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全國產業發展會議上，因討論決策過程無視勞工與環保界聲音，在大會最後宣讀「產業界共識」過程，環保人士奮力表達遭邊緣化訴求，不料引來科技公司董座回嗆再亂下去，（起薪）連15K可能都領不到。即便暫且不論大老闆之言是否僅是「一時口快」，然無論如何，台灣勞工薪資長期停滯不前，社會新鮮人起薪屢創新低，則已是無法否認的沉重事實。

只是，面對這種集體、結構性困境時，每當有勞工團體走上街頭，我們卻總是會聽到政府上上下下忙著傳遞類似論調：勞工薪情不佳，乃是因景氣大環境低迷，只要來日景氣復甦，受僱者薪資就會開始回復成長。總統甚至脫口說出「勞工不加薪，是企業覺得賺得不夠多」。總而言之，凡此種種類似「涓滴效應說」所強調的，無非是只要景氣復甦，或是只要企業賺得「夠多了」，勞工的薪資「自動」就會上漲。 

但這種假設在當下的經濟環境與勞動市場，就算沒有全面破產，也已是大有問題。從現實層面檢視，台灣薪資陷入停滯的過去15年左右時間，經濟表現真正陷入衰退期間屈指可數，企業獲利同樣保持可觀成長，但平均薪資就是不動如山，青年起薪更是不斷往下探底。 

事實上，完全仰賴景氣復甦來帶動就業機會回升與薪資成長的假設，在國外同樣遭到實證上的挑戰。以美國為例，過去幾十年來長期被視為有效估計經濟成長率與失業率之間抵換關係的歐肯法則（Okun’s law），90年代後每次景氣循環回升後，經濟成長率所能達到降低失業率效果卻是越來越低。 

缺乏集體議價能力

西北大學經濟系教授高登（Robert Gordon），在近年研究中，試圖解釋為何歐肯法則不再可靠時發現：近代美國僱主在每次經濟衰退結束後，越來越能藉由提高單位勞動生產力、而非增加工作機會，來維繫其生產與利潤。換句話說，也就是僱主得以透過單方面增強既有勞工的勞動強度，來回應市場復甦後的勞動需求，這也合理地解釋了何以當經濟開始復甦時，各國就業市場時常可見無就業復甦的現象。更重要的是，高登進一步探究，進入90年代美國資本之所以可以享有如此能力，又與美國集體勞動力量持續衰弱脫不了關係。換句話說，景氣因素當然依然重要，但集體勞動力量的積弱不振很可能才是解釋為何就業市場不振、勞工薪資停滯背後真正的原因。

回過頭來，台灣勞工似乎也正面臨到同樣困境，勞動力市場上長期缺乏有效集體議價能力的台灣工人，在一波接著一波全球勞動力成本比賤（Race to the bottom）浪潮中逐漸面臨滅頂危機。因此，坐等景氣復甦很可能救不了台灣的低薪困境、也救不了年輕人的22K命運。台灣勞工唯有自立自強、積極團結起來，建立工會等集體勞動組織，提升與資方的議價能力，找回勞動力市場真正的「勞工因素」，或許才是殺出一條血路的真正契機。 

作者為英國倫敦大學Queen Mary學院商管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