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兩部片，一部是《大獄言家》，一部是《告白》。兩部其實沒有什麼可比較的地方，前者有關政治，後者有關國中生。一個複雜到極點，一個簡單到爆炸，但是我還是覺得後者好的多。
不是說前者不好，在突破傳統政治片敘事觀點上，《大獄言家》頗有種荷索式的新意──意即它沒有線性的邏輯、道德的光輝，或是其他政治片該有的「大」東西。尤其跟《飢餓》比起來，《大》無疑是荷索到不行的貼近人性。﹝《飢餓》講的是神性，但是很鳥﹞但也正是因為看過荷索的片，不免覺得《大獄言家》有些枝蔓，也不夠自然。
《告白》當然是不折不扣的商業片，片中對於人性黑暗的刻劃都停留在很表層的地方。所有的罪惡都是由超乎常人的執著而非日常可見的人性所造成，在這個意義上，《告白》遠不能跟Michael Haneke的片相比﹝廢話﹞。每次想到《大快人心》裡面借蛋的場景，就覺得頭皮發麻。因為它透過平常不過的動作，把所有中產階級微小的善意與神經質的疆界感暴露出來，其中沒有任何日本式的執念，但是黑暗卻尤有過之。
不過對於當過老師的人，看了《告白》實在亂有感觸。它把國中生的盲動性表現的淋漓盡致。特別是那種不敢面對嚴肅課題所以只好假笑與耍溫馨的樣子，實在是太經典了。如果我還是老師，我ㄧ定會在開學的第一堂課放這部電影，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勵志。
但是話說回來，《告白》除了讓弱雞老師抒發教書的怨念，其實也沒有什麼可以深究的地方。我的意思是，對於那些看完《告白》就覺得人性很黑暗的人，其實大可不必這樣。無知的惡意由於沒有道德的偽裝與長時間的壓抑，所以永遠只能是惡意最初級的形式。刻意的把他當作人性的大敵，就跟教徒刻意把撒旦或是妄念說的無所不在一樣，都是沒有種的結果。張愛玲不會做這種事，我也不會。
如果人能夠那麼執著的為惡，那存在就不會是一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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