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有文友持續質疑我的社會結構論述，針對該文友以下的一段質疑，我嘗試再做補充回應：
何以「結構」有這些限制，限制的力量有多大，限制的效應是正面還是負面等等。從我以上對於「結構」雙重功能的觀點來看，這些「結構」的「限制」，其實是人為的「限制」。在某些面向，它們相當於馬克思說的，國家(機器)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
對於上述質疑，我的回應如下。
基於社會結構的抽象性，它的經驗指涉是無限繁雜、難以窮盡的，它的作用也是多元、多面的。功能、賦能與限制都可以是結構的作用。而且，賦能與限制可能是同一回事的兩個觀察面。譬如我身在華人世界，所以我說華語，華語我可以講得很流利，別國的語言我就不行。就我擅說華語而言，這是結構對我的賦能，就我不擅說別國語來說，那是限制。我的思想型態是這樣，而非那樣，主要也是因為結構給我這樣的思想型態，而不是那樣的思想型態。
至於結構限制力量有多大，同樣是無法回答的。因為結構的多面性，也因為要看我們從什麼觀點出發、又以什麼方式進行測試。
我試舉一例來說明這一點。
如果我去中國大陸，大罵中國人，說他們沒教養、不文明…。即使我不鋃鐺入獄，大概也會被許多人痛恨，甚至有人會要找機會來修理我。
但是，我如果是在台灣綠營民眾裡大罵中國人，同樣是罵上面那些話，我很可能得到的是他們的好感。
這裡，在中國大陸人這個社群裡，有個結構傾向，偏向要嘉獎對此一結構給予肯定者，而懲罰否定者。我們如果順著這個結構傾向行事，就不太會覺得受到結構的限制，但是如果逆反這個傾向，就會感覺受到壓抑或懲罰，那就是一種限制力。所以，限制力的大小，要看我們從什麼觀點出發、以什麼方式測試，當然也與所涉及的結構層面為何有關。我們可以完全不感覺到有受結構的限制，但也可能感覺限制力撲天蓋地。
這也好比像早年一本書「天地一沙鷗」裡的描寫，當海鷗約娜珊要學俯衝的時候，發現如果把羽翼張開，在俯衝時非常困難，因為風的阻力成倍加大。如果不張開羽翼，就比較不覺得風阻的存在（不過到時候煞車很困難）。
面對這種情境，人們可能有多種不同的反應模式。有些人因為從未聽聞過、想像過還可以有其他的行動選擇，所以當然順從結構，而且覺得這是天經地義。也有人是理性地選擇順從結構的引導與宰制（如不再在中國人面前批評中國人），也就可免於被結構懲罰。也有些人就是學不會見風轉舵（而忍不住要批評），可能就得頻頻受罰（這裡的罰是廣義的），人生就容易有頓挫。也有人運用一些巧思，看情況決定順逆，這種人或許會有些突破。譬如有人懂得罵人的藝術，罵人罵得巧妙，也可能獲得獎賞。不過，類似的做法也可能是出於狡詐奸滑、表裡不一的作風，意義當然又有不同。
網友說：結構限制是人為的限制。這話須回到究竟什麼是「人為」。我說過，結構是由行動構成，所以結構限制當然也就是某種「人為」限制。但是，這裡的「人為」一詞恐怕容易被誤用。我的意思是，結構限制可能不是出於意向性行動的意向(intention)，特別不是對終極價值的理性選擇下的意向性行動。
簡單說，像最近龍應台在北大演講，提到她去美國讀書，才發現台灣人被老蔣騙了（不知道當年蔣殺共黨一事），從而她的態度也有了巨大的改變。
我們許多人都可能有類似的經歷，覺得被人誤導而做出其實不是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什麼事情不是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我認為那當然是指不符合自己終極價值的事。問題是，我們卻可能常不能清楚知道究竟什麼行動才符合終極價值。不管是不是出於被人誤導，總之，我們就是可能會在這裡犯錯：選擇某種行動，而背離終極價值。就這個意義而言，那個行動可能不是我們真正的意向（至少不是在理智清明時符合自己終極價值的行動）。
很多時候、很多人都在做這樣的事情。而因此被限制、被懲罰的一方其實可能很無辜。他也許是在做一件正義之舉，或他自己認為是正義的舉動，但是，卻被他人認為是不正義的，並予以懲罰。這時候，他受到了「結構限制」，但是，這卻未必是出於他人的終極意向。
我必須強調「終極」一詞。我們想想，當那群法利賽人呼喊要讓耶穌釘上十字架的時候，他們是決定要做一樁殘殺義人、甚至是殘殺救主的動作嗎？應該不是。他們可能認為他們是在去除一個會危害正義信仰的人。他們的決定是在維護正義、維護信仰。他們如果知道殺的是救主，他們就不會這麼做了。問題是，他們不知道。
這裡，一方面，「人為」形成的限制，可能非出於行動者直接的意向；再則，要免於犯錯，免於去懲罰正義，我們必須認識正義究竟何在。而且，正義何在，又與結構的不正義為何的認識有關。耶穌在矯正結構的不正義（猶太教的慣性、儀式主義、甚至腐化），但是一般法利賽人並沒有這樣的體認（法利賽人是一群自律較嚴謹的猶太教徒），所以不覺得耶穌的舉動是代表正義，反而認為耶穌的舉動是不正義的舉動，所以要予以嚴懲。
當然，我們或許退守絕對的價值相對論，因此再沒有什麼正義不正義的困擾。但是如果我們在乎正義，而且認識到正義須從總體結構來做判斷，我們就可能有不同的行動選擇。
一個終極的、永恆的大問題是：什麼是正義？
我知道這是個大問題，不過我還是避開這個問題，因為我不知道怎麼定義正義。讓我們暫時假定總有個終極的正義判斷標準吧。
我們來談談稍微具體些的問題。國家是不是階級剝削的工具？我的答案是：yes and no。國家極可能成為階級剝削的工具，但它不必然是，也通常不全是。重點當然回歸到它代表的利益的普遍性。但是，這仍然很難計算。以古代中國而言，王室的利益與小民的利益一致嗎？在很多時候，不是的。王室是剝削者，小民是被剝削者。怎麼會一致呢？但是，當異族入侵時，兩者間還是有某個程度的一致性。正所謂「覆巢之下無完卵」，王室遭殃，小民亦遭殃。我們甚至可以說，王室的形成，多少還是基於小民的最起碼的同意。如果連最起碼的同意都沒有，這個王朝就難長久。蒙古王朝在中國的統治時間較清朝要短，背後當有這一層因素。
現在的民主政府與人民的利益一致嗎？這也是易起爭端的話題。不過，我偏向認為一致性會比傳統時代高一些。換言之，民主時代的國家應該不是單純的剝削工具。（從而，正義未必永遠必須藉著批判政府、執政者一方而得。）
馬克思所談的階級結構，是不是我所說的社會結構呢？當然也是。只不過，這種階級結構只是總體社會結構的某一層面，而非全部。對我來說，馬克思太忽略其他深層結構的問題。（譬如我們不太注意檢討在我們自己身上的自我中心、我群中心、偏見、對異議者、他者是否尊重等的問題；以及我們是否帶有反智與傳統主義思想，我們的主體性是否需要憑藉客觀法治架構來維護與限制等。）
但是，我不認為階級剝削是在完全有意識下的行動。人的每個行動都可能是部分有意識的，但是很不可能對自己的當下行動的結構意義有透徹的領會。所以，耶穌會說：「父阿，寬恕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那些法利賽人大概完全不認為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可是在做一件正義的舉動。
我曾幾度提到我的父母親的家族被共黨鬥爭的經歷。從我父母家族的人來說，他們大概覺得很冤枉、很委屈，他們只是享受他們應得的，一旦改朝換代，卻被當成罪人（事實上，在改朝換代以後，早就談不上什麼享受，只是小貧相對於大貧之別）。他們是否應得那些「享受」？這就有觀察角度的問題，也涉及總體結構性的正義判斷。總之，主觀上來說，他們覺得是很委屈的，因為他們並無意去做不義之事。我相信，所謂「剝削」階級，他們一般的思考與感覺可能是類似的。所以，階級「剝削」本身是不是行動意向所在，是個問題。人們一般並不是存著剝削的意向，為剝削而剝削，而是在有意無意間，在享受自以為應得者之餘，從他人的角度看，卻構成了剝削。雖然是人為，卻非出於意向性行動。
改革行動易受到結構限制，那限制未必是有意識的、意向性的行動的結果，而更可能是半意識、半意向性的行動結果，甚至是更間接的、因為盤根錯節的因素使然的總體傾向的結果。而我的結構論述，則是要使這種半意識、甚至無意識的狀態被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