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預猜到張愛玲的三十年代上海故事，會吸引八十年代的香港人？」
最近香港話劇團重演《新傾城之戀》舞台劇，原編劇陳冠中也想不到，個人的業餘作品，會演變成連演廿多場的大製作。
他是作家、是記者、是編劇、是文化經紀、是管理人，這次他應香港書展「跨疆界寫作的秘密」論壇之邀回港談華文文化和香港精神。正如一位行家所說，他人很Charming。與他坐在咖啡座聊著，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保證有全方位的提升。
太多的想不到
太多的想不到。當年創辦《號外》雜誌，想不到同聲同氣的人沒幾個，沒想到後來成為「優皮文化」標誌，沒想到自己膽粗粗初拍電影即儼如專家。
在無數沒想到之中，陳冠中以其上海人的精明洋派與華仁港大天之驕子的專業和網絡，縱橫文化各界，贏得「香港文化旗手」之譽，構成了「波希米亞想像」；搞雜誌拍電影都抓得住時代脈搏，順流而上，蛙跳於中港台之間，這幾年趁著內地市場蓬勃又老來「京漂」，寫出《波希米亞中國》。
葡萄早就成熟了，現在可以飲紅酒。對香港「半唐番」文化獨具觀點，退居北京，一半晚上招待各方朋友，多數時間埋首寫作。在文化界建立的獨特的名氣，兩岸文化刊物與官方機構總能找到適當的位置去約其別具一格、言之有物而讀來津津有味的文章。
在《聯合文學》上的一篇《較幽的徑》，他回顧自己在大學一年級「不慎讀到」的文學書，如余光中的洋派詩集，白先勇的沒落王孫小說，還有，張愛玲的荒涼文字，養成一生的習慣：面前二路，總選其幽。於是多經曲折，亦看到柳暗花明的勝景。
他自言學習過程中多次「如獲灌頂、如開天眼」的感覺，例如在港大利馬竇宿舍聽學長說oxymoron矛盾修辭法、例如七十年代中初讀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坎普札記 Notes on Camp》，一道道小門打開，光照進來，世界從此不同，人也想走出去看看。
量子躍遷式的成長，持續的啟蒙。適逢其時香港本土文化在發展，在長久以來高度精英化的香港社會裡，他成為一個文化現象，他說香港及周遭造就了他那一代人——那一代人則造就了他。
以《傾城之戀》為例，「是因為鍾意其雙城背景，中產階級，以生活代革命，加上其結構亦很有舞台感，自分了三幕，便自娛的寫來玩玩。完成後交給港大舊生業餘海豹劇團，後來他們發覺規模太大，結果交給香港話劇團上演了八場。」
「可能因為是上海人，也是香港人，所以喜歡張愛玲，很地域的，也就是很私人的。」
事後之見，這開創了一種風氣之先河。他自己說的，「抓住親切感與小聰明，傳染自己對一篇鐫永通俗小說的喜悅上舞台。」或者亦是慧根？對了，他眾多範疇追求中，少為人提及的是他自九十年代初隨不丹宗師宗薩仁波切（《小喇嘛看世界杯》導演）學佛，譯過佛學書。
因為激情不足
最近接受內地《周末畫報》訪問，他填了著名的「普魯斯特問卷Proust Questionnaire」。「最傷痛的事」與「一生中最愛的人或東西」兩項都是「沒有，因為激情不足」；加上虛無，是讓他最痛恨自己的東西。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他在尖沙咀文藝書屋買了一本《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台灣皇冠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版。
「發現男女之間的小戰爭是如此的激烈，灰色地帶如此大，好像知道了小秘密，有點沾沾自喜。」這是他在男女關係上的開竅，此前看於梨華和白先勇都沒有的感覺。
他與張愛玲文字的共振，應該還有抽離的性格。所以看得清楚。
還是張愛玲說了，詩經上的說話，「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陳冠中在一九八七年《傾城之戀》編劇的話寫到，「張愛玲的『霧數』情懷及蒼涼姿勢，慢慢將所有稍具耐性的讀者迷倒，然後一個宏觀，才呈現她通透清明的心靈，『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今天陳冠中似乎在新開放的內地找到多一點依歸。就算現代而後匱乏的香港人的自尋煩惱是無藥可救，內地無數人們的基本生計、權益和制度仍是值得努力的；還在世的人中他最輕視的是「在逃貪官」。
啥一代？
於是，我們來到了一個久違了的名詞：Zeitgeist時代精神。
時代精神就是某一段時間裡頭所有人共同的世界觀與人生目標，是普世的，而且黑白分明。例如：納粹、文化大革命、戰後垮掉的一代、七十年代的懷舊、八十年代的「can do」（一定得），往往是處在世界大勢的核心中的體現，亦是推動一整代人生活背後的動力。
陳冠中回想起來，「當年創辦《號外》時機是太早了幾年，如早知如此艱難，很可能根本不會去做。」而他亦從未在雜誌上得到甚麼報酬，只有與各方好友不斷注資。
但波希米亞人的想法總要四十五度轉彎，《號外》給他的學習機會與工作歷練，又積累了深厚的文化資本。風度翩翩，懂門路，有辦法——一如范柳原——他作為文化經理人是吃準了華文世界開放的信風。
於是在今天香港人驀然找尋文化身份，便順理成章的回到被認為是盤古初開的六七十年代，即使是打正旗號混雜的香港，也彷彿成了一個大家庭。
他之缺乏激情，卻又成就了他，讓他自在游走於不同圈子、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不同知識之間，取其精蘊然後抽身，就如其小說《什麼都沒有發生》的主人翁張得志，收高價把事情做好，事成乾脆離場。他認為那是他及身邊朋友們的寫照。
他最新的文集就索性叫作《我這一代香港人》。但就算是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人口亦已不少，不同階層與界別怎能簡單歸入一個「世代」？「可能因為那時候多數人看的電視雜誌都是差不多吧。」正是一個社會的規模大得要倚賴透過傳媒去認識，而密度又高得不得不知道別人在做甚麼。
早就該做好了
人生觀盡有遺憾，成就方面卻無後悔，「我這一點事情，當時如果頭腦也清楚一點，少浪費時間，早就該做好了。」
他終於認定寫作為（現在的）人生終極目標。二零零四年中，他放下顧問工作，呆在北京的家裡讀書寫作。他曾寫過不少劇本，包括讓蕭芳芳奪得最佳女主角的《不是冤家不聚頭》，但因為覺得自己沒有非寫不可的理由，又不喜歡集體半完成創作而放棄了，不感可惜。
現在他打算寫一本關於內地城市的小說，「沒有靈感時就為寫點評論、講稿，以便自覺在寫作。」
短短的訪問完了，他走近隔鄰一桌子，微笑著打招呼，加入章詒和、蘇童與幾位記者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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