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nes 住在貓街 死而復活後，把靈魂種在貓街... 貓街是思維的斑駁異境、是死靈魂的流放地 裡頭文字互相撕咬、流淚、憤怒 用額頭頂著額頭相愛 here is for An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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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綺玲在幾年前翻譯了羅蘭巴特令人印象深刻的《明室》，然後又是班雅明的《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有趣的是，台灣學界對於這兩本重要的攝影理論的研究亦始於翻譯之後；實在費人猜疑，那票以代言外文學界中的主流/偏流小論述揚名的「進步」學者，何以沒有在翻譯之先就挾之以自重？這本書顯然是許綺玲的文集，其中泰半已經發表在《台灣攝影》雜誌的專欄，單篇來看每篇似乎都很豐富、各自表述攝影再現/顛覆現實的特質與力量；整體而言，許綺玲似乎脫不了巴特談論的範圍，而且總是在談論「巴特的談論」，我們可以把這本文集當作「明室」的增殖、衍申，甚至一種解說、註腳。

巴特對攝影的談論與班雅明、宋塔最大的不同，不僅只是他優美的文筆、文學家性格的寫作特色，然而亦在於目的不同；班雅明、宋塔所做的是一種知識的探求、而旁及攝影所源的生命經驗、生活感受，而巴特則是由攝影所喚起的生活感受、所賴之構成的生命經驗而觸及攝影的特殊知識意義，如果說前者所試圖建構的是一種美學的新向度（甚至是對這種「墮落藝術」的批評），後者則自身就是一種溺美。

正如巴特所言的，《明室》是嘗試不落俗套地追憶母親，它的主要內容是來自於母親遺留的「冬園照片」，「冬園照片」中包含母親年幼的照片、作為少女的照片，「她們」與巴特記憶中的母親差異是如此地大，以至於當他看著那些照片的時候，不免感到驚恐、失落。

他意識到母親擁有著他未曾參與的生命，然則他又有一種強烈的欲望想要把「她」收束到自身擁有的記憶之中，他嘗試著辨識母親那雙綠色的眼睛，說著母親裹在一身世故的都會姑娘的服裝之中，那種服裝已然死亡、過時，「服裝終會銷毀，好像心愛的人再次死去」；然而藉由這些照片，巴特彷若「在時光之流中溯流而上」，終尋回了那個「原原本本的她」。

許綺玲從巴特對「冬園照片」的書寫中抽繹出「暴力的糖」的意象，用此當作她整本文集對攝影的隱喻，糖被農家用來醃製當季的水果，如此水果原本應該早已腐朽、死亡，卻藉由糖而被保存下來，就好像被裹在糖衣裡的木乃伊一樣；同樣的，在照片裡鮮活地存在的親人影像，不正是這被糖包裹起來的屍體嗎？本然已經消逝的，藉由攝影術留存下來了，正如糖漬的水果失去原本新鮮的香甜，被糖侵略性的甜味掩蓋、保存起來，叫人覺得遙遠、心痛，卻又不能不看，因為除了這個，你已經失去了所有與她的聯繫了（過了季節你還想吃鳳梨的話不也得買罐浸在糖水裡的鳳梨片嗎？）。

「糖」是暴力的，「攝影」也是暴力的，宋塔在《論攝影》一書裡面也認為：照相機可以很寬厚、但它也擅于殘忍；那攝影到底如何暴力呢？如果我們引用班雅明的概念，意即他把攝影當作是機械複製時代的產品，而這些可以一再複製、而且可精確複製的「藝術品」普遍缺少著時間與空間的「在場」，因此不同於「真跡」的藝術價值（在照相裡頭它只是單純地再現視覺所見的畫面，既沒有藝術充分發揮現象背後的對象真實性、以及主體靈光顯現的意義的作用，亦提供機械複製、鞏固私人所有權、強化既定文化架構的媒介，故它自身就是沒有價值的、異化的）。

在這個意義下，抽離事物的在時空中的真實存在性、而捕捉、描繪一種擬真的圖像，甚至以它取代真實存在性、以為透過攝影可以把經驗存錄下來、隨時翻閱回溫，這是暴力的、是異化的；這有一種自大的創造者意志的幻想。

巴特在《寫作的零度》鼓吹「作者已死」，認為作品有自己的生命，作者的意志無法主宰讀者對文本的閱讀，這與他反對「攝影的暴力」出於同質的「反造物」心態，很多人認為由此開展了後現代意義游離、去脈絡化的談論。

但是只要我們仔細觀察巴特在《明室》一書中採用的觀點，我們就可以發現正如許綺玲所說，巴特是透過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試圖從個別的、片段的存有出發（照片），先對其存而不論、透過存而不論顯題化，然後進行現象學還原、意即開展視域、描述、結合普遍性意義與時間空間的關係，最後抽繹出既包含著如實如新的「脈絡性描述」與意義探尋的「結構性描述」的本質意義，意即由片段的母親的影像、「此（曾）在」，發見母親作為意識對象的整體性，以及自身作為一個探尋者、所獲得的內在時間意識流的整體性與通暢。

如此巴特就不認為（攝影）作品本身是沒有特定意義的，重點是如何探尋的問題；在相機後面的那雙眼睛具有意志、試圖把「所見」成為「我之所有」，而觀看者亦試圖藉由觀看，把攝影者眼中的影像變成自己的；這是一場永恆的拉鋸戰，作者或許在閱讀的那一剎那已然隱形，卻未曾消亡。

許綺玲說明巴特在《明室》中隱然有個「轉向」，然而可能性卻隨著那場死亡車禍消失了，這似乎相當符合這裡我們對《明室》主要觀點的分析；在這個意義上，《糖衣與木乃伊》作為註釋算是成功的。

然則我認為這是一本「可悲」的作品，一個外於那個精神傳統的國家的學者嘗試用巴特的文體寫作，卻處處見絀，顯示出那種仰望大師身影而永遠無法企及、無法模仿的悲哀；當然這還是一本好書，雖然作為（模仿）博物學文體的小文章，總是會出現知識未殆、譬喻未精的情形，但仍算是一本開展攝影多重社會文化潛在意義的、小巧、可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