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的電影《英雄》先是以磅薄的氣勢與優美的鏡頭令人眼睛一亮，又因李安的《臥虎藏龍》在屬性上有所雷同，因此引發諸多比較觀點。在議題上，《英雄》一開始便有了許多面向的討論空間，然而自從政治觀點討論發酵之後，一種壓倒性的聲音出現，《英雄》宣傳統一思想，甚至為六四的屠殺合理化。
舉今日的民生報來說，分別在社論版面與影劇版面，都有人撰文討論這部電影。社論的高大鵬指稱「影片中刺客為了『天下』而不刺秦，寧遭萬箭穿心；後來秦始皇卻成為焚書坑儒，荼毒天下的暴君。張藝謀竟避言此一史實，似未免浪漫得過了度！」而資深記者陳念慈更預言「張藝謀砸下三千萬美金，昭告兩岸三地子民，中國，是得「天下」之真命天子，台灣之父，台灣之子，是無名、是殘劍，下場必是萬劍穿心，自我了斷。」而聯合報的黑白集，更以拍馬屁譏刺張藝謀，迎合中共當局的意識型態，並批駁導演剪接歷史，以「修築長城、護國護民」八字合理化始皇帝在位之後的暴政。
我們可以看出，最為人垢病之處，一在天下背後的大一統心態，二在始皇帝焚書坑儒的史實與電影中美化的始皇帝形象有所出入。前者與當前台灣的主流意識型態相悖，後者則讓人聯想美化中共政權，尤其是處理前些年的六四事件的手段。
從敘事的角度而言，一部電影從什麼時候開始說，說到何時結束，關乎的一個故事本體的有機完整，而非對應真實事件的段落。指出電影沒有拍出後續史實，是不敢面對焚書坑儒，那麼這部電影應該拍到何時結束呢？秦始皇統一中國？焚書坑書？暴斃於途？指鹿為馬？還是陳勝、吳廣起義？亦或楚漢相爭？導演從電影自身的敘事出發，完整地鋪敘作品意念，便可止所其當止。可以質疑的是敘事與意念是否能相稱，但如影射沒有處理後續史實，必是別有居心，這我難以苟同。
天下指涉的便是統一，這個解釋是最直覺而且有史實可參照。但是有沒有別的解釋可能呢？導演並未拍出統一天下，這個缺席的場景，為什麼我們不能解讀成一個有意義的訊息呢？我們如將「天下」讀解成「蒼生百姓」而非彊界版圖，一個在位者如果念茲在茲的是國民，是每一個百姓，而非權力慾望，這樣的角色又如何不是一個不世出的政治家呢？即使在台灣，恐怕也難找出幾個具有如此「政治性格」的為政者吧(不說沒有，不是因為見到，是因為要為未來留點希望)。
電影中秦始皇對於刺客雖有留情之意，但法律森嚴，令出必行，是一個超脫人治色彩的政治體制的必要支架，擊殺刺客，是為了維持法律的有效性，這對中國人治色彩濃厚，法令觀念淡薄又何嘗不是一個提醒呢？
中國文化中向來對刺客多有同情，從史記特別為刺客作傳以及其後影響之深，便得以窺知。但如果以現代的觀點來看，所謂的刺客，是暗殺，是恐佈主義的宣傳。60年代的美國是暗殺盛行的年代，甘乃迪總統、金恩博士、麥爾坎‧X都是死在暗殺之下，社會動盪不平，付出頗大代價。而如今美國卻又興盛起一股海外暗殺氛圍，海珊、賓拉登都是被討論的對象。面對這樣的的形勢，我們興起譴責、發起正義批判都很容易，但面對我們文化中的刺客情結時，卻往往難以疏離。
這些隨意性的解讀，旨在指出，詮釋《英雄》可以有更多的彈性和策略，而非得要與特定論述綁死。
《英雄》一片，商業性格濃厚，與以往他的作品頗有出入，是進步或退步，頗有討論空間。然而以粗暴的政治觀點來否定張藝謀在電影上的新嘗試，對於張藝謀是不夠公平的。饒了英雄吧，丟掉過度的政治敏感性，它才能是一部娛樂性還不錯的電影。
ps.至於我自己對《英雄》的看法如下：故事簡單而完整，與《臥虎藏龍》的旁枝冗繁相較，是比較容易說的好的故事。不過整部電影刻意求美，有些鏡頭為了美而顯得有點虛矯，甚至有些突梯滑稽，例如無名和飛雪於趙國擋完箭還擺出美美的架勢、還有這個箭陣的數量多到太誇張，但卻怎樣也射不到正襟危座的老師傅，而學生被射的東倒西歪，還有人頭上中箭。以致於原本守護趙國文字的那些人應該會顯示出悲壯感，但我卻一直忍不住想笑。秦始皇座前的殺氣感應蠟燭也太先進、精確、靈敏了，太過魔幻。還有不少場面都有相同邏輯的毛病。有人說打鬥時的怪叫很難聽，我倒覺得這種從京劇衍生出來的聲腔，應和著音樂，將打鬥嘶喊化作具音樂性的聲樂，頗有創思。我還欣賞的是張藝謀一貫的色彩美學，有人說顏色用的沒意義，我覺得，那是沒看出來才這麼說。而演員的表現真的很好，尤其張曼玉與梁朝偉在同一角色中卻要詮釋不同的人格，難度很高，結果也令人滿意，尤其是紅色殘劍，從沒看過那麼邪氣的梁朝偉，太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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