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和水會記得蓮的花香
關於《我要活著！》
看看．．．．．．．．
前高雄醫學大學外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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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醫師公會監事長
醫療糾紛委員會總召集人
怎麼說：
＊＊＊文章有點長，但很重要哦．．．仔細看看嘿．．
風和水會記得蓮的花香
不管病人聲音多微弱、甚至昏迷，有普世醫德者都知道，病人都在明確表達：「我要活下去！」
做高資敏的知己，己一個甲子，六十個年，二萬一千個日子。歲月能為我們做一件事，考驗友誼的誠摯。
我看了高資敏這本新書，我立即響起的心聲是，哦，「依然是那個青年高資敏！」。
我們二人自年輕就勇於雙互評判。我特別喜歡批評糾正他，是認為他是聰明人不應盡做些笨事。當然他不一定會聽我的。對他的新書書名《我要活著！（醫生，我還活著，別摘取我的器官！）》，我的第一個評議是，天呀，啥麼冗長的書名？其實，二字就夠了，「活著！」。活著的人，誰都不能要他死。他病著，醫生要治好他的病。他昏迷垂危，醫生必須全心救活他。其他自認高明的「醫生」所說一些病人「己不值得活」、「不適宜生存」等，往往暗藏其他動機，一概都是「非誠勿擾」。
資敏的內在頭腦，和外表的頭殼一樣，有些特異。他的頭殼前凸又後凸。他笑說頭前額突出者是thinker思想家；後額突出者是lover情聖。二者都凸的則是He thinks he is a lover. 同窗學習，學中悟道，緣來是有他！
有件我一生難忘的事。當我們初入高雄醫學院就讀時，我們的院長是大大有名的杜聰明博士。有一本書書名「南天十字星」是他的傳記。幾乎讀完這本書，大家對杜博士都是五體投地崇拜，無以復加。偏偏就是高資敏「雞蛋裡挑骨頭」。他說書中提到杜博士愛國心切，由於痛恨袁世凱誤國，他和一位朋友決定暗殺袁世凱。二人曾帶裝霍亂菌的保溫瓶，輾轉抵達北京自來水廠計劃投入供水池，但因戒備森嚴未成。
對此「愛國故事」，資敏認為醫者絕不應以所學，用以殺人，不論動機是多偉大。他這平常、平凡的見解，在昔日杜博士已被神化的年代，卻是大逆不道，冒犯了神，注定了他的大學時代，要過著「避難逃生」的日子。
資敏倡導由我們一群朋友要辦學生雜誌就叫「南杏」。為此，杜院長召見資敏。要他出任校刊的總編輯，發行人則仍是院長。勸資敏就不必另辦學生雜誌了。資敏說明刊物性質不同，應該容許學生辦雜誌。他答應絕不會提「霍亂菌投水廠」的故事。院長說那就這麼辦啦。
那不是一切都相談甚歡？ 他說，「不，我這大嘴巴最後冒犯了院長」。在結來前，院長最後說：文稿要由訓導處先審一下。我說溜嘴：「那是杜塞聰明呀！」。「杜塞聰明」四字，杜院長聰明就突咬牙切齒，假牙掉落了。我趕忙改說，「我的意思是，那樣審稿，同學的聰明才智，就難發揮啦！」
「南杏」如期發行，杜院長也很有風度寫了一首詩祝賀。我們也約到那時剛獲諾貝爾獎得主Dr. Wilson的投稿。「南杏」內容不遜於台大醫學院的「青杏」雜誌。但第二期「南杏」出事了。班上有位同學以筆名寫了幾句，大致是「校園的楓樹紛紛枯萎了，不是阿爾巴尼亞人來亂灌霍亂菌，是水土不服也。」「南杏」立即被停刊，主辦同學被記了二大過二小過。資敏也開始過著慘淡淒涼歲月。
有一次情治當局通知校方將以「思想犯」查辦高資敏。資敏很痛心，擔憂恐不能完成母親要他當醫生的宿願。他的貴人謝獻臣教授出面為他力爭，指出任何人都不應藉端構陷善良。謝教授是WHO的高級顧問，為非洲眾多國家解決寄生蟲的大災難，為台灣建立了深厚的國民外交，因而深受政府器重。但情治當局仍不便同意謝教授陪同受審，只同意由謝教授駕車送資敏，到鳳山道路的一棵大樹下，然後由他們接走。謝教授臨別交給資敏日文的舊報。受審的罪名是「詆譭愛國學者，思想偏差」。資敏答辯很簡要。計劃暗殺袁世凱是愛國，是愛中華民國：杜博士又參與簽名慶祝敵都南京攻陷（出示日文舊報），也是愛國，但此次愛的是大日本帝國。況且，資敏所質疑的與「是否愛國」完全無關。所爭論的是「將霍亂菌投入供飲水的蓄水池」是否違犯醫學倫理？ 若投入成功，袁世凱也準死不了，無辜的數十萬老百姓死的死，沒死的則哀泣遍地。這種事為什麼不能討論是否有符醫德？
我愛我師，更愛真理！此事的是非論斷，應由教育我的我師，不應是情治特務。
資敏當天黃昏就回來。他說無需壓驚，但很想吃豬腳麵線，麻油要故鄉雲林的土產。還有要叩謝恩師謝獻臣教授。
2014年冬天，資敏到哈爾濱深入觀察日軍731部隊的地窖。資敏深深感嘆醫師竟能做出那麼殘酷殺人，殘殺數十萬人的事！展示圖亮出，731部隊細菌基地也包括了台灣。主要細菌包括霍亂菌。
建造731部隊的石井四郎中將和杜聰明博士都是日本京都大學的高材生。石井是京大醫學部首名畢業；杜聰明是京大的醫學博士。他們在1920年代曾同校過。他們最優秀的頭腦為什麼都釀造出利用「霍亂菌殺人」？ 杜博士比石井還早。顯然最優秀的頭腦，想出來並非都能放諸四海皆準，也並非不得評論。有時優越的腦比平凡的腦想出的會更罪惡更恐怖。且會禍殃眾生，更廣更大！ 因此萬勿對權威智者太膜拜太盲從，務必細察明辨。
高資敏的新書中所述有憑有據。柯文哲教授摘取病患器官是以「incompatible with life, but not brain dead」為準。確定違背了「腦死」才能摘取器官的法律明文；當然對柯教授個人自是海闊天寬器官任我取。但被摘取器官病患，就此喪失了生命。資敏秉持尊重生命，為病患所做的思慮，醫界宜認真思考明鏡是非。
由於資敏在校竄出了禍。他出國後，我一直旁觀杜聰明博士所為。他在生前紛爭不己。身後則留下數十億元財產，兒女續爭產了三十年。
針對涉嫌不法摘取器官事，柯文哲教授可以很簡單說明：他自家認定的「不適宜生存」，是否可取代法律的「腦死」判定？柯教授至今尚未明答，似乎仍在運用權大勢眾，粉飾真相。其實，對柯教授而言，此種每位醫師都可明察的事，還是諴實為上策，後半生才能真正光風霽月。
做為醫師，我明白維護醫德是很辛苦，有時更是吃力不討好；而敗壞醫德，從中牟取巨利，常是易如反掌。我友為病患著想，為眾生祈福，年輕時不惜冒犯名師；過了不惑之年，仍不虞得罪巨室，又皓首窮經著書揭發真相。原書名過份冗長，經我認真建議。他從善如流，書名改為《我要活著》。不管病人的聲音多微弱，或病人已陷入昏迷而無法言語，做為醫者必須清楚知道，每一位病人都在明確表述「我要活著！」。縱使病人久病或其他因素，而對生命呈現消極，更應激勵病人勇敢積極展現「我要活著！」。
這本書資敏由嚴謹檢討此一驚世的世紀醫療慘劇，進而推論，並綜述了現代醫者應恪遵的普世醫德。我認為這本書由實例詮釋醫學倫理是醫學生最佳的醫德教科書，也是執業醫師值得一讀的醫德參考書籍。
最後，我仍然再度以我友高資敏醫師為榮，他的路走得辛苦又孤獨，容我贈送他一句：風和水會記得蓮的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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