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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遺產稅讓富人“沒法活”>   

遺產稅問題已發展到這種地步：美國國會正在激勵死亡﹐儘管純屬無意。

去年年底美國參議院允許取消遺產稅﹐這項決定鼓勵瀕臨死亡的富人堅持活到今年1月1日﹐這樣他們就能讓自己的繼承人免繳稅率高達45%的重稅。

現在情勢已經逆轉：如果國會不快點修改法律──許多專家都認為國會不會這樣做──2011年﹐遺產稅就會捲土重來。

不僅遺產稅的最高稅率將躍升至55%﹐而且免征額也將從2009年的每人350萬美元降至2011年的每人僅100萬美元﹐受其潛在影響的納稅人是現在的8倍之多。

數學計算的結果很駭人：對於一筆500萬美元的遺產而言﹐要是死亡時間在2011年1月1日凌晨0點之後1分鐘﹐而沒能提前2分鐘死亡﹐就要多交二百多萬美元的遺產稅﹔對於一筆1,500萬美元的遺產而言﹐則要多交約800萬美元的遺產稅。

當然﹐只要國會提高遺產稅稅率﹐就會產生“死亡激勵”。但幾十年來都未發生這種情況﹔據非營利組織“稅務分析師”（Tax Analysts）的稅收史學家約瑟夫•桑代克（Joseph Thorndike）稱﹐自從1942年以來﹐遺產稅的最高稅率一直保持穩定或下降。實際上﹐遺產稅稅率從0躍升至55%將是“我們經歷過的最大的主要稅種稅率增幅”﹐桑代克說。

這種可能性給有錢的老年人──以及他們的繼承人──提出了一份怪異的選擇清單。遺產規劃從來就不是令人愉快的事﹐但現在它簡直變得恐怖﹐至少對於不願繳稅的人來說是如此。

“你不知道該自殺﹐還是該繼續生活和工作”﹐尤金•蘇庫普（Eugene Sukup）說。這位對遺產稅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也是Sukup Manufacturing的創建者﹐這家公司是一家位於愛荷華州謝菲爾德（Sheffield）的米箱生產商﹐雇有450名員工。蘇庫普在沙塵暴橫行的年代出生於內布拉斯加州﹐今年81歲﹐他是美國國民警衛隊的退伍軍人﹐高中學歷。他在1963年投資15,000美元創辦了自己的企業﹐如今這家企業擁有70多項專利。他說﹐他今年的遺產稅是0﹐但如果他明年死去﹐遺產稅就會超過1,500萬美元。

稅務顧問稱﹐遺產稅難題對於繼承人來說尤其棘手。“至少在2009年12月﹐人們仍希望讓他們的親人活著”﹐位於華盛頓地區的McGuire Woods律師事務所的遺產稅律師羅納德•奧卡特（Ronald Aucutt）說。現在﹐他和其他人擔心﹐繼承人可能試圖在今年12月31日“拔下插頭”。經濟學家可能將奪去生命以換取稅收優惠的行為稱為“反常激勵”﹐但地區檢察官可能會稱其為殺人。

想要應對這種離奇情況的納稅人需要瞭解它的由來。這要追溯到2001年﹐當時國會將遺產稅稅率從55%削減至45%﹐並在10年中逐漸提高免征額。遺產稅免征額從2001年的每人675,000美元升至2009年的每人350萬美元。

拜見草率且不透明的立法過程所賜﹐在此之後﹐遺產稅法規變得極端化：遺產稅在2010年消失無蹤﹐但按照計劃卻要在2011年恢復徵收﹐而且在免征額變為100萬美元的同時﹐最高稅率卻升至55%。

幾乎沒有華盛頓內部人士預期國會會允許在明年如此大動作地復征遺產稅。那麼為什麼國會有9年可以行動﹐卻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根據政治常識﹐由於擔心激怒選民﹐在選舉年不會對遺產稅法規進行修改﹐而卡特里娜颶風攪黃了2005年的修改機會。去年年底﹐眾議院通過了延長2009年遺產稅法規有效期的議案﹐但此項議案卻被參議院擱置。

使這一問題更加嚴重的是﹐立法者並未如許多人預料的那樣﹐在今年年初討論出解決辦法。將2009年遺產稅法規的追溯力延伸至2010年年初本來能讓遺產稅法規無縫過渡﹐並解決納稅人現在面臨的問題。但是﹐在整個一年中遺產稅問題都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

參議員分為三派﹐分別支持三種可能的解決方案：有些人讚同布什政府執政之前55%的稅率﹐有些人支持35%的稅率（以及更高的免征額）﹐第三派讚同維持原來45%的稅率。

許多華盛頓內部人士預計﹐由於國會要做的事情太多﹐秋季選舉在即﹐再加上2010年只剩下不到40個工作日﹐國會今年不會有所行動。今年至少有一項幾近敲定的議案在參議院未獲通過。

在11月的選舉過後﹐國會面臨的行動壓力將可能增加﹐預計屆時國會將處理其他許多即將到期的布什政府時期的稅收減免措施﹐包括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稅率優惠。

同時﹐活著的人和他們的親人還面臨著一個帶有未知變量的複雜算式。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尚未發佈解釋當前遺產稅法規的指南﹐沒有人知道國會是否會在議員討論遺產稅時將追溯因素考慮在內。

“不僅未來不確定﹐過去也不確定。我們不知道法律會怎樣規定”﹐奧卡特說。

根據無黨派機構“稅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的估計﹐2010年迄今去世的納稅人中﹐有25,000人的遺產受到目前法律的影響。這些人中至少包括兩名億萬富翁：房地產大亨沃爾特•肖恩斯坦（Walter Shorenstein）和能源巨頭丹•鄧肯（Dan Duncan）。

另一個未知因素是──假如立法者有所行動──遺產稅法規變動是否可追溯至2010年年初﹐以及這種追溯是否是強制性的。專家稱﹐純追溯性法規有效期延長可能是符合憲法的﹐但他們懷疑在這麼晚的日期修改法規是否可行。

“在去世的人中有許多大富翁﹐他們的遺產足以擁有質疑追溯徵稅的影響力﹐這會使該問題在法院中淹滯數年”﹐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稅法教授邁克爾•格雷茨（Michael Graetz）說。

不論結果如何﹐由於美國的巨額債務和赤字﹐幾乎沒有人認為零稅制會維持很長時間。“我不認為國會能在不損傷任何一方利益的情況下解決這個問題”﹐位於華盛頓的Caplin & Drysdale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貝絲•考夫曼（Beth Kaufman）說。

遺產規劃師和醫生警告人們提防基於金錢考慮作出的生死抉擇。然而﹐許多人仍然無視這一告誡。在休斯敦一家醫院的慢性病呼吸機治療病房工作了20年的肺科醫生羅伯特•蒂格（Robert Teague）發現﹐人們在臨終決定中經常會考慮金錢因素。“在每次我接診的病例中﹐都有約10%的人會考慮金錢因素”﹐他說。

掙扎求生

2009年﹐不少垂死的人懷著給他們的繼承人留下更多資產的希望﹐掙扎著活到了2010年。克拉拉•勞布（Clara Laub）是一位寡婦﹐她曾幫助她的丈夫在加利福尼亞州弗雷斯諾市（Fresno）建起一座葡萄園﹐開始時這座葡萄園的面積只有20英畝﹐如今它的面積已超過900英畝﹐價值數百萬美元。2009年10月﹐她被診斷為晚期癌症。她的女兒黛比•雅各布森（Debbie Jacobsen）幫她經營這座葡萄園﹐她說﹐她的母親掙扎著活過12月﹐在新年的早上去世。“她讓我兒子承諾每天告訴她當天的日期和時間﹐儘管我們不願意這樣做﹐”雅各布森說。

據一位律師說﹐在紐約﹐即將消失的遺產稅引發了嚴重的家庭沖突。2009年年底﹐一位富有的長者正處於彌留之際﹐顯然﹐如果他在2010年去世﹐那麼根據遺囑條款﹐他的子女將分得更多遺產﹐而如果他在2009年去世﹐他的妻子（她不是孩子的母親）將會得益。於是他的妻子簽署了“放棄搶救書”﹐而他的子女反對這樣做。這位長者在2010年到來之後數日才去世﹐但鑒於法律上的不確定性﹐他的遺產就像勞布的遺產一樣﹐仍然沒有進行分割。

已有35年遺產稅法執業經驗的奧卡特預計﹐鑒於2010年和2011年的巨大稅率差異﹐到今年年底將會出現“真正觸目驚心”的案例。

稅務顧問稱﹐在不知道遺產稅現在、過去和未來的情況時﹐很難提供廣泛適用的建議﹐因為在某個版本的法律下有效的方法可能會在其他版本的法律下產生事與願違的後果。

稅務顧問稱﹐不管發生什麼情況﹐可能受到影響的人都應該仔細閱讀他們的授權委托文件。根據去年的法律﹐在去世之前進行大額贈與有時是明智之舉﹐這取決於所居住的州。而在今年﹐這樣做卻可能是拙劣之舉。

稅務顧問還建議人們注意醫療委托書。由誰來做決定？以什麼因素為決定依據？弗吉尼亞州麥克萊恩（McLean）的一位律師安妮•L•斯通（Anne L. Stone）有一位年長的女性客戶﹐這位客戶最近吩咐她在健康委托書中寫入一項條款﹐要求她的子女在做出臨終決定時將遺產稅考慮在內。

對於那些急於減輕繼承人的稅收負擔﹐以至於考慮結束自己生命的納稅人而言﹐他們的選擇是什麼呢？美國的三個州──俄勒岡州、華盛頓州和蒙大拿州──允許醫生協助病人自殺。俄勒岡州的法律於1997年生效﹐華盛頓州在2009年通過了類似的法律。蒙大拿州的最高法院最近裁定﹐該州憲法中沒有條文禁止醫生協助病人自殺﹐但選民們尚未明確授予醫生此項權力。

“自殺之旅”

然而﹐美國的許多州仍然用繁雜的居住地和證明文件要求強力阻止所謂的“自殺之旅”。

類似地﹐有些國家﹐例如瑞士和荷蘭﹐長期以來一直允許醫師協助病人自殺。但是﹐只有瑞士將此項規定惠及外國人。

同時﹐醫生和臨終關懷專家稱﹐將病危的病人移至實行所謂協助自殺法律的地方通常是個壞主意﹐因為在這種本已很困難的時刻﹐這樣做會增加壓力。“許多人都在考慮[遺產稅]﹐但事實是﹐自殺不是終結生命的正常方式”﹐美國臨終關懷與姑息療法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Hospice and Palliative Medicine）副總裁波特•斯托里（Porter Storey）說。

即使對於今年78歲﹐住在丹佛（Denver）區的阿特•尼克爾（Art Nickel）這樣相對健康的納稅人而言﹐法律的不確定性也會造成壓力。他在IBM公司當了35年的系統工程師﹐在此期間﹐他積攢了一大筆低成本股票。和蘇庫普一樣﹐他白手起家﹐靠自己的努力不斷進步﹐考入了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後來進入空軍服役。

“我打算活下去”﹐尼克爾說。“但在國會理清這個問題之前﹐我不知道該如何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