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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文學相對論】詹宏志VS.楊澤(四之四)老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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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文學相對論】詹宏志VS.楊澤(四之四)老台北

 

2018/03/26 聯合報 詹宏志、楊澤

 

本文來源       https://reader.udn.com/reader/story/7049/3048368

 

 

 

台北並不友善

 

楊澤:

 

從去年第一回相對論,談「小鎮來的少年」,到此刻第八回,談「老台北」,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你我都是過了花甲之人,你鬥志依然高昂,上個月人在倫敦,這禮拜親征撒哈拉,我忝為往日室友,相對宅得很(《聯副》朋友莫笑我);但不管如何,我們這兩枚小鎮少年,一個不提防,如今忽忽都是不打折扣的「老台北」了。

 

緩了兩秒,且慢,我之為「老台北」的自我認定,卻有那麼幾分不確定起來。看在正港「老台北」眼中,是否有自作多情之嫌?倘不得不找人認證,又得找誰,找哪個「有關單位」?我在紐約多年,未遇過任何「老紐約」,不提傳言中的「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最早白人移民,荷蘭人後裔),酒吧裡,趴梯上,大家夥都是各有來頭的「紐約客」!上禮拜我拿「誰是老東京」這事特別問過新井一二三,她回我,走過明治維新、關東大地震,還有東京大轟炸,「老江戶」純屬傳說,「老東京」所剩無幾。但老台北呢?

 

世界都會中,台北是「新人」無疑,但塔塔悠社後裔或難考,大稻埕萬華老住民聚落仍完整,作為在地老台北的資格殆無疑義。至於那些戰後第一波遷來,五湖四海的外省人及其第二或第三代(明裡暗裡台北都是「矮騾子」之城,這事楊導早有高度自覺,最後《一一》幾近點破,吳念真所飾本省人角色,之於他那三名哈啦成性的外省同事,極耐人尋味),即使不以資格,而以資歷論,也強過你我這種後來的「外縣市」吧!

 

寫到這,不免回想起初來乍到的漫漫「不適應期」,台北並不友善,尤其對我這南部小子,即便天空也總灰濛濛陰晴不定。來到這世紀,台北都會性格益增,台北人相形又更冷漠了,外縣市來人大抵卜居都會外圍一橋之隔的衛星城(中永和,三重新莊板橋;紐約俚語有所謂bridge and tunnel,含輕邈意),眾人為求自保,日子久了也就「入鄉隨俗」地冷淡起來,台北今天有天龍國罵名,只是剛好而已。

 

理智性強,計算心重,厭倦享受,人情淡漠,這些是社會學家(齊美爾)早已提出的都會人特點。而人既是環境的產物,在台北之外的「非天龍人」眼裡,你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止,我們之不能不算是,合該是,某種「老台北」,其理甚明矣!

 

天龍本無國,庸人自擾之

 

詹宏志:

 

唉,楊澤,文青即使老了,也還是容易想太多。你我在台北居停遊蕩都超過三、四十年,你還要自我懷疑算不算「老台北」;想想看,我們都曾經短暫客居的紐約,很多人不是住幾年就覺得自己是「紐約客」了嗎?這「客」字可沒在客氣,直接寫成er,一點沒有寄人籬下的客寓悲情,反而有鳩占鵲巢的良好自我感覺。

 

在我想,這種「紐約客感」似乎不是從年分來的,而是來自於包容性與混合感,因為鮮少真正的紐約人,大家都是天涯淪落人,既然紐約不排斥任何人,我們就都是紐約的一分子。

 

你看,楊澤,天龍本無國,庸人自擾之;原生天龍人也不多,我們這些在台北待過人生半數時光的漂流者,原來都另有家鄉,你來自嘉義,我來自草屯,我們在第一階段城鄉大遷徙時代糊里糊塗來到台北,儘管中間有另外的漂流歲月,最終落腳台北,再也回不去了。

 

我並不常想到自己是台北人,反倒常常向別人解釋自己的鄉鎮出身。但出身不如安身,台北可從來沒有排斥我這個農村來的小愣子,沒把我當成盲流,沒把我當成低端人口,它給我求知機會,讓我結交各地聰慧多聞朋友(這也包括你在內,楊澤);它給我工作機會,提供各色各樣跌跌撞撞的舞台(包括各種我不曾想像的奇緣與奇遇);它也給我生活安慰,我在其間娶妻生子,酬酢親友,尋書覓食,飲茶咖啡,高談闊論,集會遊行,悲歡交集,不知老之將至。

 

並不是我想成為台北人,而是台北以它的溫柔與殘酷把我變成台北人。台北人有時是不得已或不經意的,但卻是真實而有溫度的。你看白先勇的《台北人》裡可一個台北人都沒有,只因無處覓鄉關,不得不陷入一個叫台北的泥沼;但我們不同,我們沒有上海百樂門的輝煌回憶,我們的台北是林強「向前行」的台北,聽講啥咪好康的攏在那。

 

楊澤,我們從小鎮來到台北,雖有不適應期,仍然溫柔地陷落在台北,如今我們已經是台北的一部分,我甚至不小心會說台北人另有家鄉,這句話乞丐趕廟公,我把真正老台北排除在台北人之外了。

 

關鍵字:漂流

 

楊澤:

 

洪致(編按,洪致為詹宏志早期筆名),我來說個小故事。

 

九〇年回台前,我在歐洲晃了個把月,從紐約飛巴黎,落地一禮拜後,坐東方特快車去布達佩斯訪友,回巴黎後又坐船渡海去倫敦,再從倫敦返國。特快車果然長得和電影拍的一個樣,有包廂,有長長走道,去程挺好,回程走道上卻擠滿人,一票難求,不少美國背包客不拘小節乾脆就坐在行李上。快到維也納前一刻鐘,列車意外在小站停下來,幾個邊界巡警帶狗上車,往走道盡頭的廁所直奔而去,吠聲狺狺,車上眾人目睹了件不思議的事,從廁所天花板上,一個個,高頭大馬的南斯拉夫年輕人被拉了下來,加總竟有八名之多。

 

此事雖小,只是柏林圍牆倒塌後,東歐難民潮一例,我印象挺深刻。兩千年我難得有維也納之行,上美術館,坐老咖啡館之外,也去看了有名的《黑獄亡魂》。這是部四九年拍的英國電影,好玩的,卻也是公認的「維也納電影」,就像《真善美》是「薩爾斯堡電影」,《迷魂記》是「舊金山電影」般。離開電影院,走在空蕩大街上,瞬間想起十年前快車上的事,我忽然領悟到:維也納不復往日,眼前老市區之所以這般沉悶無生氣,怕其來有自。上禮拜,我說起張耀的咖啡書,張在書中逕以維也納和巴黎為歐洲文化雙峰,他沒說錯,但一戰奧匈帝國垮台,奧地利頓成小國,及至二戰結束,移民、難民不來,維也納的文明老早褪色多時。

 

洪致,你在上面提到一個談都會文化不能少的關鍵字,「漂流」。日本時代以降,台灣文學史上其實有一由東京摩登、上海摩登,和台北摩登所構成的著名三角,經過幾十年醞釀期,這三角竟奇妙的在戰後台北西門町緊緊握手了!很快發展成五、六〇年代現代派文藝輝煌一時的「西門町摩登」(明星咖啡屋是也),而這也正是你我及同代人文青身世的大背景啊,所謂摩登,原來由漂流構成,巴黎、維也納如此,東京、上海、台北啊又何嘗不然。

 

多年前,洪致,我聽過你的「三民主義」新解,所謂「三民」原來是:原住民,移民,加難民。不知此說是否純屬你個人發明,但我不開玩笑,它至少值得一個諾貝爾。改革開放後,中國民間有「北漂」說法,我笑說,從最早《海角七號》電影第一句話「我操你媽的台北!」到去年描繪台灣民間底層的《大佛普拉斯》之所以異軍突起,台派青年的「南漂」已成事實。

 

殖民、移民與難民

詹宏志:

 

我的確有一個「三民主義」的發明,那是在某次演講有感而發的,我說的是「殖民、移民與難民」,今天的台灣其實是由這三者所構成,但裡頭沒包括原住民,因為原住民是這個三民主義的受害者,所謂「你們的篳路藍縷,我們的顛沛流離」,在原住民面前,三民都是有罪之人。

 

但,楊澤,替原住民討公道,不是今日的話題,咱們改日再談。今天應該面對的題目,是你有趣的提醒,摩登與漂流密不可分。你提到台北摩登底層的東京摩登與上海摩登,我還想加上一個對照組:香港摩登。

 

長久以來,香港一直是我最感興趣的城市;八〇年代初我第一次來到香港,目睹她現代化的豐富與對比,也感嘆她半唐番的「富麗怪奇」,真可說是doth suffer a sea-change, into something rich and strange,她的百年海變不正是漂流而來?港人北漂是九七年之後的事,北漂之前其實是百年涓滴不息的避秦南流,楊澤,你對沒落維也納的領悟是犀利的,移民、難民是一地奮進力量的來源,當年湯恩比就說過了;如果你不是難民的目標,你一定不是什麼樣的理想之地;我們在紐約市看到那麼多元的人口組成(全世界逃離家鄉的人都來了),很難不感受到某種啟發。

 

你我是四十多年前北漂的南部子弟,正因為一無所有,奮力不回頭也就是生命基調之一;我偶然也有南返或東移的念頭,但想也只是想,根部卻一直往深處伸去。

 

我現在有比較進取的態度,我承認自己已是台北人,也自認是台北的一道風景,我竭力設法讓台北因我們的存在而變得有趣。任何朋友從遠方來,我總想用力推銷「我城」,帶他們逛菜市場、坐咖啡店,去一下書店博物館,最後如果做得到,我也願意在家認真請客,讓他們相信,這真是世界最好的城市與最友善的人民。

 

倒過來說,我們朋友當中,有人南漂,有人東移,他們努力在他們的舊家鄉或新家鄉創造一方可愛角落,這也是使每個地方變得美好的方法,台北到底不必是唯一的選擇。

 

我城台北

 

楊澤:

 

洪致,我喜歡「我城台北」的說法。避免讀者誤會,我看重的,其實並非老台北的資格或資歷認定,而是那大可歸入現當代台北地方誌名下的,一番林林總總的身世來歷或歷史感。說穿了,「老台北」也就是長期閱讀台北這本大書的小讀者升級而成的老讀者吧,而閱讀「我城台北」正是閱讀自己,閱讀「我們」的一個進路。不過說真的,台北的風土,台北的人情,台北的世故,固然只有老台北才說得正港,置身其中的人只要樂意,誰都可以拿來讀讀,而書上也不一定要印有「Love it or leave it」這類尖銳字眼。

 

洪致,你知道我曾編有《台北山水詩選》一小冊,兩百頁上下篇幅,新舊詩兼收,開卷正是三百年前郁永河來北投採硫所作。台北乃是得天獨厚的所在,北有陽明山國家公園,南有福山植物園,還有新店溪、淡水河、基隆河蜿蜒其間,放眼各國這樣的山水城市著實不多。可惜江山雖美,卻被「我們」,不說糟蹋,給狠狠辜負了!就我所見,盛傳櫻花之外,陽明山四季都有勝景,比如陽金公路上,伸手不見五指的霧夜奇觀,就一直未見有人寫過或拍過。

 

現代城市可分賺錢、居住、觀光三大類型,台北重心仍是賺錢的城市,未臻居住,遑論觀光(去年底才有所謂「宜居永續自治條例」通過)。我九〇年回台,正是解嚴後台北文壇知識界風起雲湧的時節,稍早我的學長,大稻埕出身的小說家郭松棻有天說,楊澤你知道嗎,台北現有人想搞出一個「台北學派」的,他點了唐文標等人的名,因人在海外,言下不勝嚮往。唐文標,人稱「大俠」,出身香港,保釣運動參與者,因緣湊巧最後定居台北,意外變成台北人,曾隻手發動現代詩論戰,也是鄉土文學論戰的旗手。時移世轉,唐文標走了,我的學長也走了,台北發了,台北起來了,台北又不怎麼了,「台北學派」遲遲沒有下文。

 

台北是個年輕城市,倘從淡水開埠算起也不過百五十年光景,以歷史經驗值論,恐怕還在「徬徨少年時」,仍不斷在轉大人與出社會之間作盤整,尋求轉型中。我不瞭,當初唐文標等人是如何模擬,想像他們的「台北學派」的,但我一直嚮往,有那麼一種不貴今賤古,不排外的「古今台外」史觀,也許多少可充為未來「台北學派」的基礎。洪致,我之所以不揣簡陋,在這幾回相對論最前便草率提出,以侯導、楊導電影作為「我城台北」前現代╱現代經驗座標軸的一番論述,原因在此。

 

城市使用指南

 

詹宏志:

 

說得極是,楊澤,「書寫我城」的確是建構台北經驗的重要工作,也不一定限於文字,楊德昌的《青梅竹馬》英文名字不就叫作Taipei Story嗎?文字當然層疊累積更為雄厚,歡喜的、悲傷的、奮進的、幻滅的,都是台北經驗的一部分,你可以說陳映真的《夜行貨車》或《華盛頓大樓》是這個城市的一個畫像,你也可以說舒國治的台北浪遊是台北的素描,新一代作家謝海盟的《舒蘭河上》自然也可以看成這個積累的一部分。

 

台北既然是我城,就值得我們為她考據、描繪、論述、記憶、爭吵與建設;當我們一切世界觀與創作內容都有某種共同「底色」的時候,「台北學派」(或者你的「薔薇學派」)也就自然成型,不必口口聲聲叫著台北的名字了。

 

但叫著名字又何嘗不好?八〇年代初我在紐約時,曾拿了一份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課程目錄,發現它有一系列社會教育課程是關於「紐約學」的,內容十分豐富有趣,有課程是看十部以紐約為背景的電影並討論,有課程是造訪各個百老匯與外百老匯劇院的後台,有課程是吃遍中國城餐廳並參觀廚房,這些課程太有趣了,直到今日我還很難忘懷。任何一個值得投資感情的城市都可以發展這樣的課程,台北當然是這樣一個城市。

 

你記得八〇年代我曾寫過一本小書叫《城市人》嗎?那其實是一本「城市使用指南」,這個城市不是東京、不是上海,而是台北本身;你看得出我也曾試著想為台北生活辯護,都市生活不是田園生活(理想生活)的反面,都市生活就是安身立命之地,都市生活可以是理想所寄。

 

的確,楊澤,相較於其他千年古城,台北還年輕,她還在轉大人,所以變化多端,有時候變化的速度與方向也未必如我們所願;也正因為她的心思難測,才帶給我們無數的焦慮與驚奇,我願意參與她的成長與變化,像看著自己孩子成長似的,我知道我很難左右她最後發展的模樣,但我願意接受她的一切,優點與缺點……(全文完)

 

 

 

台長: 一個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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