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2月30日搭機赴美參加AALS（美國法學院聯合會）的年會，AALS是美國規模最大的法學會議之一，每年都同時舉辦各種與法學及法學教育相關的研討會，場次之多，參與人數之眾，非親身體驗無法想像。
台灣亟欲要朝美國法學教育模式改革，但卻連別人如何經營法學院、如何選出院長、對現有評鑑法學院機制的反省、以及美國法學教育目前的困境皆不甚清楚，只想偷懶地從韓國與日本照抄現成的版本。姑且不論美國式的法學教育是否適合台灣？光是講我們抄來的，到底是否真的是美國教育的現行模式恐怕都有問題。這兩年，美國法學教育及法學研究方法也有很大的轉變，在AALS上，光討論研究方法的場次就有四、五場，內容涵蓋法實證、田野調查方法、法律與經濟、法律與社會學等，在五天的研習中，收穫非常大，讓我十分感謝學校願意支持我出來開會學習新的東西。在寒假前提早結束課程，加上來回的機票，如果沒有所上的支持是不可能成行的。
話說30日當天，我先趕到學校去教最後一堂的刑訴，匆匆下課後，學生們七手八腳地協助我打包行李，送我到機場，直到確定我已經順利的check-in，要進關了，他們才放心的離開。
酷愛自由的我，對狹小的空間向來有排斥感，加之坐飛機是把生命的主控權交給不認識的他人，使我相當無安全感，故而對坐飛機一事，我一直都很感冒。我喜歡開車的原因也在此，開車讓我覺得有操之在我的感受。雖然討厭坐飛機，但是這幾年來，因著留學與參加研討會之故，再加上偶爾要去中西部看陳大牛，不得已我已經坐了數十趟的飛機；而此番參加AALS的飛行，還因里程累計而得以升等到商務艙，對一個討厭坐飛機的人，因坐太多次飛機而升等，實在是一種令人哭笑不得的禮物。
因為升等到商務艙，所以可以進入「貴賓室」等候起飛。「艙等」這玩意兒總讓我想起「鐵達尼號」。似乎在不同艙等的人，生命的價值也有所不同，這是我另一個討厭「分級」的交通工具的原因。但總之，在貴賓室裡，有書報、有餐點，讓我暫時忘記接下來要飛行這件事。就在我一面打電話給陳大牛，報告我已經順利通關、就快要登機之時，突然一個常在電視上看到的身影走進貴賓室。
是的，你猜對了，就是王又曾老先生。
我覺得很詫異，一個名人為何自己一人走進貴賓室，身邊一個陪伴的人都沒有。我當時在電話裡跟陳大牛說：ㄟ，我看到王又曾呢，可是他八十來歲，為何一個人出現在機場，真是奇怪。
王老先生一人走進貴賓室，長榮的客服人員交頭接耳了一番，才跟過去確認。
他很沈默，沒說甚麼話，逕自進入了頭等艙旅客的休息區（連貴賓室裡都還區分「商務艙休息區」與「頭等艙休息區」）。我一面和陳大牛說話，一面剛好可見到他的身影。他臉色並不好看，沒有電視上那種老當益壯的感覺，穿著很正式的黑西裝，從頭到尾都是一個人皺著眉頭坐著，或踱來踱去地沈思，直到我們一起起身準備搭機。走過長長的搭機走廊，我們都是一個人，他走在我的後方，長榮的客服人員跟上來，但因為他沒有行李，所以也不知要如何服務，到了登機處，我右轉，他左轉，左轉是往東南亞的飛機，我轉頭剛好見到王老先生的背影消失在登機口處。
到了美國參加AALS年會的第三天，力霸案爆發，媒體報導王又曾夫婦已經在30日自香港轉機逃至中國。我當天僅見王老先生一人，想必他的夫人並非同一天搭機前往香港。而這兩天最新的消息則是：檢察官已經簽發拘票，若拘提不到王氏夫婦即將發佈通緝令。
一個八十幾歲的人，離開自己一手建立的商業王國，面臨被通緝的命運，我想到那天在機場看到他的身影，當時他應該已經知道自己即將面臨的風暴，卻選擇了逃離，在那一刻，我其實很想知道，當所有的孩子都還在台灣而他選擇離開時，步入登機門的那一剎那，他是否想過不同的處理方式？八十歲的老人，離開的自己的根，還有多少時間可以等待或者彌補自己的過失？
力霸案其實和美國的恩龍案一樣，是公司治理的缺漏以及商業倫理墮落的產物。我雖不是公司法的專家，但是在白領犯罪上，多少能理解力霸案和台灣的整體經濟結構也有密切的關係。台灣由於資本架構的上層由國家所掌控，作為扶植某事業或資本家的籌碼，雖然此種方式締造了經濟的奇蹟，包括過去的石化、後來的高科技、乃至後期的金融甚或電信業，但也潛藏了高度政商勾結的危機。王氏集團的擴張史和台灣的經濟成長史關連緊密，從食品業到建築和房地產，再到電信和金融，無一不是和台灣經濟轉型的環節相扣。王氏對經營政治關係更不宜餘力，國民黨當權，便去當國民黨的中常委，政黨輪替後，一樣得意於民進黨政府。但是大環境的不景氣加上公司治理的失靈，連連虧損之下，乃自家設立銀行貸款給自己的公司，終於導致超貸，爆發擠兌。我想所有想研究台灣經濟史、公司治理、乃至白領犯罪的人，都會認為力霸案有高度的研究價值。台灣企業的家族式經營、加上國家資本主義，再加上獨有的政治環境與經濟管制，以及成立了那不太管用的金管會，交織成一張漏洞百出的破網，只要有心，隨時可以從中牟取不法的利益。如果法律是這樣在運作，那又有誰會願意守法呢？
到頭來，法律的彰顯並不是在法條的文字上，金管會既然能列出一堆力霸可能涉及的不法行為，顯見法律對這些行為並不是沒有規範。問題在法律是否能被執行？以及國家整體的政策是否能與法律相配合？
有人以紅頂商人胡雪巖來形容王又曾的潰敗，這其實是極諷刺的比喻。胡雪巖能夠依賴政商關係起家，藉由租界與外資勢力在上海叱奼風雲，那是在腐敗的清朝末期，商人必須如此才有生計。台灣自翔是個法治國，如果商人非要鑽營政商才有前途，那這個國家豈不和滿清一樣，註定步上亡國之途？
我很少同意用愛不愛台灣來評價一個人，人當然有不愛台灣的自由，就算要愛，每個人的方式也都不一樣。但是如果企業界一而再再而三出現這種無法負責逃離的業主，我真的很懷疑，他們是否真的愛過這片滋養他們、使他們致富的土地？如果台灣是父母，人民是子女，當子女可以如此背棄養他們長大的父母時，父母除了痛心，恐怕也該反省自己的教育，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我想到那天在機場看到的背影，心中百感交集，一個八十歲的老人既然丟棄國籍、丟棄子女、丟棄自己的企業，大概也就沒有什麼可以倚靠的了。背著良心的譴責到對岸去度過餘生，這樣的選擇實在令人感嘆而唾棄。
甫從AALS年會離開的我，面對台灣這紛紛擾擾的島嶼，心裡只能是不捨和疼惜。在大環境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升斗小民的無力感必然更為高漲，我只能正向思考，相信未來還有許多需要我們年輕一輩去努力的地方，為此，應該要更用功，更端正自己的心志，不要有朝一日做出這種讓別人無法原諒的事。也希望大家一起共勉，為我們自己和台灣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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