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是從兩本「故事」書談起，Spencer(史景遷)的《婦人王氏之死》，與Hobsbawn(霍布斯邦)《革命的年代》，兩本書內容一中一西，但同樣耐人尋味。
《婦人王氏之死》將一個清初的殺人案件，用快速而細膩的運鏡呈現在讀者面前。畫面從山東小鎮的大地震開始，有步驟地介紹地理形勢、物質環境、人心想望，焦點不時由小鎮拉遠至全國，藉由百年前朝乏變遷與全國的制度概況，讓人迅速了解郯城(小鎮所在)的地位。走筆至此，才切入王氏的案件，用彷彿警察筆錄的方式，詳細地交待這位婦人的死因與死亡過程，全書至此嘎然而止。
《革命的年代》為霍氏十九世紀三部曲的第一本著作，時間點為1789-1848年。而雙元革命(法國大革命與工業革命)的形成與影響，是本時期的重心所在，也是書名冠以革命的理由。全書分為發展與結果兩部分，前者包括雙元革命、戰爭、和平、革命與民族主義等主題，後者則涵蓋雙元革命對土地、工業、勞動貧民、宗教與世俗的意識型態、
藝術與科學等範疇的改變。易言之，作者認為十九世紀之後的世界，分別由歐洲政治與經濟上的兩大革命所啟動與主導，法國大革命提供了美好的理想、行動四方式，以及最重要的––革命的概念與可能性，工業革命則證明新的累積、擴張財富的方式已然成功，機器的出現大幅壓縮手工業者的生存空間，大量廉價的雇工則由工廠制度來管理，
在追求最大利潤的前提下，資本主義成為支配人類作息與改變世界風貌的原動力。
英國也在此過程中逐漸成為唯一的世界霸主。
由於兩位作者的風格不同，在閱讀感受上的差異也甚大。Spencer長於將史事以文學手法表達，在本書中更以文學作品(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建構當時的情慾心境，這種游走與融合文、史的筆調，讓死板的制度史(民防組織、官場箴規、科舉取仕)成為有趣的知識東聞，在史料的骨架上賦予充滿活力的血肉。王氏之死不過是個引子，就像收看Discovery頻道一樣，用流暢的文字與方法推敲出一個富想像空間的場景，才是作者的主要目的。
Hobsbawn則章法分明，各主題依次舖陳，卻都緊古雙元革命的成形與影響。雖然筆調走的是學院派的嚴肅筆調，卻不會有數據堆砌的枯燥感覺。尤其，以霍氏的左派立場，在分析「工業革命」這一個複雜而難捉摸的歷程，更顯得層次分明，化繁為簡。同時，也因為左派的視野，對於富足繁榮之外的貧苦黑暗面，也給予深刻的觀照。當然，這不代表作者只擅於經濟史的題材，十二章〈意識型態：宗教〉與十三章〈意識型態：世俗界〉，十四章〈藝術〉、十五章〈科學〉，皆可視為獨立而精采的思想史與文化史講義。例如，在論及科學與會背景的關係時，他說：
我並不想說，1789-1848年間的科學發展，能純粹從其周圍的社會運動角度來分析
。大多數的人類活動都有其內在邏輯……
然而，甚至最狂熱信奉純科學之純潔性的人也體認到，只要科學家、甚至最遠離
塵世的數學家，生活在一個比其專業更為廣闊的世界的話，那麼，科學思想至少
會受到學科專門領域之外的事物所影響。……
科學的進步也得益於新問題的提出……外在因性便有著廣大的空刪可對科學思想
發揮激勵或型塑作用。(霍布斯邦，《革命的年代》，臺北：麥田，1997，頁404)
這種先說A，再說反面B，最後以一種新型態的C的論說方法，是霍氏極富魅力的書寫風格，有時，甚至帶有哲學思辯的味道在內。這顯示其不論在經濟、政治、社會或思想文化上，均能勝任愉快，帶領讀者一窺堂奧。整體而言，本書像是英國BBC廣播電臺的學術講座一樣，目的雖在通俗，但內容次序井然，又具有厚重的學術深度，可一親大師風采。
在歷史的領域裡，龐雜的資料與捉摸不定的心境，往往是最難以駕馭和推敲的，兩位作者娓娓道來，在不知不覺中帶領讀者進入時代與感受時代，這種成就，來自於優美的敘事。
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n)，《革命的年代》，臺北：麥田，1997。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婦人王氏之死》，臺北：麥田，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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