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盡天涯 成長是包容傷心的一切理由；生活是早上的兵荒馬亂與晚上的燈下樹影；寫作，不過是與自己和世界對話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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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樓奴
文/林玉鳳

   

    年前看了一部學生電影，內裡都是未來澳門的虛構情節，其中一幕很叫人心酸：年邁的父親內疚的跟兒子說：“對不起，這房子我和你爺爺供了兩代還未供完，連累你這一代還要繼續供！”電影的這個情節，隱隱然在諷刺澳門的未來，是一個樓宇單位需要三代才可供畢的地方。

    年輕人有這種想法，不奇怪，像這個系列開始時說的，因為八、九○以後的一代，世界觀和之前幾代的人很不一樣，其中一個原因是樓價高得讓他們不敢輕易外出闖盪，怕將來更不能在澳門置業。在澳門，樓價貴我們很容易歸咎於官商勾結、歐文龍或其他腐敗事情，這些當然都是原因，可是，看了不同地方的例子，我覺得那種從香港傳染或學習得來的炒樓致富風氣和價值觀，其實也是主因。

    再以亞洲人最崇拜的新加坡做例子。新加坡的組屋有很多特點，其中一個之前沒有提及的是訂價機制。新加坡組屋在早期是以家庭收入作為訂價標準的，也就是貧者可以以更低價買入同一個單位，因為政府會有補貼，後來，組屋曾經以包括土地和建築費用等成本作為訂價標準。上世紀九十年代，組屋改以市場樓宇價格作為訂價的參考，結果令樓宇價格跟隨市值樓波動而大幅上升，剛開始時新加坡政府以為這是個讓居民擁有的物業增值的好方法，組屋市場化又令政府收入增加，可是，2000年初亞洲經濟不景的那幾年，組屋需求突然下降，政府大幅減少供應，之後經濟回升需要增加，才又因為組屋供應不足價格大升，當地有政黨估計，“從2006到2010年的四年之間，組屋公開市場的售價漲了大約66%”，令反對政府的聲音大增，年輕人對執政黨更是批判尖銳。新加坡的執政黨在2011年選舉首次遭遇得票率大幅下降的情況後，李顯龍就曾經公開承認，組屋市場化的政策出了問題。過去幾年，新加坡政府重新以家庭收入和成本作為組屋的最重要訂價標準，雖然公式沒有公佈，不過從政府的政策看，用政策讓大家可以靠樓宇增值賺大錢的年代經過去了。

    因為，這一代人越是多人靠炒樓發達，我們的下一代要一生或幾代都做樓奴的機會，也會更大。

（買不起樓的年代 · 十二）

   

文：原載2015年12月31日《澳門日報》“筆成氣候”專欄

圖：https://fbcinema.net/wp-content/uploads/2015/10/vlcsnap-2015-08-03-23h30m07s106.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