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這個離現在還太近，有很多事情還不清楚，能作到這樣已經不錯了……」在一個接近盛夏的早晨，於我學徒生涯暫告一段落的時刻，一位口試委員如此評價我的論文。當時我除了略作答辯，大部份是點頭受教。但是，「歷史研究不能離現在太近」的問題，卻一直梗在心頭，直到最近，一本舊書重新提醒我該有的堅持，這得從剛當學徒的時候說起。
在我初踏入自己喜愛的學門時，許多經典的導論性著作，一股腦地呈現在眼前。在缺乏實作經驗與人生歷練的當時，老實說，有許多段落是有看沒有懂。即使考試時能寫出幾句像「歷史是研究在時間之流裡的人」、「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止盡的對話」、「一切歷史皆是現代史」、「一切歷史皆是思想史」的話，實際上我並不了解這些字句背後的力量，只是震懾於這些精鍊語句的美感。
上述的第一句名言是Bloch在《史家的技藝》中所寫下。這本簡阨探討歷史(學)的定義、作用與方法的小書，在事隔多年後重新閱讀，反而更覺新鮮與澎湃的熱情。
其中最令我動容的，莫過於Bloch對「過去」與「現在」的討論。他指出，歷史咸認為是一門研究過去的學門，然而可以因此劃地自限，對「現在」的社會不發一語，作個冷漠的旁觀者嗎？Bloch堅持，如果史家關懷的是人群，就不應該對自己週遭活生生的人如此忽視，也不該過於謹慎地退出「現在」的討論範疇，自願且理直氣讓給其他學科。而且就學科的本質而言，如果不是從「現在」汲取實際經驗，又如何能想像與重建遙遠的歷史世界呢？
這樣語氣激烈的論辯，源自於Bloch不滿寫作當時僵化的史學界氣氛，然而時隔半世紀，臺灣歷史學門對「現在」的隔閡與不信任感，卻是無甚改變。當學生們在尋找論文或報告的題目時，老師們最常告誡學生時問不要選擇太近，最充分的理由是「許多資料還沒開放」，這尤其在臺灣史的領域特別容易遇到。
由於戰後臺灣長期高壓的政治氣氛，使得黨政軍等諸多檔案至今仍無法見聞，在視資料文獻為第一條件的歷史研究，自然倍感艱辛。然而弔詭的是，只要稍微碰觸三十年以上的歷史，當年活躍的參與者卻多已近凋零，蒐集當事者的口述資料幾乎要用「搶救」來形容。回憶起蒐集資料之初，我從某一機構的地下室挖出堆滿灰塵的委員名冊時，一位早已花白的老工友在旁用手指一個個比著名字，「這個死了，那個早走了，這兒大半的人都不在了」，這樣的研究題材難道還算時間「太近了」嗎？
事實上，「太近了」的警告隱含著一種對時間魔力的崇拜與敬畏。
這意味著所有的議題只要未經時間的孵化，都是「未成熟」、未具資格的。不可否認的，隨著時間的流轉，許多原有意隱藏或無意失落的資料可能會一一浮現，但絕不可忘記的是，在時間的沖蝕下，許多資料與人物也因而流逝。被動地等待史料的浮現，只會憑添更多的扼腕。換言之，史學工作者應當是更主動地去爭取資料的開放、保護資料的散失。事實上，這年來諸多檔案的解禁，也是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所使然。對過往痕跡的積極求知，難道不是一個社會成熟面對歷史的表現？難道不是史學界所應擔起的責任？
事情還可更進一步來講。被動等待史料的態度，不僅在技術層面上可能流失寶貴的資料，本質上是對現今社會發言的怯懼。研究議題「太近了」，更意味著「事情還在發展」、「當事人還活著」、「容易涉入個人感情」等麻煩的問題。或許，在時間縱深不夠的前提下，我不易尋找某事件、某世代或某人的定位，辛苟研究的結果，容易被事件往後的發展所擊潰。實際上，這種背後隱含著對由歷史學者蓋棺論定的神往，以及對表白立場的忌誨，最後歸結為一句簡單的話：太近了，這不算歷史(學)。
再重覆一次，當眷村已成為被保護的文物，當美麗島世代已有人老死，當學運份子如今已佔據主流位置，環境彷彿判若兩世時，這些影響臺灣深遠的歷史，難道不需要追尋、記述、考證、比較、分析嗎？在諸多學科早已嚐試討論與建構此段過往的理解時，歷史學門可以心安理得的假裝沒看見嗎？
「如果不了解活著的人，那麼我們用來描述古代的觀念或已消失的社會組織形式的那些名詞，將無太多意義可言。」懷抱著對「人」的研究熱忱，Bloch無法對其身處的社會視若無睹，也因此兩次投入大戰的沙場，喪命於德軍手中。這，是一種學術志業的遂行。對我們來說，嚴謹並充滿生氣的歷史研究，必然是由現實關懷所出發，歷史研究不會太「太近了」，而應該是「再近一點」。
Bloch, Marc(布洛克)，《史家的技藝》，臺北：遠流，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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