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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探析宋代文化與政治史的相互建構與影響:評余英時的

【學術論文】
探析宋代文化與政治史的相互建構與影響:評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上)

(本文刊於東吳大學中文學報第15期)

柯品文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摘 要
《朱熹的歷史世界》是作者余英時針對關於宋代文化史與其政治史的綜合研究,尤其注重「文化史」和「政治史」二者之間互動關係,深入研究朱熹時代的歷史世界與其時代背景,系統而全面地從直接史料中搜尋一切相關的論述證據,藉以重建十二世紀宋代最後二、三十年的文化史與政治史。
透過《朱熹的歷史世界》的〈上篇〉為朱熹所處的宋代歷史世界提供了一個較廣闊的思考背景,而〈下篇〉則進入朱熹所活躍的歷史世界的核心地區與時代,作者余英時無論在時間的歷史切面與空間的剖面皆並置呈現其政治與文化的交相思考,尤其,在書中研究的重心論及宋代儒學的復興及其演進過程,其表現在政治史上的層面則顯現在宋士階層改革活動當中的權力結構與運作方式的辯證,但若檢視其實際的歷史過程發展,這「權力結構」和「運作方式」的發展。

交織在統攝在士大夫的文化與政治兩者整體運作的歷史過程,將此一論斷建立在可以客觀檢證的歷史事實,這是宋代文化和政治在中國史上的一個非常顯著的特色,書中論述亦指出過去的史學界對此也已隱或顯地有了一定程度的共識。


關鍵字:朱熹、宋代文化、政治史

Searches analyzes the Song Dynasty culture and the political history mutually constructs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influence: Comments Ying-Shih Yu ”Zhu Xi’s Historical World”

KO PIN-WE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s teacher
Abstract
”Zhu Xi’s Historical World” is author Ying-Shih Yu in view of about
the Song Dynasty culture history if the political history synthetic study, especially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political history” between the two interacts the relations, thoroughly studies the Zhu Xi time the historical world if the time background, the system but comprehensively searches for all related elabo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direct historical data, so as to reconstructs 12 centuries Song Dynasty finally two, 30 years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political history.
Penetrates ”Zhu Xi’s Historical World” < previous > the Song Dynasty
history world which located for Zhu Xi has provided a broader ponder
background, but < under > entered the historical world core area and
the time which Zhu Xi enlivened, author Ying-Shih Yu the center of gravity which studied in the book concerns the Song Dynasty Confucianism the revival and its the evolution process, this in which displayed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the stratification plane appears middle the Song gentleman social stratum reform activity authority structure and the operation way dialectic, but if inspect its actual historical process development, this ”authority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way” development.
Interweaves absorbs in the series in literary intelligentsia’s culture and the political two wholes operation historical process, in may objectively examine this judgment establishment the card the historical fact, this is the Song Dynasty culture and politics extremely reveal in center national history the characteristic, in the book elaborates also pointed out the history also has hidden regarding this or reveals had the certain degree mutual recognition.

Key word: Zhu Xi, Song Dynasty culture, political history


壹、前言

《朱熹的歷史世界》是作者余英時針對關於宋代文化史與其政治史的綜合研究,尤其注重「文化史」和「政治史」二者之間互動關係,深入研究朱熹時代的歷史世界與其時代背景,系統而全面地從直接史料中搜尋一切相關的論述證據,藉以重建十二世紀宋代最後二、三十年的文化史與政治史。

作者余英時,一九三0年生,曾任教美國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名校,任史央研究院院士,榮獲中文大學、香港大學、美國明德學院等榮譽博士,學貫中西,著作等身,且以中國思想史、文化史馳名國際漢學界。

作者深入探討宋代士階層,指出宋代士大夫的思維結構與行動模式,不但是宋代政治的文化主體,也同時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體,宋代士階層在政治上所表現的主動性超過了以前的漢、唐和後面的元、明、清,且宋代士階層不但是文化主體,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體,並將此一論斷建立在可以客觀檢證的歷史事實,這是宋代文化和政治在中國史上的一個非常顯著的特色,書中論述亦指出過去的史學界對此也已隱或顯地有了一定程度的共識。

本書《朱熹的歷史世界》的〈上篇〉為朱熹所處的宋代歷史世界提供了一個較廣闊的思考背景,而〈下篇〉則進入朱熹所活躍的歷史世界的核心地區與時代,作者無論在時間的歷史切面與空間的剖面皆並置呈現其政治與文化的交相思考,尤其,書中研究的重心論及宋代儒學的復興及其演進過程,尤其道學在北宋儒學復興運動中,原本只是一個旁支,到了南宋卻逐漸發展成主流,「道學」一詞的內涵,在程朱學術被欽定為「正統」後,也成專指程朱學術的狹義用法,使得同時代其他道學人物的貢獻被後人所忽略。

本書不僅補強以往對南宋歷史的陌生,也延續其師錢賓四先生「朱熹集大成」說的見解,呈現宋代士大夫於政治與文化相互影響下的反省與思索,這當中表現在政治史上的層面,則在在顯現在宋士階層改革活動當中的權力結構與運作方式的辯證,但若檢視其實際的歷史過程發展,這「權力結構」和「運作方式」的發展交織在統攝在士大夫的文化與政治兩者整體運作的歷史過程。

貳、宋代政治文化的對應辯證

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中透過十二章節介紹有關政治文化的對應,並從中點出宋代士大夫的思維結構與行動模式,在這本書中佔據了軸心的位置,而且最大的關鍵便是出現於朱熹所處時代中政治史上最後結局著名的「慶元黨禁」,與其所反映在宋代「理學派、官僚集團和皇權」三者之間的互動。
以朱熹為中心,細辨「道統」、「道學」、「道體」等概念及其在理學史上的演變,只有通過時代文化思想概念的辨析和歷史追溯的交互運用與辨證思考,對於宋代「道學與理學」與「帝王和士大夫階層間關係」的內在聯繫才能獲得澄清。

在「第一章、回向「三代」──宋代政治文化的開端」中,余先生提出一個思考的面向:就宋代的歷史特性而言,「後三代」所代表的基本判斷究竟是什麼?

這其中重要的關鍵出在「三代」而非「漢或唐」之兩代意指,雖然就歷史的發展史前後而言,宋確實是漢、唐之後,但在其政治與文化卻非漢、唐之承續(意指「狗尾續貂」之含義),其所謂的「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才適足以解釋「後三代」這個概念的意義。

提及關於回向三代的問題,在安石的《言事書》云:「夫二帝三王,相去千有余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在此「法其意」三個字道破了回向「三代」運動的真精神所在,也就因此,為「三代之說」為其宋代政治文化中一種特有的論述。

在「第二章、宋代「士」的政治地位」中,余先生提出宋代立國之初的兩個起源造成宋代「偃武修文」的舉例,其一為宋太祖建隆二年(961)以「杯酒釋兵權」和「同時消減藩鎮的行政、財政和軍事各方面的權力」並進一步指出宋太祖公開理由雖是「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但宋太祖其真正的想法正是出於為了使宋王朝不致重蹈晚唐、五代的覆轍,而非真正出於宋太祖「一時之好尚」。

確實,宋太祖在立國之初為其政治權力之鞏固與長久之延續,藩鎮罷權恐怕易將宋國導入一個政治動蕩的情勢當中,這也就是余先生在本章開始之時為「宋代『士』的政治地位」的被看重與提昇點出其歷史背景。

從太祖以來相傳的「不殺大臣及言事官」之家法承傳於宋代,更為「士大夫」的政治地位提供如同賦予法源般鞏固的象徵意義,而且,窺其宋代以文為重的歷史背景來審視,宋代帝王重視士大夫正是因為他們需要士階層的支持與維護其權力中心,但同時宋代帝王卻也一方面保持一定的君權和相權間的權力抗衡關係。

所以,余英時認為士階層在政治地位上從受壓抑的五代時期,仍能綿延不絕的直到宋代成為宋帝國政治上重要角色,不只是宋王朝為順應民心與重建文治秩序中不得不乞援於當時士大夫的考量。

在「第三章、『同治天下』──政治主體意識的顯現」余先生提到朱熹在《跋范文正公家書》特別指出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為士大夫的座右銘。

其中「士以天下為己任」這一普遍知識的出現,確實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個新發展,其中若按先秦以來「士」的階段性發展亦可知先秦的「士」主要是以「仁」(亦即道)為己任,例如在《論語.泰伯》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以宋代士大夫為主軸,先釐清宋代「士」的政治地位。

余先生提出宋代立國之初的兩個起源造成宋代「偃武修文」的舉例(以宋太祖建隆二年「杯酒釋兵權」和「同時消減藩鎮的行政、財政和軍事各方面的權力」,並進一步指出宋太祖公開理由雖是「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為例)可知從太祖以來相傳的「不殺大臣及言事官」之家法承傳於宋代,更為「士大夫」的政治地位提供如同賦予法源般鞏固的象徵意義,而且,窺其宋代以文為重的歷史背景來審視,宋代帝王重視士大夫正是因為他們需要士階層的支持與維護其權力中心。

台長: 柯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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