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雙瞳》的來頭不小，連帶使得《過境》這部以《雙瞳》幕後拍攝過程為題材的紀錄片受到高度關注。《過境》問了一個好問題：「跨國合作模式的電影製作中，我們應該思考的課題是什麼？就像拍攝期間一直過境台灣的颱風一樣，除了大量的雨水之外，它還帶來了什麼？」可以感受到來看這部影片的觀眾，都關心這個問題及其對台灣電影產業未來發展的影響，也期望能從《過境》中得到答案。但若抱著這樣的期待看《過境》，或許會有些許失望，因為影片並沒有提供問題的答案，而主要呈現「一個電影夢如何轉成現實」的過程。
儘管如此，《過境》仍是可觀的。導演楊力州所紀錄的製作過程中，碰觸到一些具管理意涵的議題，包括一個跨國跨文化的專案團隊如何一起協同合作達成目標？來自不同國家的工作小組應採用相同或不同的給薪標準？又給薪標準如何影響績效？不同性別、不同階層、不同專業的工作人員該如何溝通而不致衝突？導演身為攝製團隊的領導者，其領導風格會如何影響影片成果？……《過境》發掘出這些可討論的問題點，使《雙瞳》真正活生生地成為一個極具研討價值的個案。
不僅如此，《過境》還提供了一些電影產業發展的思考線索。澳洲近年來積極朝「好萊塢海外製作中心」的定位努力，從《過境》所呈現《雙瞳》特殊化妝的製作過程，我們可以觀察到澳洲在這個產業環節實已具國際競爭力；反觀爆破的部分，子彈擊發、血漿流出和聲音的不同步，一個讓火緩慢延燒的鏡頭搞了八個小時搞不定，還被香港人嘲笑「人笨就沒藥醫」，足見香港在動作相關領域的領導地位，輸出頻繁的動作指導是另一明證。哥倫比亞此次參與《雙瞳》的集資與發行，稱職地扮演financier-distributor，這兩個部分其實才是好萊塢真正的強項，也是好萊塢電影之所以稱霸全球的原因，可惜這是聚焦拍攝過程的《過境》著墨較少之處。
透過《過境》，我們不但得以一窺香港、澳洲等地電影產業發展現況，同時也看到了導演陳國富於整個跨國製作團隊的疏離。影片中清楚地交代：導演沒有自己的班底，他的疏離其實是必然的結果；若將這樣的疏離放在整個電影產業下審視時，又意味著什麼？
或許我們必須從中看清：當一部電影的「價值創造活動」（value activity），如製片、編劇、導演、表演、攝影、美術、音樂，和動作指導、特殊化妝、爆破、特技……等特殊編組，必須由分屬各國的工作人員完成時，導演如何有效傳達自己的理念、帶領整個製作團隊完成作品，將是更艱鉅的任務，卻也是無可迴避的課題。
或許我們必須明白分辨：縱使《雙瞳》如此的跨國合製，使大批台灣本地的電影從業人員有工作可做，但其工作性質卻絕大部份是支援性的（supporting），而非電影生產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
或許我們必須更進一步體認：一下子從上游到下游振興整個電影產業可能並非一蹴可幾，但現在不發展自己的產業環節，終將在尋求跨國合作的機會中位居劣勢，其結果是即使有本土的劇本、本土的導演、本土的演員，但影片整體的完成度，終究還是會在不純熟的跨國合作中打了折扣。製作層面必然影響影片成果乃至於美學層面，這肯定是電影評論者無法忽略的面向。
若說《雙瞳》故事本身是一個好萊塢投資台灣電影的寓言，「如何與國際接軌」的線索就在其中：當台灣的高階警官以濃重的台語腔拼出「R-i-c-h-e-r」時，我不禁暗忖：台灣電影工作者的英語程度又如何呢？外語能力誠然是國際化最基礎的起點。「好萊塢充沛資金的大量雨水過境，究竟能灌溉台灣電影產業什麼？」答案當然不在《過境》，而在我們能否趁此機會好好熟練跨國合製模式？我們能否趁此機會好好深思選擇產業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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