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9月17日，一群年輕人佔領了華爾街──準確地說，是佔領了華爾街旁的一個公園。在他們之前，在智利、西班牙，甚至更早之前的埃及、突尼西亞，年輕人早已佔領他們的廣場，大聲抗議政治權力的壟斷與腐敗，抗議社會的巨大不平等與生活的崩壞。

但這群美國青年的口號抓住了人們痛苦的根源：「我們是社會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大眾，而我們無法繼續容忍金字塔頂端百分之一富人的貪婪與腐敗。」 

他們的憤怒來自於美國的貧富不均的嚴重惡化，尤其08年開始的金融風暴讓更多人的生活陷入慘境，暴露出了華爾街的投機與貪婪，但政府卻是出錢拯救後者，而不是懲罰他們。 

美國知名左翼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去年為文說，佔領華爾街不只是要改變財富的分配，而是要改變財富背後的政治權力。最早發起運動者之一的人類學者David Graeber在今年9月的回顧文章中也說：「我們所想並不僅是不平等問題或者僅僅是階級，而是階級權力。」 

美國早就有階級戰爭，但這場戰爭在主流世界中是不准公開討論的。只要有人提出社會不公平的議題，共和黨和保守派就會指控他們是製造「階級戰爭」，以喚起保守的美國人對社會主義的恐懼，鞏固他們的既得利益。但巴菲特是誠實的：「美國當然有階級戰爭，而且是我的階級，富人，在製造這個戰爭並且贏得勝利。」 

因此，大衛哈維說：「佔領華爾街是第一次，有一個運動直接地對抗華爾街黨和他們的金錢力量。」 

「佔領華爾街」運動其實是要去翻轉既有的權力關係：他們要佔領華爾街，是因為這個世界被華爾街佔領了。而他們在廣場上的佔領行動就是實踐了他們所想望的另一種政治共同體：一種彼此包容、互相尊重、人人平等的社區生活，人們在公共空間中公開地、民主地討論他們要什麼的共同生活。 

重建民主論述空間

幾個月後，佔領者終究告別了廣場，但這個運動並沒有死亡。固然，當所有管道都被掌權者堵死時，一群人集體用肉身佔領廣場，是讓世界聽到他們聲音的最有效途徑；但改變世界不能只有廣場上的波瀾壯闊，而是需要持久戰、更多的陣地戰。這群年輕的佔領者確實也回到各個城市、各個社區，維持他們的連結，並進行不同的草根組織工作。香港的反國教運動也向我們展示了這一點：在佔領政府總部十天之後，他們要回到社區繼續工作。

佔領華爾街行動也讓社會不公平的論述進入了政治主流話語：如今年在美國就出版了許多關於不平等的書，包括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史蒂格里茲的新書《不平等的代價》。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更將是一場重要試煉：歐巴馬和拉穆尼兩人是兩種典型的立場──拉穆尼拒斥國家的公共角色，尤其明顯站在富人的角色，而被《紐約時報》社論稱為「階級戰爭的戰將」。

無論如何，佔領行動並不會停止。因為人們要佔領的「廣場」是在華爾街旁的公園，可以是在香港政府總部前，是在苗栗華隆工廠，是在媒體的公共論壇；因為佔領行動的本質就是要從政治和資本的權力中去奪回人民的權力，去重建民主的公共論述空間，就是如馬德里的抗議者所說：目前的世界不是我們想要的世界。我們有權利決定生活在什麼樣的世界。 

作者為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