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慌馬亂的年代
作者：姜思章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麈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欄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
—— 杜甫：《兵車行》
◆ 前言
幼年時候，曾在家鄉的私塾讀過杜工部這首描寫戰爭、強征徭役、民不聊生的古詞。當時年幼懵憧不能領會全意，教書先生也不作興逐示解說。但句中行間那生離死別、哀哀無告的情節、氣氛，在我稚嫩單純的腦海中，留下強烈的、深刻的印象！
一九五 0 年五月，我；浙江省舟山群島岱山島的一個十四歲的少年，正是 “ 不識愁滋味 ” 的黃金年紀，卻親身經歷那驚天動地、國破家碎、骨肉分散、巔沛流離的巨變，深刻體驗了杜少陵詞中所描述的民伕戍卒他們胸中刻骨銘心的淒愴與悲忿。
◆ 兵慌馬亂的年代
國共內戰到 1949 年末大勢底定，除沿海一些島嶼，整個大陸全都 “ 解放 ” ，從上海退到舟山群島的湯恩伯殘部及一些地方雜牌軍，共有十幾萬人塞滿了每一小島，初到時因無法從台灣獲得充份補給，還向當地百姓強行分攤柴、米，並要百姓為修碉堡、開戰車路、築機場等軍事工程，提供勞力。
1950 （民國 39 ）年 5 月中旬，前一週還召開官兵代表大會，誓言 “ 國軍與舟山民眾共存亡 ” ，卻在一週後全數秘密撤退，還抓了上萬青年壯丁，名為 “ 搶救舟山青年 ” ，實為強迫當兵，我就是其中之一。那年我正在縣城讀初一，住在學校宿舍。當軍隊撤走開始抓兵時，荒亂中，學校老師及高年級男同學四處逃竄、藏匿，我們初一男生以為自己只是一個小蘿蔔頭，無論年齡與身高都還不夠當兵的條件，所以並未在意，揹起行李，沿著新建的軍用馬路，三三兩兩的步行回家，不料在離家僅一華里的途中，同學一行三人仍舊被抓。
第一次抓我們的部隊軍服上符號為 “ 貴州部隊 ” ，經我們苦苦哀求，一位年青的軍官下令將我們釋放，臨行知我們走了半天路還未進食，面露飢色，還贈送些烙餅，讓我們充飢。第二次抓住我們的是符號 “1918” （後來知是十九軍之十八師）某連，對我們的哀求無動於衷，對我們的號淘大哭，則享以重重的兩記槍托，打在腰部痛得直不起腰來。同時被抓的幾個壯丁中，一個患有疝氣的，訴說患此病者可以不必當兵，在押解的兵士不予理會時，欲快步離去時，未出 10 步，被兵士舉槍射中，倒斃路旁。目睹此景，驚恐中我們一路抖嗦著，乖乖的跟著他們，連夜行軍，走到碼頭，第二天清晨押上駁船，爬上巨輪，當極度超載的輪船，緩緩啟動航向台灣時，撤除封鎖的碼頭上，出現大批前來尋找父兄、丈夫、兒子的婦女，哭喊、哀求、咀咒之聲，聲聲可聞，人群中有我已懷身孕的母親。
◆ 一則尋人啟事
來台之後，一直在軍隊裡當兵，在訓練、出操、做工之餘，同學三人常聚在營房一角，想到家中父母，常抱在一起痛哭一番，繼而相互安慰 : “ 別怕，最多三五年，就可以回家的 ” ， “ 抗戰也不過八年呀！蔣總統不是說嗎；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呀！ ”
約在半年後，部隊駐紮在南部岡山機場，有一天，操練之餘，偶然看看 < 中央日報 > 的廣告欄，看到一則尋人啟事，短短數行； “ 尋人！ X X X 浙江岱山人、父找，速與台北市延平南路二段 X 號王文斌聯絡 ” 。驚喜之下，趕忙寫信到台北，不久就收到回信，原來是父親託上海的親戚，上海親戚託香港的親戚，香港的親戚託台北的親戚登報找我。我立即寫了第一封家書，請王先生轉寄，也按照他的叮嚀，小心謹慎，不敢寫在軍隊當兵，謊稱仍在讀書，一切平安。不久王先生就轉來了父親的信，信中告訴我，祖母因我突然被抓，中風倒地，懷有身孕的母親曾長途拔涉，連夜趕去碼頭尋找，但被擋在封鎖線外，眼看一艘艘裝滿軍人及抓來的老百姓的輪船、登陸艇，在漲潮後倉慌駛離。她只能與眾多母親一齊，在碼頭上或號淘大哭！登足呼喊！或雙手合十喃喃祈禱： “ 救苦救難觀音菩薩，保佑我兒子平安回來！ ” 那是舟山百姓在家中遭受重大災難時常用的禱詞。
數月後，又收到父親的第二封信，信中告訴我；祖母臥床數月後去世，臨終還喚著她最寵愛的長孫的名字。母親則平安生下小妹。父親信中還告知其他家人的狀況及家中漁船豐收的情形。而我回信的內容，則總是；我很好，仍在讀書。
之後，兩岸情勢的發展越發嚴峻，白色恐怖的氣氛籠罩台灣，與大陸通信有很大的危險性，台北的王先生有為難的表示，我自動的停止家書往返。
◆ 荒唐的刑罰
即使如此小心謹慎，我仍逃不出噩運的擺佈 ……
由於在部隊裡我經常提到我被抓兵來台的經過，也因為我有與父親通信，所以我是部隊裡的 “ 不穩份子 ” ，列為長期監視對象。更由於我拒絕在 “ 以軍作家 ” 、 “ 志願留營 ” 等運動中簽名，單位裡的安全主管逐漸蒐集我的 “ 劣行 ” ，開始整我。那時我已學會駕駛軍車，是當時最吃香的士兵，也因此凡駕駛兵特有的吊兒瑯璫的不良習慣，雖然只是一些點名遲到、飯廳喧嘩等違背營規小錯，卻被有心擴大而動輒籍故當眾羞辱、禁閉、調職。最後，我因無法忍受這樣折磨而開小差（逃亡） , 被抓到後送軍法審判，而受三年牢獄之災，而我的罪名卻不是逃亡（因為部隊中有士兵逃亡其主官（管）受連帶處分），而是以在我身上搜到火星塞、輪胎氣門芯子、馬達開關 等汽車零件（駕駛兵身上必備的配件）為由，以 “ 盜賣械彈以外軍用品 ” 起訴、定罪。
父親寄來的兩封家書，裝在一隻小皮箱中，放在原單位，因為我已入獄無人理睬，連箱帶信，不知去向。
海峽那邊家人所受到的迫害，更甚於我 ………
當年凡有親人在台灣的家庭，都被列為 “ 黑五類 ” 。父親被人檢舉與在台灣的兒子有聯絡，更受到嚴厲的拷問，父親說：我兒子是被抓去的呀！拷問者說：他總是在台灣吧。父親說：信是經郵局寄去的呀！拷問者說：你總是寄了吧。結果父親被戴上 “ 五常帽 ” 遊街示眾，小妹被發配北大荒 “ 支邊 ” ，十年後釋回，已凍得失去生育的機能。
我寫給父親的信被查扣後未發還，不知所終。
◆ 時局轉變
海峽兩岸互相禁絕往來，音訊全無長達 30 餘年，成千上萬的大陸來台者，經歷了太長的煎熬後，大部份人放棄了回家的希望，許多在大陸家鄉已有配偶的人，不得已，在台灣另組家庭，許許多多人把對家鄉親人的思念壓抑在內心深處，只有午夜夢迴後的啜泣與長嘆。
然而， “ 天道寧論 ” ？！ 中國大陸在毛澤東死後，四人幫垮台，逐漸開放鎖緊的門戶。尤其在 1973 年 2 月季辛吉第三度訪問北京後，宣佈北京、華盛頓互設 “ 聯絡辦事處 ” ， 日本更搶先在 1972 年 9 月與大陸建立正或外交關係，海外的中國人進入大陸人數快速增加。在台灣也有人透過海外管道與大陸的親人取得聯繫或進入探訪，新聞媒體上經常可以看到這類報導，甚至親撰探親或旅遊的經歷及心得，這使得數以百萬計大陸來台的外省人，對返回故鄉，重新激發出希望的火花。
一向堅持 “ 定可回家 ” 信念的我，經過刻苦自修，以同高中學歷考入某校音樂系，畢業後再服役十年從軍隊退伍，在中學教書。擺脫了 “ 軍法待候 ” 的恐懼，乘著時局改變的風潮，更加積極的尋找各種奧援、管道，試圖突破這不人道的枷鎖。
早在還沒有 “ 黨外 ” 名詞的七 0 年代，我就暗中就與 “ 分岐份子 ” 、 “ 異議份子 ” 交往、助選，為了民主政治理念，為了反對專制獨裁，更為了借他們的反對角色與聲望，能為我說出 “ 返鄉探親 ” 的願望與要求，幫助我尋找可能的管道，與大陸家人取得聯絡。但是，在那個時節，有誰甘冒 “ 通匪 ” 罪名而能仗義相助呢？只有頗具江湖氣慨的康水木，某次在競選台北市議員政見會上，略為提到，其他更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不是三緘其口，就是唐塞敷衍，甚且說我是來臥底的情治人員。
即使經常遭受類似挫折，我仍不氣餒，經常在夜晚輾轉失眠，苦思良策。
幾經探听，獲悉中國國民黨設有「唐光華信箱」專門為黨員轉寄往大陸的信件，不過有熟悉行情的人說，那是專門為中央民意代表而設的，對一般基層黨員，只是 “ 畫餅 ” 而已。果然，在我好不容易找一到松山區民眾服務社（國民黨區黨部），辦妥登記申請手續，等了一段時間也收到核准通知並附香港轉信的地址及注意事項，但寫了好幾封家書請他們轉寄，都石沉大海，毫無回應。 “ 合法 ” 的管道行不通，只有 “ 私通 ” 一途了。為此，我曾參加一個經常有年青傳教士來台灣的摩門教會，企圖請他們離開台灣時，為我帶信。為此，常邀一些 “ 長老 ” 來家吃飯，全家還到金華街總會受洗，每人浸入小池水中數秒鐘，女兒那時還未學會在水中閉氣，鼻孔嗆水，起來時咳嗽連連，但這個企圖最後也落空了。
“ 皇天不負苦心人 ” ， 1978 （民國 67 ）年，找到一位同班同學的香港親戚，答允幫忙，某次在他來台時，將寫好的家書請他帶出台灣，在香港投郵，信中仍舊極為小心，除了訴說思鄉之情外只探問家人狀況。信封上寫的是三十多年前的老地址 “ 東沙鎮二保二甲 ” 收信人則是我的大弟，以防父親有所不測。
◆ 春雷驚蟄
大約一個月左右，在馬路上碰到那同學，他把我拉到路邊，壓低了聲音告訴我，剛才接到香港親戚電話，說收到你家人的回信了，已郵寄台北你家。乍聞之下，楚天震動，強忍突眶而出的眼淚、那管劇烈震動的心臟，我快步跑回家裡，未進家門就大聲喊叫；家裡有信來了！家裡有信來了！老妻把我拉進去，關上門，連聲叫我不要激動，別大聲嚷嚷！並連聲安慰；好了！總算聯絡上了，三十餘年啦！真不容易啊！為此夫妻倆連續幾天猜想家裡來信的內容、家人是否都平安？家中可能發生的變化？反復談論，深夜不止。
可是等了一個多月，一直沒收到這封信，知道一定被查扣了，心急如焚，到處打聽。由於服役時曾在團管區任職（隸屬軍管區 —- 即警總），終於透過一位在情治單位工作的朋友說項，幾經疏通，最終是 “ 家書沒收，但准許影印 ” ，這樣結果已讓我感激涕零了，那裡還會想到憲法中 “ 人民有通訊的自由 ” 而表示些許不滿。
所以我在 32 年後再度收到的家書是一件影本。
那封特別寫著詳細日期（ 1978 年 11 月 24 日）的信，是我大弟寫的 ，還是 32 年前一樣，小心謹慎，除了表示高興、父母健在及家人情況、老家新的門牌號碼外，特別叮囑要 “ 經常通信，不使之中斷 ” 。內容雖簡短，我與老妻卻是讀了又讀，心中無限快慰。
此後，透過此一管道與家中通了好幾封信，父親並親筆寫了幾封信，信中並向妻子致謝，謝謝她長年來對我的照顧，並勉勵孫女孫子，要孝順聽話，用功讀書。兩個小孩也在我回信時，附上短箋寫上幾句話請安問好。中斷 30 年血淵、臍帶，又重新連結，相隔數千里的親情、關懷，再綻放芬芳。
◆ 再遇挫折
“ 好景不常 ” ，在我與家中通了幾封信後，同學的香港親戚，忽然表示不願轉信了，原因是，他在台灣的生意受到了 “ 干擾 ” 。他雖未說出詳情，但台灣情治單位這類慣用手法，可以說是 “ 路人皆知 ” 。不得已，我只好暫時停止通信。另尋途徑。
後來經人指點，我刻意到濟南路一家舞廳去結交一位舞女，因為她有不少香港來的恩客。剛開始還擔心每天週旋在富商鉅賈之中的舞孃，會對一個窮酸教書匠施予援手，所以先 裝扮成一般的舞客，點她坐檯、跳舞，套取交情。幾次以後，某天下午茶舞時段（較便宜），見我又去，就對我說；好了！ X 先生，你不是來跳舞的，有什麼事你就說吧！（果真是閱人無數，一眼就看出我心不 “ 舞 ” ）。我硬著頭皮說要請她找一位港籍人士幫我轉信，她笑著說；唉呀！你不早說，還費那麼大功夫！接著叫我明天帶信來 ，還爽朗地說；不用再點我坐檯啦，把信交給我就好了。
就這樣，有這位豪氣干雲的舞小姐仗義相助，不久我又能與故鄉親人通信了。只是她的客人經常變換，所以托信、收信，都要到來人指定的地點，舞廳、飯店、公寓、別墅，那段時期，我的那輛 49cc 小本田機車就派上大用場，大街小巷，急駛亂鑽，有一次還費力爬上陽明山後的中國飯店。
海的那邊也有類似的努力。
大妹住在舟山群島的著名漁港 “ 沈家門 ” ，那是通往彿教聖地普陀山的必經之地。有感於託不同人士帶信，常有收不到的情形，她也積極尋找一個固定而可靠的管道。有一天傍晚在她服務的濱港路醫院附近，看到一位老太太在當地一家簡陋的餐館前徘徊，從衣著猜到是一位香港來的進香客，好像是錯過了用餐時間的樣子（那時候大陸飯店、餐廳有固定開放時段，過時不候），大妹靈機一動，上前詢問，熱情地把她帶回家中並以豐盛的晚餐款待。在互表身世時，知道她原籍上海市郊的常州， 1949 年戰亂時隨做海員的丈夫逃到香港住在九龍。由於語言相通，交談融洽，大妹趁機提起我，並訴說不能正常通信的苦楚。陳伯母（夫姓）慷慨地說，以後信件都由她轉，她那已退休的先生閒著沒事，其他事情也可以幫忙。大妹當即寫了一封信，陳伯母並用她那袖珍照像機拍了當時中國大陸少見的彩色照片，在她回港後一起寄來台灣。
◆ 電訊局長的告知
“ 天公疼戇人 ” ！此後不但所有家書都由她轉寄，並為患肝病的二弟在香港代購珍貴的特效藥，為身體嬴弱的小妹購買韓國人參，分別寄贈。但從來往信件中知道很多都沒有收到，很氣憤，於是同一位有相同情形的朋友，兩人輪流打電話到台北電訊局找局長開罵；為什麼扣我們的信？你有沒有父母？你父母寫來的信被扣了你作如何感想？等，起先那位不知名的局長還支支吾吾地應付：我們沒有扣信，罵我們沒有用等，後來被我們罵急了，就告訴我們：信確實不是電訊局扣的，罵我們確實沒有用，不過，我可以告許你，如果你國外朋友轉信用掛號寄送，雖然仍被檢查，但 按照國際郵政協定，信件一定會送給收信人簽收。
果然，照此方法，此後香港轉來的家書，都能平安收到，直到兩岸可以直接通信，方卸下陳伯伯經常跑郵局為我們轉信的麻煩。
◆ 返鄉團圓
篤信佛教的陳伯母，喜歡到各地進香禮佛，此後好幾次再去普陀山，與大妹及母親等有進一步交往。有一年她來到台灣，在樹林某寺院做完功課後，我接來家中小住，陪她到各大廟宇進香參拜，並作環島旅遊，相處融洽，交談的話題，當然離不開大妹與母親，當她知道我很想趕快回舟山探親，那時候台灣尚未開放出國觀光，但如有親人是香港居民，則允許以探親名義出境，那樣就可以偷偷的進入大陸了。陳伯母說：那就說我們是你的親人好了，我說：不行呀，規定要三等親之內，除非在香港有與父母同姓者，願意幫忙認作親戚。陳伯母說：不會很難，我回港後與陳伯伯研究看看，他有很多朋友。
海員出身的陳伯伯果然人脈廣闊，不久，就寄來了一位與母親同姓的香港人的身份証，認作舅舅，我據以申請到香港 “ 探親 ” 。幾經刁難、詰問、拖延，還是透過朋友關說、保証，終在 1982 （民國 71 ）年 8 月 11 日成行。前一夜，正逢西仕颱風襲台，狂風暴雨，恰是我們內心寫照，不但為翌日被洪水沖掩的高速公路能否暢通、中正機場是否正常開放而憂心忡忡，更為進入大陸及返台後可能承擔的風險（那時候對兩岸政府均有強烈不信任感）等，夫妻倆澈夜未眠。
幸好，第二天颱風遠颺，公路搶通，搭乘華航班機於中午時分到達香港啟德機場，陳伯伯在就在出口處等我，雖然從未見過面，卻沒有陌生的感覺，一口地道上海話，見面就直呼我在家鄉的名字，聽了分外親切。搭上 “ 的士 ” 很快就到達他佐敦道家中，見到陳伯母就更為熱絡了。
香港一般人住的公寓很狹小，好在他唯一的兒子婚後住在別處，只能擺一張單人床的小間正好安置了我。晚上由陳伯母陪同（他們定留一人看家）逛廟街、玉市，買些準備送給家鄉親人的禮物。第二天則由陳伯伯帶領，從臨近的尖沙咀碼頭坐渡輪到港島，到律師樓、移民局辦理 “ 回頭簽証 ” 。陳伯伯很節儉，跑東跑西只坐電車，最後他帶我來到中環的中國旅行社，辦理進入大陸的簽証，裡面的工作人員引我入地下室，說是對面大樓有人針對在大廳辦理進入大陸簽証的人照像，是真是假當時無法知道，但其細心與親切的態度，與台灣入出境管理局人員的蠻橫、拔扈，形成強烈對比。
當我填好表格，工作人員對我說，從香港到廣州有兩條路線，一是從九龍坐火車，經羅湖海關，比較輕鬆，但需三天等候核批。另一條是自帶申請資料，從澳門經拱北海關坐汽車，比較辛苦，但當天就可以走，問我要選那一條？這還用問嗎！當然是越快越好，歸心似箭哪！
趕回九龍陳伯伯住處，整理行囊，給台灣的妻子打電話，用約定的暗語 “ 今晚我要去太平山頂了 ” 。再回港島，晚上 12 點多，從港澳碼頭坐渡輪出發，老舊的輪船機器運轉的聲音特別大，加上我心中七上八下的，所以一夜未曾闔眼。天剛亮，到澳門，碼頭上有葡澳政府海關人員收費，在香港的律師紙上碰碰蓋上兩個印，就說要多少錢，頭也不抬一下，管你是什麼人、來做什麼？只要付費就好了。拖著兩件大行李，隨著人群出了碼頭，邊問邊走，總算來到澳門中國旅行社，似乎已經接到香港中旅通知，工作人員接過我的資料袋，告訴我九點鐘將有一輛 “ 小巴 ” 去廣州，可搭下午三點航班到上海。看看時間還早，就出來找早餐店，找了很久也找不到賣豆漿、燒餅的，焦急中看到很多人進出大飯店，像似用餐，就大膽的跟進去坐了下來，不久，有服務人員來問要喝什麼茶？因不懂廣東話，不知回答，那人問了幾次看我沒有回答，自答地說聲 “ 好耶 ” ，轉身就泡了一壺烏龍茶來， “ 得嘸得呀 ” ？這句我聽懂了，連忙點點頭，他笑著到別處去了，至於用小車送來的點心，我就照著旁桌人的方法，用手指指想要的，服務人員就送到你的面前，不用語言也通。這是我第一次港式飲茶的經驗。
九點多鐘，一輛小巴坐上八、九個人，先到拱北海關下車檢查，我則被引導到另一個標誌著 “ 台胞接待室 ” 的房間內，海關人員將一張 “ 台灣同胞旅行証 ” 小紙片，浮貼在港簽背面，並小聲體己地說；回港後可以撕掉，這樣你回台灣就沒有問題了。同時我用美金以 1:2 的匯率換了 “ 外匯券 ” ，一切妥當，各人通關後上車出發。當汽車開動時，我確信真的可以回家了，心底的激動，眼淚竟奪眶而出，嘴吧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語；我回來了！我回來了！同車的人投來異樣的眼光 ……
汽車沿著一條省道行駛，穿越珠海、中山、順德等縣，碎石路面一路巔簸，塵土滾滾，車子仍新卻開得很慢，恐誤了往上海的班機使我焦急不已，卻又不敢催司機開快點，好不容易開到廣州終點，趕到民航售票處，說要買今天往上海的機票，窗口內一位男士說：來不及了，我看著手錶說：不是三點嗎？現在才兩點半呀！回答的聲音有嘲笑與不耐：三點是從機場起飛，這裡去機場“打的”（計程車）也要四十分鐘，你要去嗎？“一語驚醒歸鄉人 ” 我可真的是急糊塗了！？趕忙道歉，預購了翌日機票（一天只有一班），到郵電局拍電報通知家人“我已抵穗明飛滬坐船自行回家”並住進了附近華僑大廈。
興奮伴著焦慮，又是一夜未眠。第二天下午很早就“打的” 到達白雲機場，等到快三點，總算登上一架“伊留申” 型客機，機艙很小，客人不多，在客人未全部到達前，飛機不發動引擎，沒有冷氣，穿著白衣藍裙的空中小姐（很像60年代台灣觀光號火車的“飛快車小姐” ）發給每人一把摺扇，抵不住艙內的悶熱，大家使勁搖動，到處發出劈拍劈聲音，有人忍不住吃吃的笑了起來。
五點多到達上海虹橋機場，領到行李一出海關跳上“出租車” 直駛往岱山的輪船碼頭，“三日兩頭班” 的渡輪已在半小時之前駛離，下一航班要等三天。
“ 好事多磨” 呀！自我撫慰心頭的沮喪，拖著笨重的行李，沿著馬路中間吊掛著黃色路燈的南京路（與現在有天壤之別），用與家鄉話很近似的上海話，問過打著赤膊在幽暗路燈桿旁下棋的人，走了數百公尺，來到著名的“華僑飯店” ，準備投宿，看到大堂一旁預售火車票處，有深夜12點出發滬、杭、甬線到寧波的火車，雖然從小就知道這條鐵路，也知道從寧波可坐船到定海，船多路近，可是從未走過，又時隔三、四十年，有何變化不得而知，心中猶疑再三，最後還是下定決心買了車票，叫車到火車站，搭上這班夜行快車。
雖然別的“ 硬座” 的車廂擁擠不堪，我的“軟席”車廂只有五六個乘客，（後來知道解放後大陸火車不分等級但依座位軟硬而有不同收費）除我之外其他好像看起來是一位高幹及家人。兩端車門旁有警衛人員，阻擋其他車箱的人進入，這倒讓我方便更換座位，觀看鐵路兩側風光。雖然暗夜茫茫，看不見太遠的田野、村落，但凡有燈光處及進站停靠，我總是睜大眼睛，看看到了什麼地方？嘉興、杭州、蕭山、紹興、餘姚，多麼熟悉的城市！夢裡曾到過千百回。
天剛亮，抵寧波，月台竟有中旅人員大聲叫著我的姓名，出口並有汽車等候，這種未經同意的作法，雖然頗為反感，也只好默認，也只有這樣省卻不少麻煩。
汽車把我拉到中旅寧波分社登記住宿，我馬上打電話到沈家門郵電局通知我大妹（當時電話必須叫接），30分鐘後正準備再打過去時，大妹已先打過來了，她哽咽地問：哥，真的是你嗎？接著她要我在旅社等候，她立即坐船前來。
在旅社略作休息、盥洗，問清渡輪班次、時間，要求旅社派車到渡輪碼頭，恰遇得到家中通知，從金華趕來的二弟一家，也在碼頭等船，三十年離別，再相逢，起先都不敢相認，互相凝視良久，手足連心，最終總能認出，緊緊擁抱，淚眼相對。
此時，大妹也坐船趕到，立刻加入哭泣，路人側目。
從寧波到沈家門需二個小時的航程，兄妹三人敘述別後情況，雖然海峽兩岸家人都曾遭受災難、打擊，慶幸都能平安渡過，且有不錯的發展，聞後心中頗覺寬慰。
汽笛聲中，渡輪已達沈家門，當船員忙碌進行停靠作業時，二妹指著百餘公尺外碼頭入口處說：阿姆（媽媽）！阿姆！順著她手指的方向，果然看到母親與姊姊（正巧從岱山到沈家門治病）站在鐵柵門外，雙手緊握柵門鐵桿，向這邊瞭望。我激動地揮舞雙手，大聲呼喊：阿姆！阿姆！母親似乎也能聽見，只見她也不停地揮手，未待輪船完全停妥，我急切地跳上碼頭，連跑帶爬跪在母親前面放聲哭叫：阿姆！阿姆！我回來了！我回來了！母親緊緊擁抱著我，老淚縱橫，撫著我的額頭，喃喃地說：有勒好了！有勒好了！（已經算不錯了），謝謝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那是我剛被抓走時她在碼頭上的祈禱詞！姊、弟、妹等也上來擁在一起，哭成一團，引來一堆人圍觀，也紛紛感嘆說：又有台灣人回來了，可真不容易呀！
在沈家門妹妹家住了三天，除了訴不完的別後遭遇，母親還帶我到鄰近的普陀山燒香拜佛弟妹等陪同，那是彿教聖地，觀音菩薩道場，從沈家門坐船半句鐘可到，我們上岸後從前山拜到後山，從前寺（普濟寺）、法雨寺、拜到後寺慧濟寺，母親更是牽著我在每一尊佛像前還願、致謝：謝謝菩薩保佑我兒子回來了。另外還加上一句：希望我孫子也能早些回來” ！家人在一旁聽了哈哈大笑！
禁不住父親在岱山島老家一次又一次的電話催促，最後還動了肝火，責備大妹留我住太久了，大夥兒這才一齊坐船回家。四十分鐘後船到高亭碼頭，老遠見到父親已站在碼頭最前端等候，船還未停，他好像要衝上來，被熟悉的碼頭工作人員一把拉住，方不致衝進海中，我跳上岸跪在父親面前抱住他腰部穩住了他，大聲叫他：阿爹！勿動，我真的回來了！父親拉起我緊緊握住我的手，父子兩這才同時大哭起來，這一哭，我竟無法停止，從碼頭哭到當地公安局（登記），從高亭坐車一路哭到東沙家門，直到要祭祖時，方才停歇。三十多年骨肉分離、三十多年的苦難委曲，我一古腦兒的渲洩出來。
親人團圓，話家常，訴別離，歡愉溫馨，五兄弟三姊妹加上第三代，吃飯時往往三大桌，熱鬧非常。我用在香港買的相機、錄音機分別記錄這珍貴的聚會。然而，當我要求到祖母墳前祭拜時，父親先是支支吾吾，經我一再催促，最後帶我到附近的山腰上，指著一個小型水庫說：我家祖墳所在已於X年被僻為這水庫，祖父母的棺材則被強迫遷葬在這裡，不久竟不知去向。聞下，強烈的悲淒霎時湧上心頭，我又不禁熱淚盈眶，跪在不一定是祖母埋骨之所的土地上，向我親愛的祖母禱告：生前無微不致的疼我、寵我，為我之被抓離家而中風倒地，如今我回來了，竟不能到您墓前祭拜….. 阿孃！阿孃！您看看哪，孫兒回來了！阿孃！阿孃！您聽聽哪，孫兒在叫您啦！哭著、叫著，我伏地不起，久久不能自己………..
回家途中，父親走在我旁邊，吶吶地解釋當年祖母墳墓遷移的慌亂過程，並為未盡守護之責而自疚，我默默無語。這又能怪誰？在這暗無天日的年代！
有人從台灣回來了”！ 在島上是一件重大新聞，傳開以後，不儘是附近鄰舍，十幾里遠的人也都來到我家，探聽被抓去台灣的親人，一批又一批，甚至在我尚未起床或正在用餐的時候，也有等候的人群，院子裡座椅不夠用，站著蹲著，久久不散，面對這許許多多鄉親那急切的臉色，我努力滿足他（她）們的期待，確知在台灣並有地址可查的，立即為他們帶信、傳話，不知地址的也答應返台後設法打聽，雖然如此，仍招致不少誤解與埋怨，有些鄉人見我說未曾遇見或不知道他們親人的消息，一臉詫異，有的甚至說：怎麼可能？都是同一村落的鄰居，在台灣，你會一點也不知道？這是對台灣社會不瞭解，更是急切尋親的心情流露，我能理解，更予同情。
◆返鄉運動
回到台灣後，透過同鄉會等組織，我儘力找到這些同鄉，將帶來的信件、照片或口頭消息轉交，找不到地址或電話的，也在某些出版物上刊登尋人啟事。但令人難過的是當我告訴他們，家鄉的親人希望他們快點返鄉團圓時，卻是非常冷漠、猶疑。當然當時台灣政府的“三不”政策及沒有海外管道是兩大的原因，但是認命等待、不圖突破的心態，才是最大的障礙。
我以自已後來攜同妻子、兒女經常回故鄉探親為例及美國作家艾力克斯.哈雷（Alex. Haley）的名著《根》（The Loot）歷經萬難尋根追祖的故事為榜樣，在同鄉會等刊物上寫文章鼓勵，提醒他們返鄉不難，只欠決心，時光易逝，遲遲不歸，年邁父母是否能長期等候？稍一疑遲可能造成終生遺憾。然而聽者藐藐，他們的共同反應是：政府沒有宣佈開放，不敢回去！
一九八七年二月，民進黨發起“自由返鄉運動”，由《前進雜誌》成員張富忠、范巽綠、林正杰、楊祖珺、蔡仁堅、尚潔美等主導，始起的目標是被列入“黑名單”滯留海外不准回台的政治異議人士許信良、陳婉真、李憲榮等及原住民不能自由入山問題，幾經努力，效果不佳。為了聚集訴求焦點，我建議先以大陸來台退伍老兵及退休公教的返鄉探親為先發訴求，更能凸顯主題的正當性與迫切性。於是修正計劃，結合一群退伍老兵、退休公教組成“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展開轟轟烈烈的老兵返鄉運動。除了印製海報、傳單，穿著白色襯衣，胸前書寫 “想家” 兩個綠色大字，背面較小的字句則是賀知章的《回鄉偶書》（稍作修改），“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摧，兒童相見仍相識，急呼客從台灣歸。及民初的學堂樂歌《蘇武牧羊》中 歌詞（片段）“…….白髮娘望兒歸，紅妝守空褘，三更同入夢，兩地誰夢誰…. ” 等思親想家的文句，穿越大街小巷散發由我執筆，張富忠設計、印製的“我們已沉默了四十年” 、“想回家，怎麼辦？” 等傳單，范巽綠女士還特別通過香港的姐姐，為老兵們轉信、匯錢。在散發傳單過程中，也有極端頑固份子罵我們是“共匪”、“陰謀份子”，甚至動手毆打，但大部份人都予肯定、讚賞，有人看了傳單就淚流滿面，痛罵執政當局，有人對我們說，謝謝你們，你們說出我們心中的話。
五月十日（母親節）在台北國父紀念館由十多個老兵，手持“母親呀，我們真想您！” 、“捉我來當兵，送我回家去！” 等木牌，發動正式而有組織的街頭運動，與前來企圖制止的警察發生爭吵，轟動一時，引起台灣社會各界關注，特別是學術界，許多著名學者、教授紛紛聲援，很多人並自願擔任顧問，返鄉運動聲勢大增。
於此同時，各級民意代表不分黨派、省籍（如台北市議員林正杰、省議員游錫 、立法委謝學賢（青年黨）、邱連輝、費希平（民進黨）、趙少康、黃主文（國民黨）等紛紛提出質詢，要求當局開放大陸探親。
六月二十八日，“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 假台北市立金華女中大禮堂，舉辦群眾大會，由王曉波主持，胡秋原、張忠棟、鄭欽仁、傅正、張曉春、費希平、張俊宏等社會名人演講，由老兵組成的合唱團演唱《母親您在何方》歌曲。會場湧入數萬群眾，擠得水洩不通，場面熱烈，情緒高漲，要求返鄉探親的聲音，響徹雲霄。
民情沸騰，誰能阻擋？一九八七年八日，台灣政府宣佈考慮開放一般民眾回大陸探親。十月十五日，行政院通過“台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辦法” ，正式宣佈開放一般民眾自同年十二月一日起，可赴大陸探親。
十一月起每天到新生南路紅十字會登記赴大陸探親的人群，可以說是萬頭鑽動，此時，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成員，正在散發由我執筆的“條條道路通故鄉—回家之路怎麼走”、傅正執筆的“回家的時候到了”、范巽綠、何文德共同執筆的“抓我來當兵，送我回家去” 等傳單（均由張富忠設計印製）。除了告訴返回大陸應辦的各項手續及衣、食、住、行各方面應注意事項，提供給大部分從未離開過台灣的老兵朋友參考外，並向政府當局呼籲、要求給窮苦的退伍老兵一定數額的旅費。這項呼籲後來不但有社會人士發起“一人一元助老兵返鄉” 運動，政府有關單位也有善意回應，輔導會後來對當年以“自謀生活” 退伍老兵，發給二萬台幣，作為回大陸探親的旅費。成千上萬的大陸來台老兵，大多數均經香港轉機回到故鄉與親人團圓。
◆後語
思親乃是基本人性，想家乃是普世價值，任何人為的障礙，只能阻隔於一時，不能斷絕於永久。海峽兩岸人為藩籬，雖然硬是造成了我們骨肉分離，卻永遠無法切斷血濃於水的親情。當年嚴厲的禁令、不寒而悚的刑罰，都在我們這些穿著“想家” 兩字的奇裝異服老兵奔走呼號下，在不分省籍、不分黨派，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煙飛灰滅。
我個人，以後也可以很自豪的告訴下一代、下下代，在連結家族的血脈、臍帶，重圓天道倫常的工程上，作了應作的努力，盡了應盡的責任。
小時候，不瞭解，為何父親經常要寫家書，只是很得意，字寫得漂亮的我，偶而可以幫上忙，父親口述，我寫。他經常稱讚我，寫得很好，因為我會自以為是的加上許多關於分離與思念的詩句。雖然當時年紀輕，其實弄不懂，什麼叫做分離與思念。當我真正離家，開始瞭解分離與思念的滋味時，也已是年近三十。之後，每當我想起父親離家時是三十三歲，但是，等到他第一次和家人通上信，卻已經是五十八歲時，我往往無法再繼續想像下去。
直到現在，我仍然無法想像，二十、三十或是四十年的分離到底有多長？今天的我，也仍然無法完全理解，為什麼人要被迫分離，被剝奪──甚至僅僅是與至親書信往返的權利？
轉自南方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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