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25 04:13:22| 人氣2,397|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知識份子的自尊困局──讀《驢得水》和《蔣公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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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而言,《蔣公的面子》和《驢得水》都牽涉到一個局,倘若依照戲劇首演時間的先後順序,《蔣公的面子》(2012年5月16日首演於南京大學百年禮堂)牽涉到一個飯局,《驢得水》(2012年6月由「至樂匯舞台劇」出品)牽涉到的則是個騙局;而無論是飯局還是騙局,這兩個劇本主要都在描寫教育從業人員,《蔣公的面子》裡頭寫的是三個性格與脾氣、甚至是意識形態及政治立場各異的大學教授,《驢得水》則是描寫四個到中國某偏遠缺水山區建立小學的知識份子。可以說描寫的都是特定時空下,知識份子的思維與作為,表面上看起來,都懷有理想與抱負,但實際上,卻自私自利,表裡不一。

 

《驢得水》的舞台主要分為兩個獨立且互不干擾的主副演區,這和《蔣公的面子》場次的結構主要是在1940年代和1960年代之間輪替交換,似有異曲同工之妙,前者是空間上的交換,後者是時間上的輪替,基本上都不太去耍弄結構及形式上的花招,而將主要的創作心力,放在事件的鋪陳與人物性格的刻畫,漸次展開,層次分明,焦點清楚。

 

我先談《驢得水》(編劇:周申、劉露),因為有幸2014年在台北看過這齣戲。劇中四個所謂知識份子(孫恆海、裴魁山、張一曼、周鐵男)所組成的教育工作團隊,建立農村小學,主要是想藉由教育,改變中國農民的貧愚弱私,想達成知識啟蒙的理想。這完全是知識份子的一廂情願,表面上是一種抱負,實際上卻是一種自以為是的包袱。

 

從劇情的諷刺層面來看,劇中的鐵匠到後來確實是被「啟蒙」了,他從一個滿口方言、目不識丁的農村鐵匠,在眾老師的「調教」之下,尤其是張一曼(原本是城市裡的交際花,後來成為這所三民小學的會計兼數學老師)的「身教」與「言教」之下,脫胎換骨,且性情大變;然而,東窗終究還是事發,紙還是包不住火,他的老婆發現鐵匠在床第之間,知識與姿勢,都大不同昔,想必在學校修理驢棚鐵鎖之際,必有蹊蹺,於是跑到學校來興師問罪,誓言要揪出那條狐狸精。張一曼在眾人為維護學校權益之下(因為教育部特派員李大洋即將陪同美國慈善家彼沙居希‧芬洗‧羅斯來看望驢得水老師),迫不得已,只得在眾人面前,承認鐵匠對她而言,不過就像是隻牲口罷了,這對鐵匠的自尊心打擊極大,當下立刻自我啟蒙,頓悟這一切只不過是一場大騙局,要騙,大家一起騙,他要翻身,他要報復。

 

劇情的推展是在快速節奏下,不斷地出現新狀況,而為了解決狀況,就要不斷地想方案計策;漸漸地,原本是為了學校、學童、知識啟蒙等公共利益與理想抱負,卻轉變成為了個人利益,為了一個騙局(主要是爭取獲得教育部的資助30000元,以及美國慈善家羅斯100萬美元的資助基金),竟捨棄了教育理想、同事情誼、愛情、親情,自私自利,彼此批鬥。誠如劇中人裴魁山所言:「你憑什麼拿你的道德標準來綁架我的利益啊?」話說到這個份上,每個人都已經是原形畢露,面目可憎。

 

當然,如果將所有的人物都描寫成這副德性,那就太單面向了,劇本未免薄弱了。劇中安排了孫佳佳(校長孫恆海的女兒)這麼一個性情真摯、講實話、戳破謊言的角色,只有十五歲,還尚未被社會化,她盡心盡力地照顧著驢(牠的名字叫「得水」),每天和牠走老遠的山路挑水回來,她誠心對待鐵匠,她敬愛她的父親;但這一切,竟都隨著這場騙局的變相失控發展,逐步地失去了,尤其到最後,她的父親竟為了那些巨額的資助,逼使女兒嫁給鐵匠。這種誇張與荒謬的筆法,已經將人性踐踏到了極點;但更可怕的是,在現實的社會或某些特殊的歷史時期裡,這卻又是極其真實而殘酷地發生著。因此,孫佳佳並不只是揭穿國王新衣謊言的青春少女,她比原本童話中的小男孩更慘的是,謊言的製造者並不覺得尷尬或自慚形穢,反而重重地傷害了她。

 

劇中的四位老師,分別為校長兼國文老師孫恆海、教導主任兼歷史老師裴魁山、會計兼數學老師張一曼,以及自然科學老師周鐵男,他們來自城市,接受過知識教育,認為教育可以改變中國農民的貧窮,並擺脫中國農村的落後。這種將農民視為貧愚弱私的先入為主偏見,幾乎是中國傳統士大夫長期以來的固定觀念,所謂「士農工商」、「凡事唯有讀書高」,似乎只有讀書、接受教育,甚至於考取功名、求取仕途,才能夠改變既有的出身與階級,光宗耀祖;或者像劇中的四位老師,秉持著經世濟民的教育工作信念,以晏陽初等人的教育大眾化、平民化為師,將知識教育的觸角深入偏遠山區的農村,從事所謂的偏鄉教育,扮演知識啟蒙與救世主的角色。

 

這樣的教育信念,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主要的問題出在他們認為學校地處偏遠,教育辦學的經費不足,於是以驢得水謊報為第五位師資,向教育部申請工資,以支應開銷,用孫佳佳的話來說,就是「吃空餉」,就是「貪污腐敗」。因此,當教育部的特派員李大洋要來視察,並且指明要見驢得水老師,便讓所有人都慌張起來,臨時抓來學校修理驢棚鐵鎖的鐵匠濫竽充數,假裝成驢得水老師,以至於引發後來一系列荒腔走板的事件。

 

相對於校長和老師們的現實與殘酷,孫佳佳毋寧是浪漫的,且極富人道主義的;當驢棚著火時,所有老師都將自己盛滿水的水桶,保護得好好的,誰也不想拿去潑水救火,只有孫佳佳急著想要拿自己那桶水去救火。在這偏遠缺水的山區農村,水是很重要的生命資源,每天都是孫佳佳和驢得水走幾十里的山路,才能挑回這麼幾桶水,怎麼能拿去救火呢?孫佳佳指責這些老師們:「是你們先把牠[指驢得水]當人的!你們拿牠吃空餉、用牠領工資的時候就把牠當人,牠家著火了,你們就不把牠當人了?你們哪個沒用過驢得水的錢?牠天天給你們挑水,給你們幹活,你們怎麼那麼沒良心呀!」類似的道德譴責在劇中不時出現,但那些老師們早已麻木不仁、泯滅人性了。

 

再來說說今年無緣在台北看到的《蔣公的面子》(編劇:溫方伊)。校長請學校的老師吃年夜飯,這個飯局要不要去?該不該去?再加上這位校長倘若同時又是抗戰時期的國民革命軍委員長的話呢?去或不去?理由又是什麼?就這麼一個看似簡單、卻絕不簡單的飯局,可是使得劇中的三位主要人物(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夏小山、時任道、卞從周),為了這個問題,從1940年代爭吵到1960年代,確切地說,是從1943年躲避戰禍將中央大學從南京後遷到陪都重慶,經過二十多年,三人又在1967年的南京,因文革被批鬥,故而重逢,但三人對於二十多年前的那場飯局邀約及赴宴與否,卻所憶非同,爭論不休。

 

在這一系列的爭辯之中,其實也就是這齣戲的主體架構,可以看到三人所持的理由與立場,各有堂而皇之的考量。尤其明顯的是,左傾反蔣的時任道,和右傾擁蔣的卞從周,兩人的辯駁針鋒相對,甚至於氣急敗壞,幾乎大打出手,幸虧中間還夾著一個只想吃,不想碰政治,置身事外,隔山觀火,不想沾腥的夏小山;因此,可以強烈感受到三人之間的戲劇衝突,從中並體現出若干關於知識份子的原則問題,這裡頭牽涉到的是風骨、立場、氣節、自尊與哀愁,也描寫了讀書人的臭脾氣,幾乎都濃縮且具現在這三個人物身上。

 

倘若更進一步分別地來考察三人的考量,就會發現這其實是三種知識份子的典型。進步激進的時任道,全然的西化派,支持學生運動,承襲五四精神,主張民主、自由、科學,但卻愛套理論,偏執,假清高,頗有心機,明明愛書如命,但是卻想藉助蔣介石的強大力量,將他因戰亂而滯留在桂林的九箱重要典籍運到重慶。他所採取的計謀竟是:早就請託另一位樓之初教授幫忙向蔣介石說項運書(這兩位人物,自始至終,都未在劇本中出場),然而樓之初卻因家中老母病重,返回成都老家去了;由於知道樓之初絕無可能赴蔣飯局,時任道轉而和卞從周打賭樓之初不會出席赴宴,並言明倘若卞從周賭輸,就要替時任道向蔣介石開口,協助運書。由此可見時任道心機之重,怪不得卞從周會對他說:「既然您以為與獨裁者同桌吃飯為恥,那為什麼就要我去呢?您是為了突出您的清高嗎?還是用您的清高來鄙夷我的諂媚?……我去不去是我的自由不是嗎?這次我不想去,我也想清高一次。」說這話的時候,其實卞從周還不知道時任道的詭計,但是已經將時任道的假面具,揭開一半了。

 

到了劇本後面,我們才知道時任道有妻有兒,但生活卻是十分清苦;教書所得,差不多都花在買書藏書之上,只是這些書全困在桂林,而且即將被視書如糞土的族中晚輩賤價變賣,對嗜書如命的時任道而言,當然是迫在眉睫。生活的清苦窘迫,甚至逼使時太太平時不得不向卞太太借錢應急,而且只能暫時做些伊府麵送卞太太,還點人情。對好面子的時任道來說,這真是情何以堪!在劇本中,不僅可以看到時任道的高談闊論與心機算計,也看到他愛護學生有加;但同時也看到精神貴族的背後,竟是物質乞丐。編劇溫方伊讓原本因為面子問題,還在糾結爭論要不要去赴蔣介石的飯局,到最後筆鋒一轉,卻還是得靠時太太的伊府麵,才能稍微保留住人情世故或時任道的一點面子。我個人認為不只是時任道這個人物描寫得好,連「面」與「麵」的同音異字雙關諷刺都佈局得很好,可以說是一體兩「面」。

 

夏小山則比較像先秦諸子中的名家,好辯而務虛,說什麼「蔣院長請客就去,但蔣校長請客便不去」,明明就想赴宴品嘗金華火腿燒豆腐,可又因為先前對學生說大話,不承認蔣校長,於是搞到自己既想赴宴,卻又怕丟臉,嘴上還在彆扭地堅持著矛盾的原則。至於卞從周,主要就是塑造成時任道的對立面,右傾擁蔣,務實說客,反對學生運動,認為政治需要文人,這種人物多半就是被貼上「御用文人」的形象標籤。

 

這三個人物都是中文系的教授,因此三人就像是群口相聲般,語言半文半白,甚至引經據典,只可惜是用來互揭瘡疤,裝腔作勢,彼此之間言刀詞劍,言語交鋒,「殺」到最後,個個遍體鱗傷,筋疲力盡,顏面盡失,可笑也可悲。編劇溫方伊一路寫來,幾乎是對知識份子的處境與心境,完全不留情面的,戳中了中國文化精神靈魂的某些痛點,無怪乎被譽為「神劇」,這點我是非常認同的。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這兩個劇本都具有高度的諷刺意義,戳中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經,揭穿了許多人的道德假面;就作品的普遍性意義而言,都很深刻地處理了人的存在困境,這兩個局都令劇中人進退維谷,當人物在做兩難困境抉擇的時刻,就可以看到他╱她的思考基準與作為刻度,而那些時刻就是人性的試金石,就是道德的量度計。

台長: 于善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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