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重在於它的不斷輪迴，永劫回歸，反覆的過程像是重複壓製的版模將生命塑形。「生命」在英文是being，在法文是l’être，都是動詞的轉換形式，是「存在」的換言之，因此，生命之重是希臘悲劇中的神諭，是先於本質的存在。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昆德拉開篇之首所欲消抹的，是生命中和「命運」(destiny/destin)幾多混淆的模糊疆域，企圖定界的，是生命裡我之為我而與眾不同的「生活」(life/vie)片段，因為命運帶著太多神話色彩，身而為人所能掌握的太少，而命運想要涵括的太多；生活則是生命的實質體現，本質和存在無論經過多少哲思辨証，最後唯有兩者互為表裡，就像生命輕重的課題也只能透過特麗莎托馬斯四人來呈現一樣。
神話時代，一切圍繞著「預言」運轉，預言是守在生命命運和生活交會的三叉口那隻沙芬克斯，然而隨著時間移近，神性和人性的沙漏遭到翻轉，神旨和神話人物的不可逆關係進入了隱喻的轉換閥後，以「寓言」的形式繼續向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著的人們輸出，預言沒有接受與否的自由，預言只能完成；寓言則有相不相信的差別，小說裡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相信著的寓言，並用其一生與之共舞。因此，薛西弗斯繼續無可選擇地待在神話的世界裡，代替人類毫無止息地推著隨坡滾落的石頭，向上無所倚賴只能獨力完成，向下則又勢出必然無可轉圜，是那一道斜坡決定了薛西弗斯的一生。托馬斯的斜坡是他史詩性的愛情追求，特麗莎的斜坡是逃離母親由美自醜的不斷墜落，薩賓娜的斜坡是對「真」的追求，在藝術中，在愛情裡。
然而，生命若輕為何亦難承受？在《小說的藝術》裡，昆德拉提及『每一部小說，不管願不願意，它都要提供一個答案給這個問題：什麼是人的存在？它的詩意又在哪裡？』對特麗莎而言，生命的重是那些以不同內容卻是相同形式的夢，是那股出現在托馬斯髮絲的女人下體味，每天每天反覆縈繞，然而生命單向行駛的輕卻迫使特麗莎只得繼續向前，那麼輕重之間，該如何繼續前行？一次次往返於蘇黎世和布拉格之間的遷徙，特麗莎在星光閃爍般的隱喻中找到生命的動力，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貝多芬的四重奏、黃色的公園長椅、索弗克里斯的《伊底帕斯王》、卡列寧…。對昆德拉而言，隱喻來自對真理追求的荒謬缺口，小說將隱喻蒐集，以想像調色，用幽默著筆，因此，生命或輕或重決定於是否勇於對想像力放手，如同卡爾維諾要我們騎乘的空桶。
個人生命的輕是只有一回的輕，無法迴轉的輕，但生命的重卻仍舊雙重的重—個人既是整體世界的延續，就像特麗莎的生命不過是他母親生命的延伸，像撞球，球的運動軌跡是打撞球的人手臂動作的延伸(在《金鎖記》裡長安也是曹七巧那一個，美麗的，蒼涼的手勢的延續)，又有無數小小反覆壓在意欲飛翔的生命之上。也許，就把生命當成一首曲子，看似由頭自尾一次奏完的樂章裡，音符是整體世界的大重複，而副歌則是個人生命裡的反覆吟唱，經過演奏的樂曲就是活過的生命，俯臥在五線譜裡的旋律千篇一律，就如同描繪在文本中的人物性格、思想，只有透過閱讀，方能鮮活。閱讀，將人物由平躺在紙板裡的紙娃娃小心拔起，從平面走致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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