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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態與 新心態專欄焦建國2004年，美國人羅傑·麥克納米出版一本題為《新常態——大風險時代的無限可能》的書，作者是個戰略投資傢，這本書主要講轉型。作者認為20世紀40—60年代，人們能預知未來、設計未來，運氣好的，小投資可以賺一筆大盈利；到瞭20世紀70—90年代，人們更認為完全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但現在變瞭，進入瞭一個無法預知的“新常態”，什麼事情都難以預料，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新常態”一出籠即成為熱門詞匯，很多領域言必稱“新常態”。2009年，美國太平洋(601099,股吧)投資管理公司總裁埃裡安（Mohamed El－Erian）使用“新常態”這個詞描述2008年危機之後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自此“新常態”在經濟領域流行開來，近兩年中國經濟界也使用得越來越頻繁。日前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說，要增強信心，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習近平明確“新常態”的提法是一個重要的信息，透露出決策層對中國經濟增長階段的基本判斷和未來一段時間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態度。那麼，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客觀地說就一條，即持續30多年的超常增長進入中低速增長，即經濟增長換擋期，尋找經濟增長新動力(310328,基金吧)。進一步分析，“新常態”是一個調整期，這個調整期有多長，三年、五年還是八年？不清楚，但肯定需要一段時間。其次，“新常態”是一個有很大不確定性的狀態，充滿風險。搞對瞭，一片光明；搞錯瞭，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對此，政策制定者、企業和市場都應該轉變認識，以“新心態”面對“新常態”。“新心態”首先是“平常心”，平常心乃是一個客觀態度。經濟發展有它自身的規律，總是在不斷波動中實現的，有短周期、中周期和長周期。我們已經實現瞭30多年的高速增長奇跡，即將由低收入階段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客觀上進入瞭調整期。理論和經驗都表明，低收入國傢擺脫“貧困陷阱”、由低收入均衡進入快速增長“比較容易”，如果能夠施行合理的制度和政策，實現經濟崛起、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不是很困難的事；但是，中等收入國傢實現經濟第二次增長，難度要大得多，需要更苛刻、更“標準的”制度條件。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就表明這是一個普遍的而不是個別的現象。這是客觀的，不能硬來，不能搞“大躍進”，我們有過深刻的教訓。“新心態”的另一方面是“增強信心”。首先，中國經濟還有巨大的潛力和空間，就是城鎮化。目前城鎮化率剛剛超過50%，其中還有至少15%的部分是“半拉子”城鎮化，按照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達到75%的話還需要30年左右的時間，這就是我們發展的巨大潛力。其次，要對市場有信心。盡管市場也存在失靈，但迄今為止，人類社會還沒有發現比市場更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我們已經取得的30多年的高速增長，根本動力就在於資源配置方式的轉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按著“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目標，這個轉軌還遠沒有完成，市場的活力還沒有充分釋放出來。“新常態”充滿不確定性和風險，集中表現為面臨“中等收入陷阱”。有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幾十個國傢先後進入瞭工業化進程，但是最終真正進入高收入社會的隻有13個經濟體，大部分都落入瞭不同類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即使進入高收入國傢，當人均GDP達到1.1萬國際元以後就出現瞭回落。中國的人均GDP，用購買力評價計算現在正進入1.1萬國際元的門檻，經驗上看這是一個風險很大的關鍵時期。第二是我們經濟本身的諸多問題。多年來經濟增長是靠拼資源、拼低勞動力成本的粗放式增長，2008年以後又大劑量地實施經濟刺激政策，目前面對的是短期和長期交織、錯綜復雜的多重任務。比如，如何防范和化解財政金融風險，企業能否適應較低的增長速度環境，中小企業如何創新，如何開放市場、放寬準入門檻，如何降低融資成本，怎樣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如何使中等收入群體快速成長等等。適應“新常態”，最重要的是尊重經濟規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既然是常態，既然是適應，就不能經濟稍有波動，政府就出手托市，企業就喊救助。市場和企業都要練內功，提高競爭能力和生存能力。第二是加大行政體制改革力度，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行政管制放開瞭，市場活力自然就釋放出來瞭。第三是加快創新步伐。宏觀層面，制定國傢創新戰略，包括體制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社會治理創新、企業創新等，真正形成全民創新的氛圍；微觀層面，鼓勵支持企業創新，全方位地提高經濟的技術創新能力。心態非常重要，面對“新常態”的“新心態”，就是要把眼光放遠一些，有宏觀調控的戰略定力，有改革的歷史擔當，在“新常態”這個過渡期，找到新的均衡點，為經濟轉型和長期穩定發展創造基礎條件。（編輯：張掖）
新聞來源http://news.hexun.com/2014-05-23/1650636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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