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遠哲先生有沒有被國民黨利用過，應不應該為教改的失敗道歉？從他對聯合報社論的回應看來，他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國民黨已經下台，教改也已經失敗，這兩個問題的答案為何，其實已無關緊要。只是如李院長所述，中央研究院院長在實質意義上是知識份子群體代表。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對聲稱是代表我們的人，自然要特別挑剔。
上次總統大選，李院長為挺扁而發表辭職聲明，其中提到：「我要特別感謝李登輝總統曾經給我珍貴和難得的機會，讓我為提昇台灣學術做出毫不保留的貢獻和服務。」如果中研院院長的人選主要憑藉的是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推舉，那麼感謝的對象為什麼是李登輝呢？明眼人當然也可以理解，這是要和「形式上」任命你的人打對台前的客套話。但是對照李院長今昔之發言，知識份子在政治場域中全身進退的難度不言可喻：分享了體制內的權力後再要和當權者劃清界限是很困難的。李院長自認沒有受國民黨或民進黨利用，可是只要能讓他在政府單位中任職，能讓他領導官方或半官方組織，執政者利用李院長形象為政府化妝的目的就達到了。在體制外才有所謂的社會良心，在體制內還要自詡是社會良心，而不以體制成員自居，這不是得了便宜還賣乖，就是缺乏現實感。教改失敗的責任歸屬就是個鮮明的例子。
李院長要不要為教改負責？誠如他所言：「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是無數次與家長、教師和各界座談的結果，並非教改推動者們的「一言堂」產物；而建構式數學則是在他回國之前就已經引入，教改報告書「從無一語提及是否應實施建構式數學教學法」。言下之意，建構式數學甚至是教改的失敗，和最初的教改委員們無關。不過，趙少康先生曾評論道：「今天教改如果成功，誰有最大功勞？當然是李遠哲！」我們相信如果教改成功，李院長自己應當不會居功。但是在社會大眾的心目中，教改大纛是由李院長為首的知識份子菁英所舉起，功過豈能和他們渺不相涉？
當教改措施開始脫離總諮議報告書時，教改委員們就應該要站出來批評和提供修正建議，豈能因為教改會結束階段任務，就把責任推給吳京以降的各個教育部長？更何況扁政權上台的當口，李院長還是國政顧問團的首席顧問，難道對教育政策毫無置喙餘地？如果李院長認為自己的責任僅在提供政府參考意見，那麼當初就不應該在李登輝的邀請下出面召集教改會，而應該以民間學者身份，自發性地寫書、搞運動，持續地關心教改發展，不斷提出批評和建議。這樣一來，教改實際上是不是符合李院長的理想，就真的不關他的事。馬克斯奠定共產主義的基礎，沒有人怪他中國共產黨搞文化大革命；愛因斯坦建議羅斯福造原子彈，也沒有人責怪他把人類文明推向毀滅邊緣。他們都只是理念的提出者，並未與政府合作，也都和理念如何被執行完全無關。
如今李院長用教改會階段任務完成來解釋自己的沒有責任，只有落實了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中所述，他「一方面想當政治的不沾鍋，一方面又要在場外關心指導」。最近李院長還要接下「高等教育審議委員會」召集人的位子，我們不禁要擔心這個委員會是個只管初期建議而不管後續問題的體制外、半官方組織。台灣的教育改革，如果永遠是腰斬兩半，管理念的不管執行，搞執行的參與不了理念的決定，那只有註定繼續失敗下去！
在台灣目前的環境下，知識份子不和政治人物打交道、不進入體制，而想要在短短幾年內改變環境，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不獨是台灣知識份子的難題；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早在一九四四年就寫道：「獨立的知識份子不是面對處於邊緣地位沮喪的無力感，就是選擇加入體制、集團或政府的行列，成為相當少數的圈內人。這些圈內人不負責任，自行其是地作重要的決定。」李院長選擇與政府合作，那麼我們也只得用要求政府成員的標準來要求他，因為他的言論不再只是一個知識份子的言論，而是能夠左右政策和政府人事的建言。我們需要一個肯負道義責任的「國師」，而不需要一個只管把政府和政策扛上檯面的「轎夫」！
敬答國師變轎夫 參與社會本於知識份子之責
http://udn.com/NEWS/OPINION/X1/1481864.shtml
國師變轎夫：政改失敗，所以教改失敗
http://archive.udn.com/2003/7/25/NEWS/OPINION/OPI1/1466858.shtml
李遠哲辭職聲明全文
http://ortho.clmed.ncku.edu.tw/~cjlin/DeanLee89031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