雅各帶王韜至英國、法國，王韜深覺西方文化之強盛，表現在個人生活的行為上，曾說：「西方人以禮義為教，以仁信為基。」1870年與理雅各返回香港，在香港及上海從事辦報及寫作工作。鄭觀應與王韜雖對外人友善，但兩人皆要求清廷重申國家主權——主張關稅自主、驅除外人在內陸口岸的貿易，以及廢除治外法權，藉以收回利權。他們倡導較寬廣的變法內容，包括軍備和生產的工業化。並且強調行政改革的重要性，關懷之處更進一步提升到政治改革的問題。他們同感於本國政府的弊端所在，瞭解君主獨立於官紳和士大夫階層之外，是現存行政制度癱瘓的根本原因。王韜研讀歐洲史著，確信英國代議制度的君主立憲於當代政治上的優越性。鄭觀應則主張由官吏和仕紳組成兩院議會，議員公平而普遍地從人民中推選出，回地對議會的決定保有否決權，而議會則負責政策的改革。
除此之外還有郭嵩燾、薛福成等當過清吏的改革派人士提出與鄭觀應、王韜相類似的觀點。郭嵩燾（1818～1891），清朝進士，因替曾國藩處理洋務，因而接觸西方文化。因而接觸西方文化。1875年郭嵩燾奉命出使英國，為清廷首位駐英公使，並兼任法國公使。在出使期間，郭嵩燾撰寫文章要求改革，卻遭到有心人士的中傷、曲解，因此只好返國罷官，回鄉講學。其著作《使西紀程》為其出使英法的見聞，主要討論對西洋文化的看法及比較，郭嵩燾認為西洋政治制度的優美是值得中國學習的。薛福成（1838～1894），李鴻章的幕僚，1875年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使。1879年發表〈籌洋芻議〉一文，主張中國當謀求修約，以便除去治外法權和提升關稅自主，他並鼓吹政府應以一種非介入商業競爭的方式來保護商人。薛福成倡議考試制度和文官任用體制的革新、六部的管轄和任用方式的變革，如此方能使國家富強的目標受到較少的阻礙。
甚至更令人注目的，有一群未參與自強事業去撰有變法言論的官紳們。湯震於1890年初撰《危言》一書時為安徽省的縣官。陳虬於1892年撰《治平通議》時在浙江老家賦閒，可說是道地的仕紳。陳熾於1896年任職戶部侍郎時撰寫了《庸書》一書。這三人對外力的侵凌有一樣的憂患意識，他們對於當時中央或地方政治的沈淪，有著更深沈的認識和關懷。此三人皆盛讚議會制度的某些巧妙功能。湯震有一獨特的見解，認為兩院的議會制度或可從現行中央官僚體系中建構出來。陳虬建議州縣設置議院。陳熾則主張地方設立議會、中央設立議院，下議院則必由選舉代表而產生。
三、甲午戰後對西方的認識
甲午戰爭一役，中國慘敗，讀書人引為奇恥大辱，乃奮起私有所變，在群情激昂下，遂有「公車上書」，有強學會與保國會的召開。康有為（1858～1927）的觀點和提議是此變法思潮的一個縮影，同時其另有一批人則強調變法思想的本源上與西方有更直接的關連。康有為的變法思想，尤其是具體的革新主張，是繼承咸同以來變法思潮而來。但在變法理論上，康有唯有突破性的創獲。他由重詁傳統思想求思想解放，托經今文公羊三世說以改制。此一創獲使他成為「變法運動的中心人物和領導者」，也成為「整個十九世紀改良派思潮的最大的代表」。
年輕的康有為在接觸西學之前，以不滿於自己所受的宋學教育，認為宋學「拘且隘」，而漢學則是「雜且亂」，年輕的他深受佛學的影響「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成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則欣喜而笑，忽見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1879年他到香港旅遊，殖民地經然有序的行政制度及建築物，令他印象深刻，他開始研讀世界地理和收集西學論著。1882年，他訪問上海，「悉購製造局和西教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康有為的道德和政治哲學於此時開始形成，明顯的與傳統清代思想分道揚鑣。
除了使用許多西方科學術語外，康有為並寫了一本以歐基里得幾何學的架構為著作。他的新思想無異於對儒家思想中「人」的在界定，並延伸他在社會的意涵。他攻訐儒家思想中的「義」已被「習俗」所腐蝕，以致不能和「仁」並立。他說：
中國之俗，尊君卑臣，重男輕女，崇良抑賤，所謂義也……習俗既定以為義理，至於今日，臣下跪服畏威而不敢言，婦人卑抑不學而無所識……吾謂百年之後必變三者，君不尊，臣不卑，男女輕重同，良賤其一。（《康氏內外篇‧人我篇》）
康有為極欲表達人類平等的觀念——每個人皆賦有靈魂和智慧，即使是「至於強弱之殊，質類不齊」。在《實理公法》書中，康有為提出理想社會的基本藍圖：每個人皆有自主的權力，法律應同等適用於每個人，一切社會和政治制度應經由全體關心國事的民眾公開討論後決定。康有為的烏托邦理想包括選舉集議會：揭櫫一種從聖賢良師的教誨中解放出來的自由，主張自由選擇丈夫或妻子，甚至主張成立公共組織撫養小孩。
康有為曾自述個人思想淵源來自古代儒家經典、大乘佛教和西學，自信他的哲學思想是放諸四海皆準的。他認為無論是儒家、佛教、基督教，其基本精神是相通的，並且不分「蠻夷」或華夏，無論先天秉賦不同，皆一視同仁。但康有為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在中法戰爭後，他在北京親眼目睹自滿而腐敗的大清政府的情狀，乃試圖上書建言。他認為自強的先決條件為政治革新——要大開帝國諮詢問政之門，以便容許人民和政權的溝通管道暢通。
康有為的思想在三十歲左右已經成熟，其變法理論也於戊戌變法前完成，代表作即1891年（光緒17年）的《新學偽經考》，以及1896年（光緒22年）的《孔子改制考》。在《新學僞經考》一書，主要在破舊，他試圖證明東漢以來的經書接出自劉歆之手，只是新莽一朝之學而已。由於古文經大半為宋代理學家恭謹注疏過，所以康有為這個說法，使得西漢以後的經學發展，乃至清學正統派面臨挑戰。《孔子改制考》主要在立新，將新學僞經的觀念具體化，康有為認為聖人與其說是法古者，實際上是為後世著想，封建制度絕非聖人本意，堯舜所立乃「民主之太平」。康氏認為孔子將古代社會理想化做為制度改革的依據（託古改制）；孔子身為「素王」，要為萬世推演新制度。中國經歷了一段長時間君主專制之後，最後勢將進化到一個時代——一個人自主之全將完全被保障。為了這個新的社會道德的觀點，康有為建立了一套三世演化說的哲學體系。
1885年康有為赴北京參加會考，適逢清廷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因此起草「萬言書」，倡言迅速採行西法，並與日本繼續作戰。這項請願為參加考試的各省舉人所響應，連署者高達1200人之多，即為有名的「公車上書」。康有為根據鄭觀應、陳熾等人的變法思想、《萬國公報》所刊載的西方傳教士觀點、黃遵憲所著《日本國志》及他自己勉力研讀的日文著作中記載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康有為提出一個龐大的變法計畫，焦點集中在某些政治制度的變革。他建議考試制度應迅速改革方可鼓勵科技的專精；他也希望教育設施為所有人所享用。他規劃每個村落都應設立學校和圖書館，如此一則減少文盲，二則儒家思想能活絡地傳布開來。如同馮桂芬於1860年代出所提出地方自治的主張，康有為建議每一個社區所提名的「鄉官」，應為地方行政提供協助，但他希望成立一個由十萬戶選出一代表稱之為議郎。議郎輪流分批揭見皇帝，由他們會議改革和稅收等問題；這個團體總數2/3接受的提案將會送交六部考量。康有為相信這樣個代議制度不僅是將民眾的怨言坦露於皇帝之前，而且也表示人民擁戴國家贊助富強。他說：「合四萬萬人之心，天下莫強焉。」
除了康有違這變法思潮的代表外，民間另有一批人亦強調變法思想在本源上與西方更有直接的關聯。在香港的何啟是一名醫生，其父為中國第二位牧師，為社會名流。何氏曾在英國攻讀醫學和法律20年之久，並於1887至1895之間，與胡禮垣（1847～1916）在香港合辦報紙，並且共同著作《新政真詮》一書。其主張在經濟方面，提倡工商民營，認為求利是人的天性，他們說：「能合人人之私以為私，於是各得其私，天下亦治矣，各得其私者，不得復以私名之也，為之功焉可也。但能不以己之私奪人之私，不以人之利屬己之利，則國家亦無患其不留。」；在政治方面，主張提高民權，讓人民參與政治，並採行立憲政體，要求改革古老的法律制度，強調議會作為法律的判定者應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其強調：「夫政者，民之事也，辦民之事，莫若以公而以平。何則？民之疾苦，為民知之為最，其事主順逆，唯民知之最切。」何、胡提出在清廷之下開議院的主張，儘管1895年何啟實際上資助了廣東革命黨從香港發動反清活動。
嚴復（1853～1921），為天津船政局教習，他以非官方的身份譯介達爾文的社會進化論，嚴復對英國政治思想極為著迷，尤其在1870年代末期遊歷英國兩年之後。刊行於1895至1898年之間的《天演論》一書中，嚴復引申一種思想——為求生存的永久鬥爭中，為最適者生存——迅速得到讀者的回嚮。嚴復強調，人類世界的鬥爭主要在群體之間，就近代的意義而言，就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鬥爭，只有個體成員在生理、智慧和道德上的超越，群體才可能發達。嚴復呼籲一個更為強健的中國人種，就教育而言，這是強調科學方法和獨立的研究精神；而就公共道德的教育而言，這包含了對自由及榮譽感的重視。嚴復痛恨中國人的愚昧和虛偽，他最希望的是看到從此以後的士大夫轉變為充滿活力、負責任的公民。大體而言，他較不關心個人價值，而看重的是國家富強。嚴復坦言「國者，斯民之公產也。」他嚴厲抨擊中國歷史上的君主專制。雖然他相信改變應漸進不宜過急，但他卻力主中國的地方官組織——州縣長官應由選舉而來，北京中央且應有一全國性議會。嚴復宣揚的進化論觀念是他本人以及當時其他士人要求強化憲政和改革的論證。
上述所論的觀點在近代思想史上意義重大。雖然他們從中國古代典籍中《孟子》一書找出民主思想的原素，但是像康有為、嚴復、梁啟超這樣認真的學者想必是在觸目驚心的感受下學習西方民主制度。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例如土地關係，卻被我們上述所提到的改革家忽略了。雖然如此，這些人確有遠見，傾向於要求中國長期持續性的社會解放，他們所提出的觀念，無論就哪一方面而言，都是對新的政治秩序的期望。然而，少數人心中的理想和專制政體日益腐化的現實之間當然也存在著極大的鴻溝。正因為如此，從香港運轉而出的一種新型態的判論運動——革命，就日益的壯大，也開始展開積極活動了。
從變法思想的出現，就備受知識份子重視的議會制度，也在清末最後幾年，在立憲派的積極鼓吹下，略具雛形。1909年，清廷宣布預備立憲，令各省成立諮議局。許多立憲派人士經由選舉，成為地方議會的代表。這些分佈各省的諮議局議員，絕大多數是曾通過科舉考試的地方士紳，有一些也曾留學日本和受過新式教育。他們多半有相當的財富，不少人曾在清政府擔任過官職。這樣的出身背景，使他們雖對清府不滿，卻主張採用溫和漸進的改良方式來解決中國的問題。
立憲思想最主要的指導者是康有為的學生梁啟超。戊戌政變發生後，梁啟超逃到日本，先後發行了《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他雖然人在日本，但透過獨具一格，半文言、半白話，「筆鋒常帶感情」的「梁啟超式」文體，卻風靡了新一代的知識份子和年輕學子，可以說是清末最重要、也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和宣傳家。
在20世紀最初的時年中，我們一方面看到清廷為了「一姓一家」的存亡努力推行各項新政。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反對清廷、批評清廷的勢力紛紛出現。梁啟超所代表的立憲派主張溫和改良，實行君主立憲。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則主張採取激烈的手段，以武力推翻專制王朝，建立以人民為主的共和國。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聯合留日學生、華僑和華興、光復、興中會等革命團體，成立「同盟會」，為中國二十世紀的革命運動，揭開一波高潮。在海外，立憲與革命兩派人馬為了如何解決中國的各項問題，有過激烈的辯論。但在中國境內，滿生王朝能夠被迅速推翻，立憲派與革命派同樣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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