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一家人 黃昏時的樹影再長，也離不開樹的根；你無論走得多遠，也不會走出我的心。

668愛的鼓勵 0訂閱站台

 

與作了二十多年考古工作的朋友見面，當晚他寫了email來，談到他在想什麼是「歷史」。大概是問歷史學的特色是什麼，一個歷史系的人常會面臨的問題。要知道什麼是歷史學，可能可以想想有範式資格的歷史學家及其研究。

 

晚上重讀《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近日好友小草告訴我，他重讀這書，發現許多過去沒注意到的部分。雖然這本訪問紀錄作者自刪不少，但其中除展現歷史學家的研究精神，還是可讀到坦率的真性情與識見，對許多事、許多人都有評議。

 

翁佳音先生說王世慶先生是「功在臺灣文獻學術界」，定位為受日本普遍教育而在戰後崛起的臺灣史研究新生代。庶民出身，整理地方沿革、撰寫地方志，多次在國際學術會議發表，搶救日漸散迭的古文書。1950、1960年代整理臺灣地名，1970年代初撰寫地方文獻和整理、運用及介紹總督府公文檔案，1970年代中期以來蒐集族譜、民間古文書，1970年代末以後累積治學與田野經驗而成為臺灣史研究權威。許雪姬老師認為王世慶先生研究之特色是運用檔案及私文書，從著作目錄來看，清代臺灣米價、清代及日治南臺灣的牛墟、民間信仰、板橋林家、清代臺灣水利、臺灣北部農村金融、銀錢比價變動等，都是重要開山之作。

 

選擇清代為主題，王先生的自我說明，指出學術與政治之間微妙互動的關係：「就當時的研究人才、材料及時效性而言，受過日本教育的我們去研究日治時期的專題，不管是在閱讀日文史料或是史料的收集，都不是問題，然而時局的敏感性，使得大家自動不去碰除了日治時期抗日以外的課題，只能往前做清代的專題。」

 

1970年代之前與國際學者的來往，王先生提及與1960年代以來國際情勢有關，由於中國大陸仍處封閉狀態，外人無法進入，美國學者因此以研究臺灣為研究中國社會的取樣。

 

關於史學研究與理論之間的關係：1971年8月至1972年5月底、6月初應史丹佛大學人類學系武雅士教授（Arthur Wolf）之邀，赴該校擔任訪問學人，期間嘗試把學院理論與實際田野經驗互相印證，武雅士以其人類學的角度提供的見解，使王先生在史學研究上有啟發。但王先生認為，一般而言，人類學要先建構理論，再以調查資料去佐證，然而史學則與此相反，要先收集完備資料，才能建構理論體系，這也是王先生較同意的歷史研究法。林衡立及武雅士是王先生自承的導師，在史料理論化與文章結構上，王先生受惠甚多。

 

在研究限制上，訪問紀錄中舉出的親身經歷是，以劉璈及劉銘傳為例，討論臺灣地方首長與士紳之間的互動，投稿於《幼獅月刊》，其中關於清代至日治甚至光復後，統治者利用地方士紳鞏固政權，此一觀點在文章刊出前就被刪除。而在協助美國猶他宗譜學會收集族譜時，「也曾派人提醒我要小心」，因為在當時保守的年代，常與外國人來往的，都會受到注意。如此淡淡三言兩語，其實已明指當時肅殺的思想控管氣氛。

 

我發現王生在1992年12月，曾在《史聯雜誌》21期發表關於三民主義青年團員與二二八事件之研究，在其研究主題中，是比較特別的一個面向。

 

日治時期的教育養成他的人生觀：腳踏實地，貫徹始終，任何事要成功都要下定決心，世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這應也是他留給史學晚輩的一種研究精神。（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