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所謂外功和內功，跟文以載道的觀念有沒有關係呢？文學史上有沒有相關的討論議題呢？
Ans：所謂外功和內功，是末學個人綜合以前學習所得的淺見而已，（這兩種功其實相輔相成）。和「文以載道」，應該也有些關連。
「文以載道」的觀念，一直是中國傳統文人所堅持的，並且幾乎位居中國文學的主流了。簡單地說，他們認為文章不應該只流於個人的風花雪月、傷春悲秋而已，而要能關心民間疾苦，為百姓發聲。特別是韓愈，鑑於六朝以來萎靡的文風，極力提倡古文運動，便是想回復古風，造成很大的影響。至於詩歌，詩聖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提倡新樂府運動的中唐大將白居易的「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賣炭翁〉都是走這條路子。【這偏重大我，不妨叫做社會主義】
但是到了後來，特別是明、清，個人意識抬頭，「文以載道」的觀念沒落，有些文人不滿那些明明無民胞物與之胸襟，卻滿口仁義道德的假道學，故提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風。他們認為文章貴在有自己獨特的風格與個性，所以內容不一定得憂國憂民，遣詞用字不一定得沿襲窠臼，於是乎小品文之類的文體因應而生，雲石山水、亭台樓閣、花鳥魚獸，無不可入文，但求個人閒適而已。【這偏重小我，不妨叫做個性主義】
一般而言，學者都較推崇前者，畢竟，小我的生命有限，大我的價值無窮。末學強調內功，也多少有幾分這味道。
不過，上述兩類文章，不見得矛盾。一個偉大的作家，必定能關心百姓，也應有個人獨特個性，故社會主義與個性主義可並行不悖。好的文章，並不只是看它的內容而定，還要看它寫得是否成功、是否能引起共鳴。白居易晚年好佛，也有不少好的閒適詩，這些詩無關國計民生，但不減低其價值；杜甫的「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也未必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般國愁家恨，但藝術成就依然很高。蘇軾更是任何題材皆可入詩詞，且隨手拈來，皆成妙文，大我小我都能稱性發揮，自非社會主義、個性主義所能縛得住的！
再者，有些作家往往以小我暗示大我，如杜甫逢安史之亂，一生愁苦，其實他是大唐王朝由盛轉衰的縮影、黎民受苦受難的見證，雖偶而寫閒適詩，恐多少寓悲憫蒼生之志。如此，大我與小我有時難以截然劃分。
另外，中國文人受到「學而優則仕」等觀念影響，都希望最好能當官，一則可衣食無缺，受到尊重，一則得以伸展長才，實現大我理想。可是因僧多粥少等因素，能當官的其實僅占少數，有的連年不第（如蒲松齡），有的當了官，卻個性不和（如陶潛），有的身處中央卻得罪權貴，連連遭貶（如蘇軾），這批人雖無法在宮廷中一展懷抱，但或著《聊齋》寧寫鬼神寄託不得志之苦悶，或不願為五斗米折腰而回歸田園，或與中下階層百姓有更多互動而寫出更好的文章（這種例子很多，形成貶謫文學），表面上雖不甚得志，似漸趨於小我，然而卻文窮愈工，展現出另一種風采，幸抑不幸，難可一概。但無可諱言，這些文人歷經了困厄後，都讓他們的文章更具特色，屢上層樓了！......
內功／外功、大我／小我、文以載道／文主性靈，大抵如此。末學以前很混，文學史勉強及格，以上隨筆塗鴉。「文以載道」是大題目，小弟簡單略述，或有脫誤，再請學長們補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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