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高峰會」─ 譚恩美 Vs 阿言德
華裔美籍的譚恩美和智利裔美籍女的阿言德（Isabel Allende）不僅在台灣受歡迎，在德國也是擁有廣大讀者群的外籍女作家，最近，她們兩人的小說《接骨師的女兒》和《 (Portrait in Sepia 》翻成德文，同時在當地推出，由於兩人的高知名度，甫上市立即受矚目，後者甚至很快擠進暢銷書排行榜前十名，基於讀者對小說及作者的濃厚興趣，日前，南德日報特別作專訪，安排兩個人見面交談，稱之為「女作家高峰會」，以下是對話內容：
問：阿言德女士，您為什麼移民美國？
阿（阿言德，以下簡稱阿）：為了一個男人！我從來沒有定居美國的打算，由於政治的關係，在我心目中，她甚至是敵人，當時因為美國支持殘暴的軍方，結束智短暫的民主政治，我?被迫離開祖國，之後，我前往委內瑞拉。直到一九八七年，在一次美國的巡迴座談中認識我現在的先生威利，我們一見鍾情，彼此了解。為了俘獲他，我帶著簡單行李（當初計劃停留一星期）到美國找他，沒想到難分難捨，歸期一延再延，轉眼六個月的簽證到期，於是，我跟威利說，現在只有一個選擇：娶我，否則我就離開你。
問：您是為了綠卡結婚？
阿：可以這麼說！一個四十五歲的女人幹嘛跟一個債務滿身、子女吸毒、家裡亂七八糟的男人結婚？可是我們共同生活的感覺好極了，否則我也不會跟他在一起。
譚（譚恩美 ，以下簡稱譚）：也有可能妳是作家的緣故，想從複雜的生活中找尋寫作題材。
阿：幹嘛要這麼累？！從別的地方也可以找題材。另外，我希望有一個法律上的保障和安全感。到美國投靠威利五個月後，母親來探望我，其實主要目的是，看看和女兒同居的男人到底是什麼貨色。她當時問我：「妳還要當人家的情婦多久？」我想，這句話正中要害，從那時候開始，我決定當正牌老婆。
譚：我母親也是為了愛情私奔到美國。她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和我父親認識並墜入情網，那個時候，她是已婚之婦，老公經常動不動就對她拳打腳踢，當她決定離開前夫時，他竟然把我母親送進監獄，那時候事情鬧得很大。
阿：當時的社會離婚不普遍吧？！
譚：的確！女人主動提離婚的權利直到共產黨執政才漸漸有可能，不過，我母親仍然排除萬難辦到了。一九四九年，她取得學生簽證，到美國唸英國文學。其實，她對英文幾乎一竅不通，十幾年前，我們偶然開車經過某個校園，她說：「哦！這是林肯大學，我當時應該在這裡讀書」真好笑，我母親來美國主要是和我父親結婚，連她申請的學校長什麼樣都不知道。
問：您們二位都拿美國護照，心裡也是美國人?
阿：我申請美國籍才能接孩子，內心深處我仍是智利人。
譚：我經常忘記自己的中國血統，平常沒感覺，到中國大陸時才發現有多「美國化」，例如有人插隊，我立刻直覺反應：「嘿！請排隊」，十五年前我和先生第一次踏上中國的領土，走在北京街頭，剛好工廠下班，幾百名員工騎自行車迎面而來，我退後幾步，對丈夫說：「我跟在你後面，你馬上會你會成為外星人」，結果那些人對我先生並不怎麼好奇，異樣眼光竟投向我，他們研究老半天找不出答案，認為我外表像是中國人，可是行為舉止又不像。我先生覺得非常有趣。
阿：可能是妳穿著打扮與眾不同吧！？
譚：我當時穿一件紫色套裝，搭配一些戴流行飾物，可能在這裡露出馬腳，十五年前，大陸很少人戴首飾，除非參加婚禮等正式場合。
問：阿言德女士，您現在已經能適應加州生活？
阿：一方面很習慣，另方面還是覺得陌生、格格不入，就算把頭髮染成金黃色，外表一看就知道不是美國人，再者，大概是口音問題。
問：您曾經嘗試把頭髮染金黃？
阿：我試過，可是沒用。根據個人觀察，移民美國的南美洲人通常會努力和當地融合，讓自己像美國人，或許是這個原因，許多第二代拒絕原來文化，不願學習西班牙文。
譚：我小的時候，母親跟我一律講中文，到五歲以後，我再也不想說中文，就算聽懂有用英文回答，當時父母也沒有強迫我。對母親而言，操一口完美流利的英文更重要，她希望我掌握機會力爭上游，在美國社會出頭天。
阿：這是中國人和拉丁美洲人在美國最大的差異，對前者而言，受良好高等教育非常重要，而我們拉丁美洲人會問：「學那麼多知識幹什麼？」他們認為工作比學習更實際、更重要，當然，這種工作可能層次較低，但我們對教科書上面的東西確實不感興趣。
問：譚女士，十幾歲進入青春期時，您自覺醜陋，曾經以曬衣夾掐在鼻子上，希望藉此拉高它？
譚：對！我當時非常不滿意自己的外貌，甚至擔心我的腳和美國人的腳會不會不一樣，一天到晚研究「為什麼自己長得不像美國人？」這個問題，懷疑是否和中國食物有關，於是開始少碰中國菜，大量吃美國食品，希望會有幫助。
阿：在智利我屬於中上階層的白種人，有別於當地印地安土著，到這裡來以後才發現原來自己並不是白種人，那種感覺很奇怪。
譚：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我覺得家庭制度是上帝給人類一種「愛的界線」的考驗，一方面家庭帶來心靈的安全感，另方面在道德壓力下，無論親友幹了什麼壞事，你都沒辦法棄之不顧。
阿：拉丁美洲人觀念也是如此，對血緣關係的族人，你必須負一輩子責任。
譚：我父母一星期工作七天，從來不渡假，一有餘錢馬上往大陸或台灣寄，因為他們情況比我們差。當時我很生氣，因為父母經常把我心愛的食物寄給在台灣的堂妹，現在，堂妹變成台灣數一數二的有錢人，換她把穿過的T-Shirt送我。
阿：我常說：「生命是一種輪迴，你給別人的東西，遲早總有一天會再回到你手裡」
譚：很多移民美國的華人害怕下一代不願對家庭盡義務責任，例如我姊姊，她到今天還有養兒防老觀念。
阿：我也期待，有一天老的時候，兒子、孫子會來照顧我。
問：在美國您曾有種族歧視經驗？
譚：我十五歲時，在上學途中，一個同學曾以言語污辱我，我想，這是由外型差異所引起的聯想，班上一些幼稚男生甚至公開懷疑我的陰道可能和白種女同學長得不一樣，它不是直立，而是橫立的。這種情況下，我自然無法辯白，總不能當眾脫褲子證明給大家看！？後來我寫小說，第一本作品就提到，有些白種男人特地到中國城找妓女，目的是好奇，想知道亞洲女人身體結構是否不太一樣。
阿：這種事我也略有所聞。
譚：根據不久前美國東岸的一項問卷調查結果，發現他們對亞洲人的成見頗深，例如，有一個問題是：如果你的老闆是亞洲人，你有什麼感覺？大部分人回答：難以接受。
問：阿言德女士，語言是一種表達思想的媒介，西班牙文和英文，對您有何差別？
阿：語言如同血液，屬於個人的一部分，說英文的時候，我就是另一個人，因為，辭彙、感覺、幽默感、價值觀、思考和表達方式不一樣。美國人希望以稱讚建立孩子的自信，剛來時，一天到晚有人動不動就誇我孩子：「你看起來好棒！」令我非常不習慣。
譚：我們家恰好相反，父母親對我和弟弟的表現總是不滿意，令我們充滿挫折感，他們經常說：「你在學校不努力，所以才拿B」但對我們拿A的項目卻一字不提。
問：您們二位的先生是美國人，日常生活中是否有無法忍受的地方？
阿：記得有回我們一起去看電影，當時有個特別殘忍的鏡頭，我先生卻輕鬆地伸長了腿，一手捧爆米花一手拿可樂，繼續大吃大喝，我覺得很難接受。
譚：這種事情發生在和丈夫一起在中國旅行時，突然之間，他變得好陌生，我發現，自己竟跟一個外國人在一起，他的臉變得好大、鼻子變特別尖、體型嫌過份雄偉、皮膚白得不健康.........。
問：您什麼時候開始打消回智利的念頭？
阿：一九八九年大選軍方失利後，那時候我已經決定留在威利身邊，同時正在辦依親手續，準備把孩子接過來。
譚：我母親一輩子都不放棄回中國，她希望落葉歸根，死在家鄉。
阿：從前我希望半年的時間在智利，半年留美國，我對威利說：「美國不是養老的地方」現在，我知道自己將在這裡渡餘生，死後也葬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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